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西/编译

在日本，比中小出版社还不起眼的康蒙斯出版社，出人意料地荣获了日本出版梓会颁发的2008年度“梓会出版文化奖特别奖”。

出版梓会的评委们认为，康蒙斯“从事的出版活动，体现了康蒙斯式的语言”；“从民众的视角出发，把当时当地受到关注的诸多问题作为选题，出版了厚重的令人信服的学术图书”。集康蒙斯的社长、总编、法人代表于一身的大江正章不无幽默地说，不追求大，立足于小。如果说那些大出版社能够生存是由于拥有“鸿鹄志”的话，那么，康蒙斯能够维持到今天只是因为怀抱“燕雀心”。

发行“康蒙斯债券”

1996年是日本出版业自二战以来最鼎盛的时期，之后，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出版业便持续不景气，“崩溃现象”不断出现。康蒙斯成立于1996年，从现在往回看，正处于整个出版业由兴转衰的“拐点”上，后来的发展不妨说是“逆水行舟”。

在创办康蒙斯之前，大江正章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已有15年。出于职业习惯，他经常逛书店。在他看来，书店里摆满了各种图书，但还是缺少读者急需的图书。办出版社离不开图书批发公司，他就试着找了好些家图书批发公司，商量设立发(退)货户头。对方得知他是“编辑出身”，不愿合作，他只好打消个人办出版社的念头。

1995年，大江正章供职的出版社的社长去世。由于继任者改变出版方针，他也辞去了工作。这个时候的他，既无资金，又缺乏自信，只剩下绝望。然而，也是在这个时候，他邂逅了民间学术名人鹤见良行，后者十分看好他。鹤见良行对他说:“希望通过你的双手，把我们研究会的成果公诸于世。”这次会面，坚定了大江正章创办出版社的决心。

因为缺乏图书销售经验，在创办出版社之前，大江正章打算到其他出版社做发行销售，以积累经验，但先后被两家出版社拒绝。当他找到第三家出版社农山渔村文化协会时，该社的营业部长对他说:“你要真想做，就自己成立出版社搞发行销售。”这位热心人先后向5家图书交易(批发)公司介绍大江正章，终于有一家同意以最苛刻的交易条件，为大江正章设立发(退)货户头。

为了解书店的营业过程，大江正章还向“耕耘图书会”负责图书营销的前辈们学习。这个“耕耘图书会”，是出版有关环境与农业图书的出版集团，其中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很多，大江正章受益匪浅。比如征订图书的方式，比如怎样同书店打交道，等等。大江正章的“芝麻粒”出版社康蒙斯远在日本的关西，而“耕耘图书会”的前辈们不辞辛苦，一年或一次或两次赴关西无偿传经送宝，形成了习惯。

康蒙斯没有资金，大江正章就向朋友们筹集。康蒙斯发行“康蒙斯债券”，每股3万日元，还本没有期限。大江正章规定，凡是“康蒙斯债券”的持有者，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优惠:①可以参加康蒙斯图书收益的20%的分配；②可以使用由康蒙斯提供的学术研究场所；③优先出版发行持有者的研究成果。康蒙斯的计划一经公布，反响热烈，包括亲朋好友、熟悉和不熟悉的作者在内，有70多人购买了“康蒙斯债券”。康蒙斯的出版事业从此拉开序幕。

年出书不超过20种

“图书卖不动”，已然成为日本出版同仁相互间的问候语。与前些年相比，康蒙斯的图书销售收入也在减少。周围独立店与多数出版社也是员工人数越多出版新书就越多。出版已陷入表面热热闹闹，实际上“越出得多越卖不动，越卖不动越要出”的恶性循环中，作品质量普遍下降，图书退货大量增加，最后出版社倒闭破产。

康蒙斯从选题策划、编辑制作和校对审核，到广告宣传和发行销售，基本上是由大江正章一人操作。从头到尾一个人负责，自然就会非常小心，对每一种书花费的功夫多，对年出版新书品种数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压缩。

大江正章处理书稿的习惯很特别。对作者完成的原稿，至少看两遍。第一遍把握全书主旨；第二遍精读细读，专门“挑刺”。之后，或请作者解释难点疑点，或请作者调整结构，对文字加工润色。对书的校样稿，也至少看两遍。看校样稿的时候，把原稿与之对照，争取不留下丝毫错漏。为此，作者们戏称大江正章是“疑问最多的编辑者”。

