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评论家）

刘醒龙

湖北黄冈人，1956年生。现为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文学杂志总编辑，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秋风醉了》等。出版有《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和仁慈》《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部分作品曾多次获奖。

他坚信，只有民办教师，才能恢复“天行者”本来的面目。因此，他说他的这部小说是要“献给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民办教师确实无愧于这样的荣誉。

民办教师，若问现在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会对这个奇怪的称谓感到陌生。然而这也就是不到10年的事情。10多年前，民办教师曾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10多年前，因为作家刘醒龙的一篇小说，竟让一直默默奉献在山乡村落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全国民众的面前，强烈的聚光灯照亮了他们憔悴而又坚定的面容。刘醒龙的这篇小说叫《凤凰琴》。小说描写了大山窝里的一所村办小学的几名民办教师的日常生活，但那绝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那是一种令我们心灵震颤的日常生活。正是这篇小说，促使国家政府的教育部门下定决心要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难怪许多民办教师会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他们的“圣经”。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日益萎缩的今天，一篇小说却有着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我想，身为作家的刘醒龙应该感到欣慰和满足。但直到最近又读到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我才发现，对于刘醒龙来说，更多的不是欣慰和满足，而是一种责任和牵挂——面对民办教师的责任和牵挂。也许正是《凤凰琴》的强烈社会反响，使刘醒龙有了一种责任担当的意识，他要为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的身份做一个历史的了结。于是他将《凤凰琴》结尾的句号改成了逗号，当民办教师基本上彻底消失之后，刘醒龙仍将民办教师放在自己的心中，这一放就放了10余年。

这样一说，大家就会明白，《天行者》是在《凤凰琴》的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天行者》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凤凰琴》。《凤凰琴》是以高考落榜的张英才的去留为主线的。张英才带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来到界岭小学做民办老师，但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老师的行为举止让他深受教育，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因此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凤凰琴》着重讴歌了民办教师的高尚品德。当三位民办教师无怨无悔地将唯一的转正名额让给张英才时，张英才感动不已，读者们也一定会感动不已。但是，刘醒龙并没有简单地将几位民办教师神圣化，在他的小说叙述里，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悖论：他在讴歌民办教师的无私奉献，同时又在凸显民办教师普遍存在的“转正”的焦虑。《凤凰琴》这一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道具，并不是民办教师高尚品德的象征，而是他们转正焦虑的见证。当年界岭小学只有两名民办教师，就是教育站的万站长和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两个人为了争夺一个转正的名额，各自使出招数，最终是万站长赢了，而明爱芬为了转正竟落得终身残疾。万站长在离开界岭之际，为了表示他对明爱芬的内疚，悄悄地将他心爱的凤凰琴送给了明爱芬。我以为，刘醒龙对《凤凰琴》的设置用心良苦，一方面，他感到了民办教师为中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也感到了社会对待民办教师的明显的不公。《凤凰琴》寓意着教育制度上的严重错位，民办教师承担着普及全民义务教育的重任，却不能像公办教师一样获取社会的承认。因此，转正的焦虑并不能损害半点民办教师的道德品质，却是社会不公在教育上的聚焦点。显然，刘醒龙在写作《凤凰琴》时，就存有了为民办教师讨一个公道的社会责任心。民办教师制度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下为了有效地普及教育而产生的制度，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大量的民办教师活跃在广袤的乡村，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担负起了中华民族最神圣也最艰巨的农村教育的重担。有人形容民办教师是“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府逐步在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但主要政策是将部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一直到新世纪前夕，民办教师的制度基本被取消了，其中不要忽略小说《凤凰琴》所起到的推进作用。那么，刘醒龙要在《凤凰琴》的基础上做什么样的主题延伸呢？

刘醒龙要做的事情是以文学之碑铭刻下民办教师的历史功绩。省城大记者王主任的观点显然就是刘醒龙的观点。王主任感慨道：“民办教师是当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刘醒龙依然以界岭小学为观察对象，他在接下来的“雪笛”和“天行者”这两个部分里，让我们看到了在大山窝里的界岭，弥散着一种浩然之气。凡是来这里的人，无不被这种浩然之气所感染。城市里的两位年轻教师夏雪和骆雨先后来到界岭支教，他们来之前或许都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在界岭呆上数月之后，他们的思想和情感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无论他们是生是死，也无论他们是去读研究生还是去当公务员，总会惦念着界岭，惦念着大山窝里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夏雨逝世前叮嘱父母，要替她在界岭建一座小学校。骆雨到省民政厅工作后，终于有机会以巡视的身份来回报界岭。这种浩然之气来自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最重要的是，民办教师的浩然之气也让闭塞的山村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民办教师不仅教会孩子们识文认字，也用知识让村民们开启心智。村长选举的情节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在闭塞的界岭，村长余实成了家天下的村阀，村民们尽管心有怨恨，却将其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接受。余实并非十恶不赦的坏蛋，也许在落后贫困的乡村，这样霸道的村长十分常见，尽管他们凭借权力满足了私欲，但他们也维系着乡村共同体的秩序，因此人们容忍了余实这样的村阀。不过余实万万没有想到，当年他同意在山窝里建一个界岭小学，其实是为自己建了一座坟墓。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就像是几个小小的泉眼，以清澈的泉水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虽然水势不大，却挡不住一日复一日地长流不断呀。界岭上的人们也开始懂得了民主，懂得了自己做主。于是在又一次村长选举开始时，为了不让村阀肆无忌惮地糟踏村民们的利益，民办教师孙四海毅然站出来竞选村长。孙四海被选上当村长。孙四海的胜利也证明了民办教师的历史功绩：他们通过自己长年累月坚持不懈的努力，将现代文明播撒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农业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更为复杂。“五四”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吹响了中国现代化进军的号角。但客观地说，因为空间的阻隔和文化传统的屏障，农村，特别是地处穷山僻壤的农村，几乎分享不到“五四”思想启蒙的阳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办教师在半个多世纪中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延续“五四”思想启蒙，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完成得更加全面、彻底。小说故事最后归结到村长选举，也就意味着，民办教师的意义不仅关乎教育事业，也关乎政治大事。我们常常会引用古人的睿语哲言来勉励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民办教师，常年背负着不公的身份，却要默默地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最缺少知识的地方“传道授业”，如果没有一点“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难以做到这一步的，因此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天行者”。在娱乐化时代，许多神圣的、古典的东西都被拆解成精神消费的产品，“天行者”这一称号便受到特别的青睐，不少武侠、枪战、打斗类型的娱乐作品都冠以“天行者”的称号。然而，刘醒龙迎面而上，执意将自己的小说的题目也定为“天行者”，也许，他坚信，只有民办教师，才能恢复“天行者”本来的面目。因此，他说他的这部小说是要“献给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民办教师确实无愧于这样的荣誉。

《天行者》刘醒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