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夫，山东青岛人。曾发表各类文体的作品３６０万字。结集有《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集》、《汤吉夫小说选》、《遥远的祖父》，以及杂文、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书斋内外》，报告文学《郭枢俭印象》，长篇小说《朝云暮雨》和《大学纪事》等。散见于各地报刊的杂文、随笔、评论、论文１０００余篇。作品曾数十次在全国、省市和各地刊物、报纸的评奖中获奖。现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大学纪事》汤吉夫著／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十月”长篇小说2006年１０月第１版／１２．００元

“院校合并”是大学教育的一大景观，从实施至今一直是大学谈论的重要话题。“合并”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也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合并”打造了大学的超级“航母”。当我们在全球大学排名不能名列前茅的时候，试图以办学规模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也不失为一个勉为其难的策略。“合并”的规模不止在于在校学生数字的激增，同时还伴有当权者莫名的冲动、兴奋、诺言、畅想或悲喜交加、前程未卜。于是，“合并”后的大学更像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暴富者，不知以什么样的形象面世。在慌不择路之际，就像急于跨进现代的欠发达国家强烈表达自己“现代”的欲望一样，以贷款的形式开展的大规模校园建设蔚为大观，大学也因大楼“旧貌换新颜”。尽管教学质量依旧、教学秩序混乱、校内问题重重危机四伏，但对未来的想象淹没了现实危机，当权者仍然在憧憬或不能兑现的诺言中巧舌如簧。这是汤吉夫长篇小说《大学纪事》故事发生的基本背景。

Ｈ大学是以一个师范院为主体合并的大学。原师院的政治系主任何季洲被任命为大学校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书记兼校长。他在“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思想的指导下大展宏图，要“五年进入国内一流，十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志向不能说不高远，胆识不能说不过人。但是，一个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合并的大学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谈何容易。但何校长并不仅仅是一个空想家，在他看来一切都事在人为。他指示下属说：“我们师资力量不足，博士嘛可以引进一点，专家嘛也可以调过来，条件可以商量；不能调来的，我们可以花钱买他的署名权，他的科研成果发表时，署上Ｈ大的名字就行，我们出钱就是了。”他还抱怨说：“最要命的是我们的人不懂公关，今天是什么时代？你又穷又横，谱摆得跟大爷似的，哪个肯买你的账？评委是要经常联络的，要经常到人家家里看看，重要评委，我们校领导可以亲自去，要让人家感动。”在何校长的引导下，Ｈ大面貌果然焕然一新。不仅引进了德国地球物理专家海伦娜，引进了国内知名作家麦子，而且拿到了教授审批权，校内教授从５０多一下猛增到３００多，以何校长为带头人的政治学专业也拿下了博士点。他要五年之内创建２０个博士点、１００个硕士点，同时还要搞好校办企业，推动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五年以内，Ｈ大教工的平均收入要达到年薪８万元。要建造五星级的学生公寓，建造有五百地下停车位的教学大楼、用１０００万买下两辆列车的命名权……何校长的豪情壮志和为Ｈ大描绘的美妙前景激动人心，而且何校长正一步步稳扎稳打地实现或接近他的目标。

但是，在Ｈ大盛世繁华的背后，潜伏着致命的危机：申请博士点破坏了教学秩序、因实验室的无望海伦娜愤然离去、阿古教授涉嫌剽窃、作家麦子只对女同学感兴趣、学校基础设施因年久失修终酿成大祸……但这都不重要，在宴请学校中层干部的宴会上，何校长依然春风满面地向他的下属宣布着Ｈ大的无数喜讯，当然也是他的丰功伟绩。在小说结尾处，Ｈ大正在度过一个不眠的夜晚，灯红酒绿中人们击掌相庆。Ｈ大就在这样的谎言和虚假繁荣中过着美好的日子，而且还将继续下去。

Ｈ大不是没有人发现问题，也不是没有仗义执言正直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权力过于集中的何校长那里，他的意志就是学校的意志，他专横跋扈一言九鼎。大学在他那里就是官场，就是权力关系和个人意志。他改写了“大学”的全部含义。即便是有盛副校长这样坚持正义、正直的大学管理者或知识分子，但面对何校长这样的当权者，他的锋芒也如入“无物之阵”。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学术殿堂”、“学者的圣地”、“社会的灯塔”，“精神的堡垒”等等，即便多少有些贬义的“象牙塔”，也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大学自觉边缘于社会、将这一社会机构变成一个自治性，始终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以抗拒社会的干扰或干预。在象牙塔中，学者拒绝非学术性的活动，他们营造的是学术堡垒或精神家园。即便与外界发生联系，学者也是以“旁观者”或“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他们不为世事沉浮或世风代变所动，只坚持学者的精神信念和行为方式。当然，时代的发展不再允许学者沉溺于象牙塔而对世事不闻不问。特别在中国，百年来风云变幻的时代环境，迫使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去参与社会事务，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这也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做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热情。尽管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种参与同何季洲式的专断、追风、没有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大学的危机，就在于是何季洲这样的当权者和他们的思想在掌控大学。如果是这样，大学培育出的就只能是短视的功利主义者、实利主义者，而不是知识分子。

法国学者朱利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曾引用莱努维尔的一句话：“世界为缺乏那种超越真实的信仰而苦恼。”信仰是超越真实而存在的，信仰与现实的一切利益、功利无关，它像太阳一样照耀温暖人的心灵，像雨露一样浇灌抚慰人的精神世界。何季洲没有信仰，他是一个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当然，作家在处理这个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将他脸谱化或塑造成一个僵硬的事务主义者。他也有不足与外人道的内心隐痛，也有个人私密的情感生活。他好大喜功，出访国外看脱衣舞或与大学旧情人信誓旦旦等，在今天也不属于道德或品质问题。如果他是个普通教师可另当别论，但他是一校之长，是决定大学现实与未来命运的决策者。如果他将个人的趣味或意志凌驾于大学精神之上，那么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相对而言，盛霖副校长关于申博、关于大学办学规律、关于评估标准的一些想法，可能要更切合当下大学的实际。但是，这个敢于说出真话的管理者显然是违时的，他不受欢迎是可以预料和想象的。朱利安·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整个人类已经世俗化了”。法国作家、批评家爱迪安勃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本达的分析可以说无懈可击，这种世俗化的道路“是日耳曼文化的胜利、希腊文明的破灭”。如果牵强比附的话，今天的Ｈ大学就是校长何季洲的胜利、副校长盛霖的破灭。

汤吉夫先生长期在大学任教，他对大学生活的变迁感同身受。他曾长久地关注过这个群体，对当下大学中知识分子的认识入木三分。他的《地铁里的故事》、《苏联鳕鱼》、《旋涡》、《宝贝儿》、《上海阿江》等作品，将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无比。这个阶层精神的萎缩和人格弱点自然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现行的大学体制是造成这种精神面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阿古教授、卢放飞主任、麦子院长以及小林这样大学教师和管理者，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大学的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大学纪事》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将引起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关注是完全可以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