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近几年来，《中国阅读周刊》一直致力于“书香文化·书香社会”的建构，除了通过阅读调查为阅读生态“把脉”之外，也采访报道了很多阅读推广组织、阅读推广个人以及政府推广模式，因此中国出版集团的“读者大会”、阿甲的“红泥巴”、江苏徐冬梅的“亲近母语”活动、曹文轩等一批作家进校园活动、杨鹏的“幻想中国”活动、深圳读书月等都一一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阅读推广内容涵盖的是所有图书。而本期，我们采访报道的“一耽学堂”却是一个推广传统文化的组织，阅读内容是以“四书”为主。前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本期关注青年晨读活动，旨在向青年们传递一种切实简洁、身体力行的日常模式，实现青年个人与社会价值、学习与做事等方面的有机协调、同步一致的发展。

□采访人：谢迪南（商报记者） ■受访人：逄 飞（一耽学堂总干事）

２０００年岁末，逄飞自己一个人开始晨读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七年半后会影响如此多的人。当时只是觉得晨读是生活养成的开端或一种方便形式；是振作精神、培养朝气正气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学习和体认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简捷途径。

商报：晨读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推广的？

逄飞：２００１年，晨读项目最先由一耽学堂在北京大学开始推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普遍认同、普遍参与的项目，已经具有“社会性项目”特点。参与人员的范围、广度，是有目共睹的。除了高校的青年，还有社区，形式很多，有方方面面的共鸣和响应。晨读是一个原生性的、基础性的、长期性的文化建设的基层形式。“文化＋公益＋青年”这样的定位，“做事第一”的精神和风格，走到今天七年半，感觉天蒙蒙亮了，因为它成为了全社会普遍认可、参与的一件事情了。

商报：我们了解到晨读最先是从你个人开始的，然后再到北京大学，辐射到现在全国的１６７所高校，那么你当时自己决定晨读的原因是什么呢？

逄飞：在世纪之交时，人们普遍面临现代化的困境与文明的危机，大家基本的心态是有些灰暗，包括我自己。因此在２０００年岁末，我想找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于是想到了晨读，并且选择了古文。我认为母语一定要“读”。因为声音跟生命有一种共鸣，只有通过声音，文字与生命才能融为一体。声音是文字最原始的含义。当我们读一个字或词时，所发出的它的声音，经由肺部的振动所引起的腔体（包括胸腔、器官及至整个的身体）的共鸣，以及共鸣中所产生的“身体感受烙印”（包括感受的模式与程序等），和这一个瞬间的“身体感受烙印”与日常心理经验和记忆所“契合和激动的方式”，就是这一个字或词的最原始含义。而清晨是“身”“心”契合的第一时间。所以晨读能使语文成为身体的方式和生命中基础的部分，也能锻炼人的毅力。后来北京大学的几个学堂义工觉得晨读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并且参与了进来，然后再向全国推广。

商报：为什么要推广晨读？

逄飞：学堂有四个原则“血汗优先，做事第一，向人学习，少说空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通过晨读这种形式是否有利于推进我们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信心的凝聚，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我们考虑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用一些必要的尺度、张力来实施，推广晨读就是基于这样的心态。

商报：你们是怎么发动高校和高校学生参与到晨读当中来的呢？

逄飞：首先我们采取校内普遍的联合的方法，发动一切有认同的大学生个人、学生社团、系院校团委、退休的和在职的教职工等；其次运用实际的互动的宣传方式，一切简单和适合校园的形式与方法，一切有利于晨读推广的面对面和现场感召的形式与方法；最后采用内部的团结的有序的机制，学堂晨读工作部和各校晨读主要义工负责，小组内平等交流，以协同的、有效的行动为一切商讨的落脚点。

商报：这么多的高校，你们是怎么联络组织的呢？

逄飞：是用“一线”的办法，这个“线”就是电话线，对大学生朋友、义工、各校团委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宣传。尤其是和学生义工联系比较麻烦，只能选择在中午、晚上或者晚自习后，利用他们在寝室活动的空当打电话，因此我们经常是等学生睡觉后才能回家。

