１１月６日，《中国文库》（第三辑）新闻发布会现场。

从左至右依次：聂震宁、宋木文、于友先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２０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认识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２０世纪是一个激烈动荡、急剧变化的世纪。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灾难深重。但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并未因此停止思考与奋争，恰恰相反，这一时期反倒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术和文化创新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与科学滥觞，西学东渐时起彼伏，马列主义气势如虹，东西方文明交融而激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而又承继。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艺术家，许多现代学科在这个时期发轫奠基进而发扬光大。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我们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但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纵观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成就硕果累累，文化精品蔚为大观。对刚刚过去的２０世纪文化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并为新世纪中国读书界提供一套比较完备的２０世纪书目集成，是学术界、出版界的责任和义务，是出版界一项跨世纪出版工程。

１１月６日，中国出版集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国文库》第三辑出版”的新闻发布会，１００种图书展现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每个人在此驻足，心潮澎湃，曾经的忧虑、担心、争论，此刻都化成了信心与欣慰，以及继续前行的动力。作为中国出版集团的总裁、《中国文库》的策划者之一，聂震宁松了一口气：“《中国文库》的出版，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仅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难以完成的。为此，我们在运作过程中，十分注重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集团公司成员单位参与的积极性；一是集团外兄弟单位加盟的积极性。”

关键词：争论

尽管《中国文库》的创意已经成为了一次成功的出版实践，但与任何一件大工程一样，起步之时非常艰难。

“刚开始，集团领导把整合出版资源做《中国文库》的想法跟我们交流时，作为成员单位，我们并不感到兴奋，而是觉得很困难。”当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感慨万端地回忆起《文库》选题立项的情景时，他怎么也想不到《中国文库》会有现在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

“在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集团成员单位的领导都争论得很厉害。”从《中国文库》选题策划开始就全程参与其中的中国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宋焕起至今对那一幕还记忆犹新，“当时大家都担心，如果要收选２０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文化及知识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其中很多是几十年都没有出过的绝版书，那么是否有出版价值？《文库》只是收集旧作，似乎与创意无关，而真正对这些书感兴趣的人都是已经有书的人，收进《文库》是不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出版？能不能卖出去？成员单位关系怎么协调？是否会损害出版社的利益？”

大家的反应正如杨德炎形容的：“都不积极。”

在选题立项时就遭到了成员单位的一致反对，早在出版集团领导的意料之中。“为找到让大家都觉得满意的方法，我们讨论研究了很久。”宋焕起说。

首先是《中国文库》的出版价值问题。在中国出版文化工程中，各出版社几乎都集中于古籍整理，而对２０世纪以来优秀著作和译著的全面整理还没有代表性的《文库》，《中国文库》继承古籍整理的传统，也填补了近代文化整理的空白。而中国出版集团在做此选题时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拥有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他们与２０世纪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相伴而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则成为爱国民主进步的旗帜，集团公司还拥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东方出版中心、现代教育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现代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等一批卓具声誉的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联系着一大批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作者队伍，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大量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资源丰厚，得天独厚，基础扎实，理应承担起这项跨世纪出版工程。

用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的话来说，“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身上”。况且２０世纪很多优秀的经典都尘封在各出版社的样书库里，成为了图书市场的绝版书，读者的期待热情应该很高。

其次是成员单位利益的协调问题。宋焕起举了一个例子：“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很多经典的文学书，就拿《围城》来说，属于是长销书，如果收进《文库》的话，是否会影响出版社单本书的销售？其实不会，这跟读者的购买心理有关。”《中国文库》是不单卖的，如果有读者想单买《围城》这本书，他肯定不会买《文库》里的《围城》，而会去买出版社的单行本。这是读者通常的购买心理。而且为了更加保障出版社的利益，《中国文库》发行定在５０００套，这样对出版社单行本的发行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定价也跟出版社单行本的价格相当。尽管是同样的内容，但由于形态变了，读者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只要收进《中国文库》的书，中国出版集团都要支付８％左右的版税。