康蒙斯的员工总共3人，但工作氛围很浓厚。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9点至晚5点，出版社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有的电话是来自书店的图书预订，有的电话则来自读者或作者的图书直销请求。

康蒙斯每年出版的新书不超过20种。其中大江正章策划的图书占多数。在2006年的13种新书中，属于大江正章策划的选题有9种；在2007年的15种新书中，属于大江正章策划的选题有11种；在2008年的10种新书中，属于大江正章策划的选题有8种。康蒙斯从自身的出版实践出发，认为每年出版10种左右的选题比较适宜。

康蒙斯涉及的出版领域，有食品、农业、环境、日本自治体历史、亚洲各国地理与历史等。客观地讲，这些选题任何一种都不是畅销的选题。然而，大江正章认为，由于各种比较固定的属于“小众”的读者群存在，康蒙斯的书只要出得好出得精，照样卖得动。

对于康蒙斯来说，初版第一次印刷的册数最伤脑筋。康蒙斯在1996年创办的时候，实用书首印数为5000册，现在下降到3000～3500册；教养书首印数为2500～3000册，现在下降到2000册；专业书首印数为1500册，现在下降到1000～1200册。

康蒙斯出版的图书不“畅销”，而是“常销”。首印时要不多不少，重印时要填缺补漏。在其他出版社，重印数至少在1000册以上，而康蒙斯(每年每种书)的重印数，或300册或500册或700册，从来没有超过1000册的。这种小印量的重印书，往往从印刷公司一出来就直接送书店，等于康蒙斯自身始终处在“零库存”状态，这从源头上也节省了仓储费用。

“应急出版”赚大钱

为“高层论坛”或“重大事件”，康蒙斯每年总要出版一两种“应急书”，大江正章把这种出版称为“应急出版”。由于“应急出版”的选题常常是热门话题，出版后总能为康蒙斯大赚一笔。

例如，1998年以前，作者天笠启祐一直在撰写有关环境荷尔蒙的启蒙书。由于1998年上半年环境荷尔蒙突然变成重大的社会问题，作者也加快了撰写速度。书稿一完成就找康蒙斯紧急出版。大江正章不分昼夜地赶活，在当年6月以《躲避环境荷尔蒙的方式》的名称正式出书，初版首印7000册。由于市场反应很好，接下来的半年中重印4次，累计重印了1.1万册。之后，这本书每年至少重印1次，以“改变生活的实用书”的形象，成为康蒙斯常年的利润增长点之一。

2004年，有3个日本人在伊拉克被绑架，当了人质。从电视上看，这3个人质中连休明家、今井纪明十分冷静，颇有视死如归的风采。大江正章赶紧与在札幌为营救他们开展市民运动的这几个人的朋友联系，仅仅两个月时间就出版了《我去伊拉克的理由》一书。这本书惊动了日本出版流通对策协议会，由于该协会的号召，引来日本各地书店踊跃征订。初版首印1万册，很短时间内就销售一空。

多渠道发行

与书店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康蒙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康蒙斯是小而又小的出版社，除社长本人和一个助手以外，雇不起更多的人。大江正章是编辑出身，对和书店打交道不怎么在行。赶上他从前待过的那家出版社的一位资深图书营销前辈辞职，大江正章就把自家社与书店的业务委托给他，算是康蒙斯的第3名员工。给他的报酬既有固定工资，又有奖励薪酬。由于康蒙斯在书店的渠道顺畅，图书退货非常少。

比起书店零售来，康蒙斯的图书更多是通过“宅配便”、“大学生协会”、“有机农产物协会”直销，退货基本为零。

年销售收入几千万

康蒙斯从创办至今，从未找金融机构贷过款。资金周转一旦发生困难，大江正章就凭着自己的诚信，动员朋友哥们融资。有借期无还期，但可以分红。几个人的康蒙斯，始终都有几十个“股东”。康蒙斯开业13年来，已出版150多种图书，其中有90%还在出版物市场流通。由于康蒙斯出版的书都是“卖得动的书”和“常销书”，平均每年的销售收入都可达到四五千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