商报：在推广晨读的过程中，让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逄飞：我觉得应该是早起。全国很多高校都有晨读的学生团体，开始报名的人也比较多，但到最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也做过调查，其中华南农业大学做过一个关于晨读的阅读调查，尽管６０．５８％的学生认为“国学热”是好事，复兴国学是符合社会、国情发展的需要，并且有５７．１４％的学生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非常有必要，８８．５７％的同学认为倡导传统文化和发扬国学可以提高个人修养，有利于个人发展，但５６．８４％的人都没有早起的习惯， ５５．９３％的学生不愿意早起。

商报：我看了这两年高校参加晨读活动的情况，发现去年还只是６０多家高校，今年短短几个月一跃到１６７所，原因是什么呢？

逄飞：今年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个转折，文化的态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从你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２０００年，我坐在公车上，观察着每个路人的表情，感受到的是一种灰暗和混沌的状态，但现在我们走在路上看看大家的表情，能感受到一种活力在涌动。这与社会心理原点的逐步共振与开放性创造密不可分，同时，公共思想与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也在增加，我们的努力作为社会性项目被广泛认同和实践也是原因之一。

晨读有助于我们回归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也能帮助我们树立一种生活态度、生活观。

商报：晨读的意义在哪里？

逄飞：我们的晨读倡议书里有一句话：“读无字大书，走光明大路”。实际上讲早起是生活，读书是做事。早起早读书是我们生活、生命上的自觉意识。早起就要早睡，对自己一天的时间安排是否有规律，是一个人生命自觉、生活自觉的开始。读书是我们怎样体悟出文字背后的血肉生命。读论语要读出来的是孔夫子的真精神、真作为、真性情，如果我们读的是文字，文字多了就变成了迷宫。为什么知识分子老是半夜睡不着觉呢？迷宫多了文字消化不了。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意识里的概念太多了，思想的流派多了冲突不断。怎么办？从自己生命的养成和改造开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年轻人有责任、有义务从自己开始，早起是生活、读书是做事，不能做事没有力量，没有知识，在社会上是站不起来的，这是不行的。

晨读是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又是最生活化的形式，我们的学堂走青年文化公益事业之路，就是为了找到最简单的形式，大家共许共认的形式。没有任何人反对早起早读书，无论我们的观点是多么冲突，文化理论背景多么不同，古今中外没有人不赞成的。而文化建设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原点，生活上的原点，根据大家的需要丰富它的内容，按照社会的节奏把它从基层建设推进文化事业建设。

商报：晨读对于我们今天的母语学习、文化传承乃至青年成长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

逄飞：晨读活动具有辐射性和带动性，我要强调一点，晨读不只是对我们个人的修身有作用。实际上它还具有文化意义。文化建设怎么搞？不管是政府还是学界以及民间都很关注的问题。我们把晨读放在最基层，低处好走路、高处难迈步。我们不去搞什么体系争论。走公益一方面是经济的形式，更多是社会大众的开放的基层生活的重建，在这个重建过程中尤其需要青年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腰杆子”，只有把“腰杆子”挺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成长。在这样的时代，既需要历史的视野，也需要现实的坐标，青年必须发挥作用，开风气，引领一个新风，这是我们作为青年人要面对和担当的职责与使命。

“国学热”的意义是使我们的民族开始具有历史感，而历史感是一个民族真正开始自信的起点。它提示我们要认识历史，而且首先是认识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一个“自己造成的崭新空间”里来更好的认识自己、看清自己，有所自觉，同时更加努力地进行崭新生活的实践。

商报：晨读以传统文化的“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主要内容，为什么晨读会选择以古文为主呢？是为了契合当前的“读经热”和“国学热”吗？

逄飞：我们晨读的主题是“学好中文，做好中国人”，这几年来，对于国学有很多争议。我认为，国学应该以全社会的普遍生活实践为基础。从群众性的生活需要和满足找到它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回应，都是一种解决，每一个人都努力的在他自己生命经历之内来思考和行动，谁也不比谁更多价值，真的具有了平等的尊严，恰恰在国学这里就有了共同体的孕育、养成和塑造。