“中国出版集团种种倾向于出版社的利好政策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宋焕起说第一次编委会的争论至今再也没有发生了，现在更多集团成员单位担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收进《中国文库》。

关键词：大文化观和开放观

中国出版集团外出版单位的加盟从《中国文库》第一辑的２家到第二辑的１３家到第三辑的２３家。

在总结２０世纪以来的经典图书资源方面，《中国文库》没有满足于集团成员单位经典的汇集和出版，而是立足“大中华文化”和“开放观”，即２１世纪当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力图体现出崭新而完整的学术体系。

“天下好书才符合《中国文库》的定位，只要哪个社里有好书，符合《文库》的定位，我们都想吸收进来。”宋焕起说，《中国文库》立足于“大文化观”和“开放观”，在第一辑时，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方法，给两家老牌出版社即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科学出版社发出了邀请函，希望把他们的一些经典收录进《中国文库》，因为能给出版社带来利润没有任何损害的条约，这两家出版社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到现在，很多地方出版社都希望自己的书能收进《中国文库》。”宋焕起说，《文库》第一辑加盟的有两家，第二辑增加到１２家，到第三辑增加到２３家，各家把自己的“镇社之宝”都提供给了《中国文库》，大大提高了其品质。

在《中国文库》第三辑的新闻发布会上，江苏教育出版社王瑞书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赶过来直接到了会场，他由衷地说：“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文库》的发起者、组织者——中国出版集团，他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也给我们出版社一个机会。我们虽然做教育出版，但是我们这些年来也做一些文化积累作用的学术出版。《中国文库》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也是对我们做原创文化产品的鼓励。我说的感谢可能代表很多人的心声，特别是新加盟的一些出版社，因为我们切身地感受到，《中国文库》越来越成为不单纯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一件事情，成为了咱们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盛举，有希望参与其中，是我们作为一个出版人的荣幸，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看到出版社的反应，让人不禁好奇：“《中国文库》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凝聚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道出了玄机：“与大型《文库》基本都属于政府工程不同，《中国文库》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属于企业工程，通过市场的方式运作把各个出版社联系起来，靠的全是市场关系，相互签订合同和契约，充分保证了原单位的利益。从我们参与的出版社讲，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荣幸的事，从内心来讲，我们并不抵触。《文库》市场运作得相当成功，我很欣赏这样一种方式，本人是经济学背景，这样一种方式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能够做大事情，采取一种多赢的方式，这样一种模式能够做得长，能够做得久。”

关键词：口碑

１００年来，中国学术文化环境几经变迁，过去的经典许多都被尘封起来，《中国文库》让经典魅力重现，在学术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为《中国文库》确定目录、编辑联系、发行的协调者，中国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的同志对那些大学者的感触更深刻一些：“我们在第二辑时，想收录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冯其庸的《论红楼梦思想》，因为冯先生作为一个大家，出版社认为应该征求作者本人的意见，但他们又担心会惹怒冯先生。我在打听到电话，跟他联系时，对方一听到我是《中国文库》的编辑，想把《论红楼梦思想》收进《文库》时，立即很爽快地答应了，也不嫌我冒昧，包括后来编辑工作中的一些事情跟他核实时，冯先生都很耐心。还有黄楠森先生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在１９８０年代被奉为‘教科书’，但近些年来都绝版了，当我们把意思跟已是８０多岁的黄老沟通时，他很高兴。”冯先生对“中国文库”四个字的敬重，黄先生对“中国文库”挽救学术这一做法的赞赏，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作为一个如此大的出版工程，具体细节的工作实施起来困难很多，如果没有集团领导层的决心，以及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的支持，《中国文库》不可能在学术圈读者层里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出版业务部的同志认为各个出版社把自己的“镇社之宝”贡献出来，才成就了《中国文库》的品质。因此有专家表示：“要向有关部门建议，对《中国文库》这样的图书进行政府采购。”

