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

不久前闭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三点：第一，中国书业快速成长，选题日益丰富，品质不断提高，内容的市场针对性逐步加强，正在逼近国际出版先进水平；第二，中国书业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正在融入国际书业的发展大潮，并成为世界出版的增长亮区；第三，随着中国对于世界的经济贡献的迅速提升，中国选题愈益得到国际同业的关注，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需求正在增长。这些情况更增添了中国出版人“走出去”的信心。

然而，“走出去”绝非朝夕之功，更不是一片坦途。其中包含的困难和风险令许多业内人士踌躇，这与一批先行出版企业高歌突进的状态形成对照。对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业内长存争议；对于“走出去”的策略选择，业内亦有歧见。在宏观思维上如何把握这一课题？我个人有三个观点。

观点一

“走出去”不可不为

30年前，中国书业“走出去”是难以想象的。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书业自身的发展，加之政治思维的革新，才为“走出去”奠定了基础。前辈出版人并非无“走出去”之想，而是客观条件不支持。中国书业“走出去”是必然趋势，更是当代出版人不可推却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应当同经济影响力相辅相成。经济“走出去”带动文化“走出去”，而文化“走出去”将更好地促进经济“走出去”。不难理解，如果把文化关在国门内，从长远看，将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战略制约因素。

总的来说，世界对于积贫积弱两个世纪的中国知之甚少。当开放的中国将骄人的发展业绩展现于世时，全球都投来惊异的目光，并且开始注意倾听中国的声音。世界需要了解复兴中的中国，中国也需要推介自己，以满足世界的好奇，并用载之于文、著之于书的真实信息，逐步转变外人扭曲的认知，为和平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

正确诠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定位十分重要。中国文化“走出去”决不觊觎文化霸权，而是为了促进国际间、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互信，贡献于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走出去”才能拉近距离，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走出去”也才能更真切地洞察外界，从而有针对性地引进世界优秀文化。这就是说，“走出去”不独有利文化输出，亦有利文化引进。

观点二

“走出去”大有可为

“走出去”空间很大。海外华人圈对于中华文化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至今供给尚缺；汉藏语系使用区对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需求，壮侗语族使用区和藏缅语族使用区与中华大陆有着文化上的历史纽带；中华文化圈和南亚语系使用区的潜在需求不可忽视，电视剧《渴望》、《还珠格格》在邻国热播，形成空巷之况，便是明证。以上三个需求层次并未得到中国出版界的足够重视。我以为，专注欧美市场的战略选择恐怕是需要检讨的。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历史屈辱的同情感，对中华文明抱有敬意，并且乐于汲取中国的发展经验，因而也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可为空间。

西方国家文化消费市场大，文化消费水平高，对于中华文化的需求持续增长，可利用的出版资源丰厚。这一点已为国内同业所重视。

“走出去”领域很宽。包括纸质出版领域、数字出版领域、网络出版领域、图书发行领域、印刷复制领域、文化的综合业态领域、文化投资领域，等等。

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选题资源，其国际需求恒久不衰。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繁荣，文学、艺术、科技和学术的优秀成果源源产生，均是“走出去”的重要出版资源。对变革中的中国当代社会面貌的介绍也是世界越来越感兴趣的内容。在有些细分领域，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甚至超乎想象。例如，中国当代美术之受西方人青睐，让中国出版人始料不及。

“走出去”选项很多。除了不断增长的版权输出，还包括境外出版，境外选题内包出版，境内选题外包出版，境内外合作出版，产成品出口，来料加工，境外办社、办店、办厂、办学、办网，构建境外渠道等等。

观点三

“走出去”不可妄为

所谓“大有可为”，是指可为之处很多、可做之事很多；所谓“不可妄为”，是指不宜大张旗鼓、不宜大举出击；不能自以为是，一厢情愿。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大规模输出的客观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强以人为，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

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基础尚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文化输出。中国引以为豪的经济规模主要靠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支撑，而与经济水平较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在日用商品大量出口的同时，许多重型装备、精密设备和先进科技仍需依赖引进。低附加值的出口结构，使中国实际上为富国打工。一个国家经济欠发达，它的文化是不可能跻身世界主流文化的。

语言系属的差异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直接瓶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系属反映着文明的差别，而文明之间沟通的难度要大于语言本身。在当今世界文化中，雅利安语系尤其是日耳曼语族占居着优势地位，汉语无法与之比肩。当代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基于全国性的外语学习热潮，而且在学习中自然接受了外国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当汉语仍是世界非主流语言时，仅靠优秀的翻译是无法让全世界真正理解和喜欢《红楼梦》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发展对外汉语教学，推广孔子学院，比版权输出更具基础意义和战略意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版权贸易逆差会逐步缩小，但逆差的存在将是常态。

中国书业的规模主要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但是，大多数出版企业至今仍是规模小、实力弱，尚不具备到国际出版大潮中搏风击浪的能力。少数有规模的出版集团，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相较仍不可同日而语。要认清自己的实力，不可因国内的发展业绩而盲目膨胀，轻视云谲波诡的国际风险。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一批出版企业难以为继，多有中介探寻中国买家。如其不能成为中国选题的出版平台，资产质量又差，则应持谨慎态度。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震动全球的世纪大事件，西方旧秩序的维护者心怀妒意，抛出“中国危胁论”进行反制。中国书业的“走出去”战略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作适当的策略选择。如果大张旗鼓，大举出击，不仅因客观条件不成熟而难致大成效，投入产出失衡；而且还会给某些人以诋毁的借口，招致更多不必要的猜忌，于国家大战略不利。

中国书业“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应是志存长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于可为处有作为，于不可为处不妄为，抱持耐心与恒心，积跬步而致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