商报：一耽学堂是一个致力于宣扬传统文化的组织，对于国学的关注远在目前的“国学热”之前，当时你是怎么理解国学的？

逄飞：“国学热”如果能真正“热”起来当然是一件好事。“国学热”的实质是通过现实反思“国”与“学”的关系，而达成一个正在上升发展民族的历史自觉：一百余年的奋斗努力使我们今天可以有资格、有能力看清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一百余年前，我们国不国，学不学，国衰落到极限而几不为国，学衰落到极限而几不为学，“国”无资于“学”，“学”无主于“国”，生灵涂炭，家园零落。族群生命、个体生命皆失掉其信仰形态，族群成了一个空散的概念，没有精神，没有凝聚，没有力量，个体成了一个无根的飞尘，没有方向，没有着落，没有生活。危机时刻，志士挽狂澜，不论实干救国，亦或反思致学，亦不论救国之法如何不同，学问之路怎样差异，溯本源流大都真心努力，其要大抵由国而至“学”，或由学而至“国”，使族群与个体真成一个活的相谐相济的有机体，有国民气质，有社会信念，可以自强自立。所以有邓实的那句“国以学而存，学以国而昌”。

商报：你怎么看待这几年的“读经热”和“国学热”？

逄飞：我对目前“国学热”的整体感觉是“情绪热”。目前这股“国学热”，大概始于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在它之前，还有一种所谓的“读经热”，热闹了两三年。我觉得不管是“读经热”也好，“国学热”也好，只有“热”，而没有“读经”。

我们现在的某些学人，仅仅把“国学热”看成某一种学问之热，好象是终于该轮到我说话了的意思，从观念到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学派到学派。这未免太轻轻飘了，未免太自作多情了，未免太糟践那些他们还津津乐道的前辈学者了，也未免太无视那些爱国志士、革命先烈百年来的壮志牺牲了！目前的国学热活动比较单纯，侧重在某一方面文化的宣传鼓动，而往往忽略了国学概念提出之初的一些历史情境和真实含义。同时，没有思考它的现实的形式；把它当成了一个物件，一个不需要反思的、死的物件来摆弄，这是不对的。老实讲，我们不需要报头新潮，不需要壮观街景；我们不想赶场，只想真实、实在的生活。

商报：你如何来理解“国学热”的意义？

逄飞：“国学热”的意义是我们的民族开始具有历史感，而历史感是一个民族真正开始自信的起点。它提示我们要认识历史，而且首先是认识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一个“自己造成的崭新空间”里来更好的认识自己、看清自己，有所自觉，同时更加努力地进行崭新生活的实践。

商报：“国学热”还能持续多久？应该怎么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逄飞：在“国学”这个名词下的公众精神的专注、期待以及社会上种种名目忙忙碌碌的活动大概二三年就会消退，转而为其他的更加深入的一层努力；这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周期，就象是此前那阵子尘土翻卷自己为自己激动不已的所谓“读经热”一样。这是一个有待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必将被更深入的发展阶段所扬弃，留下它合理的成分：普通人的参与意识、自觉意识，社会公共心理氛围的原始胚胎，民族精神气质的适度活跃与自我感觉，等等。这算一个准备，而帷幕还远没有拉开。

一个青年文化公益组织所产生的推动力量不能不令我们惊讶

一耽学堂，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公益实践团队，在７年半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一线经验，有一系列基于“文化＋公益＋青年”定位的项目，“人文日新，从青年起；青年日新，从晨读起”的大学生“早起早读书”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大学承泽园的一片平房前见到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的时候，第一印象不是他的外表，也不是他讲的第一句，而是他雄浑的声音和坚毅的眼神。或许眼神里的坚毅和声音的浑厚是一耽学堂晨读参与者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央民族大学大二学生戚强飞印证了我这个猜测，略显瘦弱和单薄的他微笑时有些腼腆，与讲话时的他简直判若两人。“这一切是我两年来坚持晨读的收获。”

《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阅读周刊》作为一家以倡导阅读、关注文化为宗旨的媒体，坦白地说，对晨读活动的关注比较少，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伟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曾成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室主任龚亚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等８位来自出版界和文化界的政协委员递交的一份“关于普遍开展高校青年晨读的建议”的提案。他们认为：“2008将是民族自信、社会民展和文化自觉的更高更好态势的‘心理增长点’。全社会特别需要一种生活中简单易行、可以人人普遍参与和受益的形式，使每个人开始注重自身素质修养、积极认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同时开创一种清新健康的精神面貌与社会公共生活意识，从而具体地推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作。晨读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当时并不清楚，这一提案的现实依据来自于一耽学堂。直到有一次采访聂震宁总裁时，是他谈到这一提案时给我们透露的信息，并且了解到：一耽学堂从１个人开始发展到现在全国高校、大学生社团乃至各高校团委纷纷响应和积极参与的组织，总数已经达到１６７个高校。一个青年文化公益组织，完全是靠义工联络推广的，他们把晨读作为阅读推广的一种形式，产生的推动力量不能不令我们惊讶。更让我们好奇的是，这股力量是如何喷涌而出的？这么多高校，又是怎么联络组织的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母语学习、文化传承乃至青年成长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晨读是对一个人毅力的极大考验，又是如何一个人坚持下来的呢？