关键词：5000套

文化出版工程之所以列为工程，从种类和数量上来讲都很浩大，定价动辄数千上万元，是普通读者消费不起的，发行上的困难也更大。当然由新华书店总店发行的《中国文库》也同样面临挑战。

“《文库》最开始讨论选题的时候，我们也有许多担心，里面好多书都是以前出过的，读者是否会买账，当时也是有很多疑虑，集团领导下决心做这件事，而且总店独家发行，我们做了一系列宣传工作，现在来看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刘国辉介绍，这套书的第一辑印了５０００套，现在库存已经不到５００套了，只有４００套。第二辑４５００套，现在库存将近８００套，有９０％的书都已经走到市场上，销售出去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推销由被动变成了主动，从对外积极推销到现在已经变成读者主动来找，新华书店总店最开始主要是针对图书馆销售，好多图书馆纷纷认为如果没有这套书，就是缺憾。“我们跟发行部说，我们剩下四五百套书不着急发行，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增值，因为这么一套大型的书出版是不容易的。”但现在购买者范围扩大，原来营销时主要侧重图书馆，当时定位是典藏，随着发行过程影响逐渐扩大，现在出现了单个读者购全套的景象。

“《文库》把一批学术书的销售都带活了。”很多收录进《中国文库》的学术书都是绝版书了，由于无法估量市场的接受度，使得出版社都不敢重印，但因为《中国文库》，很多绝版的学术书重新进入了大众视野，出版社也有胆量单版重印了。像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人口史》，第一版只印了４０００多册，但由于书太专业，买的人非常少，在收录进《中国文库》第一辑后，这本书也是印了５０００册，现在库存仅仅剩了几百本，社会上更多读者知道了这套书。

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宋木文（新闻出版署原署长）

两年前《中国文库》第二辑出版的时候，我奉震宁同志之命写了一篇评介《中国文库》的文章，概括地说，我把《中国文库》作为世纪经典的汇集。当前在商业化竞争日趋激烈、急功近利的心态滋长的情况下，强调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服务现实和文化积累相统一，是很有必要的。《中国文库》所收图书，是对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出版物，而且将保持长远的价值和影响力。我们的出版单位要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好书，实现文化积累和经济积累相统一，形成自己的特色、传统和实力。这样的出版单位越多，我们的出版事业就更能够获得稳定发展的可靠保证。我两年前为《中国文库》所写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文库》所收图书可以说是中国出版集团内外各出版社文化积累和经济积累相统一的精神产品的总汇和集中体现。”《中国文库》的出版必将激励和带动各家出版社突出自己特色和传统的图书，并因此得到稳定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中国出版业世世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所在。中国出版集团把分散在各出版社各个时期的经典性名著选入《中国文库》中，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挥一般出版工程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用十七大报告理念来讲，这是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一次成功的实践，中国出版集团在策划工作之初就奉行开放的方针，在全国的出版社选中反复圈选优秀出版物，这种做法值得褒扬。

《中国文库》要想法“走出去”

于友先（新闻出版署原署长）

《中国文库》着眼点放在２０世纪的名著和经典，这不简单。２０世纪的作品，可以说现代的、国外的优秀文化，和中国文化交织在一起，而且能够相互融合，对当代借鉴这些东西更有益处。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出版工程，就得有眼光、有魄力，要敢于选择。《中国文库》既用集团内部的资源，又持开放态度，邀约希望集团外兄弟出版社加盟，这非常明智。《中国文库》出版后，要很快地让社会各方面了解集团出书方面的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文化资助项目，就是他们提供资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图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儿童百科》就在这个书目里，这给《文库》一个有益的启示，就是我们国家可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赠，把我们更多的书目提供给他们，再由他们推荐给发展中国家。我们这套书作为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个品牌，整体推荐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钱花到重要的地方，不要空喊“走出去”。我们的书既然出来了，就要加大宣传和推动的力度，这也很重要。让更多的书“走出去”，不仅要从出版社走向市场，还要从国内走向国外，要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出版业发展的源泉在于创新