链接：

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关于普遍开展高校青年晨读的建议

2008年将是民族自信、社会发展和文化自觉的更高更好态势的“心理增长点”。全社会特别需要一种生活中简单易行、可以人人普遍参与和受益的形式，使每个人开始注重自身素质修养、积极认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同时塑造一种清新健康的精神面貌与社群公共生活意识，从而具体地推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作。晨读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大家都把早起读书理解为一种寄寓了“勤俭、刻苦、自强、进取”等等对于美德、健康与智慧美好期望的有益活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是反对或者不喜欢早起读书学习的。青年自强代表了民族的信心和希望。而目前我们高校青年的状况是：一、全国人民都能早起，只有青年人很难早起，晚睡晚起、生活作息无规律是普遍的；二、生活态度上缺少刚健振作、积极有为，相反，还存在有一些消极的和无作为的颓靡情绪；三、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的现实感、使命感还不十分清晰，上大学目标还不十分明确；四、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少，中文水准较低；五、群体生活的氛围和校园人文精神有待加强。

我们迫切需要这样一种振作精神的有效形式，一方面可以在长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实行，从而培养有激情、有力量、求进步的人格，另一方面，把“生活养成”和“母语学习”、“文化传承”、“青年建设”等结合起来，实现青年人的为学与为人、个人追求与社会价值、生活实践与文化创新的统一。继而发挥高校青年的先锋作用，挺起“民族的腰杆子”，增强社会信心，为国民生活注入朝气与活力。从２００２年起，青年文化公益事业团队一耽学堂在全国各大专院校中组织和推动开展题为“人文日新从青年起；青年日新从晨读起”的早起早读书活动。至今已有北京、广东、湖北、湖南、河北、河南、江苏、甘肃、四川、陕西、吉林等省市的六十余所高校先后加入晨读，大学生们春秋两学期每周定期早起，诵读中文典籍，以古文为主（如“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选、部分蒙学、诗词等等）。高校青年晨读、中小学校早读、社区公园健身公益晨读等都是晨读工作开展的具体部分，其中，高校青年晨读是最能够发挥心理辐射与激活效应的“高端形式”。实践证明，通过晨读，青年人的生活习惯、品格、母语语感、人生修养和境界等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一耽学堂的晨读活动还延伸到中小学的语文课堂和城市的公园、社区。在北京市（小学两所，初高中超过１４所）开展的中小学语文晨读恢复了以前传统的学习形式，通过诵读深化和完善了语文教学的内涵。在北京香山公园的晨读已经开展四年，还有深圳的莲花山公园、北京的元大都遗址公园和紫竹院公园等，这些走到校外、走进人群的健身晨读，获得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事实证明，青年晨读是一种务实和积极的方式。它既是学习，也是生活，可以老中青少，也可以体制内外，大家都能够参与，参与之后都有收获。从社会角度看，它发挥了一种精神的普遍的感召、象征和示范作用，将产生一系列的相关联动，并赢得普遍的认同和参与，从而以一种最节约高效的方式快速建立起社会信心，达成“学好中文，做好中国人”的社会共识，进而逐渐形成我们这一个时代特有的清新健康的人文精神内涵。

综上所述，开展全国性的青年晨读活动是一种振作青年乃至社会有为精神与朝气、正气的有效形式，有利于形成清新健康的时代人文精神和社群公共生活意识，有利于具体推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工作。

逄飞和义工在一起（中立者为逄飞）。一耽学堂的晨读活动能从一个人一所高校发展到现在的１６７所高校，与各个高校义工们的组织推广是密不可分的。

某高校参与晨读的学生在诵读传统文化的“四书”。通过发动高校青年晨读，以及由此开展的一系列早起早读书活动，对于振作民族精神、促进道德修养和文化自觉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曾成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丁伟岳（中国科学院院士）

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

田青（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龚亚夫（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室主任）

王玉凤（北京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