吴尚之（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管理司司长）

在《中国文库》第三辑新书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再次为中国出版集团及其他出版集团的美好追求所感动。从《中国文库》的出版发行中，我们有三点启示：

一、一个时代的出版发展及成就，需通过一批标志性的出版工程和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来展示。

二、出版集团的职责和使命就是服务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三、出版业发展的源泉与活力在于创新，必须加快推进出版内容、形式、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原创的出版。我认为创新是积累基础上的创新，积累是原创之上的积累，《中国文库》所收书目大多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原创作品，同时也注意吸收了近年来有突出成就的学术成果。按照目前的思想，每年推出１００种，１０年之后，这一文化精神家园将呈现出百花争艳、欣欣向荣的景象。

将应对出版方式、受众方式的变革纳入议事日程

刘建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副局长）

１０年１０００种，以这种规模和阵容去回顾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化，检阅文化成果，展示历史风貌，应当称作是大手笔、大作为、大工程、大集成，我们感谢《文库》的策划者、组织者，更感谢《文库》所有的加盟者、合作者，同时寄希望于编委会，以更加精湛的选择、更为高远的目光、更加审慎的标准，真正把一个世纪的精华遴选出来，成为能够传承千秋、世代流传的精品《文库》。我们一直提出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集约型的转变还没有完全实现，现在又面临着向整个出版业业态的转变，新技术在催生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逐渐过渡。因此，我们要把下一步该如何应对出版方式、受众方式的变革，纳入议事日程。

市场机制推动的成功尝试

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中国文库》反映或者正在反映中国文化和中国出版最新最好的一些成果，不敢说能够读《中国文库》的人就可以说了解２０世纪，但是恐怕了解２０世纪不读《中国文库》肯定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选这些著作的的确确是相当了得，前面两辑我看了一下，对于我们这些文化人来讲，真正认认真真去学习，认真去阅读，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他们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文库》也反映正在反映当前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中国出版的发展，应该向哪里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向前看，需要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走过的道路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这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文库》还有值得称赞的是，采取了一家主导、多家参与的方式，影响也是相当好的，越来越多地引起出版界的支持和关注，所以我说这主要是市场机制推动的出版界的成功尝试。从机制上讲，这个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光是政府的行为，而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成功的，能给我们很多启示：新型的出版方式，或者是集约方式，产生巨大的效果，《中国文库》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中国出版业的竞争表现出单一性、狭小性和开拓能力比较弱的特点。读者的多样化需求，也需要我们把高尚的、高雅的文化产品推荐给大家，我们特别希望《文库》能够走近读者，让读者走进《中国文库》。

《中国文库》的出版发行给出版业带来巨大活力

林 鹏（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中国文库》的出版发行是中国出版集团的重大出版工程，也希望全国多家出版单位加盟，在这里我代表科学出版社表一个态，我们将遴选和提供更多适合的作品，一一被《文库》挑选，共同将《中国文库》打造成精品图书。《中国文库》的出版发行彰显出版改革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活力。

在此我有两点小建议：第一，适当调整遴选机制，以遴选和推介相结合。《文库》不但收集中国出版集团经典图书资源，而且带动全国范围内多家出版社优化出版资源，使之具有很高的水准、极强的包容性，成为近年来水平较高的大型出版工程。建议集团在今后的出版过程中，鼓励兄弟出版社出版各类精品，以更高的标准推选更多的精品力作，进一步提升《文库》在相关领域的系统性、特色和不可替代性，争取把《中国文库》打造成一个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出版平台。

第二，增加科学遴选的精品力作，增强代表性、学科领域的平衡性，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学科多样性的特征。所选图书涵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许多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有权威的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推出。在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经典巨作，这些作品反映我国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文库》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增加科技类巨作和科普类巨作，更能体现科技在２１世纪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