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为了迎接入世后的挑战，开始了组建出版集团的探索和实践，集团化成为这些年推进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影响中国出版业发展进程的一个重大实践。

2008年４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良好体制环境。由此，中国出版业的改革进程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改革开放３０年之际，认真回顾这些年来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与不足，展望未来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深化下一阶段的改革、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追溯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进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出版业走出了长达８年之久的徘徊局面，中国出版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增长阶段：１９９５年起，中国出版界出现了培育适应图书市场快速发展要求的新的出版组织的呼声；１９９９年起，在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的推动下，出版集团在各地应运而生；１９９９年２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成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出版业内部出版结构的调整、管理的加强、营销手段的改进以及出版改革的深入推进，尤其是１９９４年底国家对中小学教材定价的一次性松绑，促使中国出版业走出了长达８年之久的徘徊局面，进入一个全新的增长阶段。图书市场的迅速扩容，对市场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大的市场呼唤大的出版组织的出现。国际经验证明，在图书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的出版组织的产生往往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培育出适合中国国情和市场发展要求的新的出版组织，创建新的出版模式，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版业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原有的出版组织大多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学习前苏联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版社的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同时又是高度同一的。按照国际标准看，大都属于不大不小的中小型企业：即一般在二三百人以下，四五十人以上；年出新书４００种以下，１００种以上；年销售额２亿元以下，２０００万元以上；年利润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努力，中国出版业涌现出少量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但是与海外出版集团相比，这些出版企业仍属于中小企业。就功能而言，也是极不健全和相当单一的，而且均被限制在一定区域内，不具备跨地区经营的能力。这种高度同一的模式和结构是与计划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而当我们的出版业向市场经济体系转轨时，它的弊端就表现出来了，那就是它不能有效地扩大市场的容量。

１９９５年起，中国出版界出现了培育适应图书市场快速发展要求的新的出版组织的呼声。有关专家与业内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和专业媒体上呼吁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建立强有力的图书发行中盘。

１９９６年，上海在全国率先进入组建出版集团的调查研究和方案设计阶段。上海的出版人先后考察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和传媒集团，对国际出版集团的运营模式、组织结构和业务方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获得了关于组建集团的第一手资料，为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出版集团积累了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知识。

１９９７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出版体制改革，尤其是出版集团的组建在全国范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同年１２月，新闻出版署在四川省峨眉山召开座谈会，研究和部署组建出版集团的事宜。

１９９９年起，随着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在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的推动下，出版集团在各地应运而生。

１９９９年２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成立。此后，广东、辽宁、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各自的以地域性、行业性为主要特征的出版集团。截至2008年７月，全国在新闻出版总署备案的出版集团有２６家。目前，青海、新疆、西藏、广西、福建、海南、黑龙江、宁夏、天津、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的出版系统尚未完成集团化的改革，但是其中一些省市的出版系统也正在按照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筹组出版集团。除此之外，在集团化的浪潮中，部分中央出版单位和一些大学出版社，按照集团化的思路，积极开展了集团化的改革工作，包括机械工业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采取自我裂变的途径，近年也在出版社内纷纷组建了多家分社，实现了集团化的改造。

观察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六大特征

随着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逐步呈现通过转企改制，实现企业化、市场化运作；进入资本市场，开始出现上市公司；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兼并重组，进入整合时代；兼并吸纳民营出版机构，为民营资本进入出版业提供正当的途径；“走出去”到海外发展取得突破等特点。

２００３年６月，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深圳、沈阳、西安、丽江等９个省市和３５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艺院团等单位率先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以此为标志，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集团化的各种新举措不断出台，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进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通过转企改制实现企业化、市场化运作

自１９９９年集团化的进程开始后，新组建的出版集团按照改革的要求，积极转变体制机制，在国资授权经营、企业运作、组织人事、激励机制等方面形成一系列新的安排，不断增强了出版单位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２００３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后，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为迅速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推动产业发展，积极开展转企改制工作。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率先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单位，并同时完成企业化和股份化双重改革，发起成立了全国首家股份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此后，各地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也根据各自情况，制定转企改制的方案，至2008年３月，全国已有１７家出版集团、１２２家图书出版社、２５家音像出版社完成转企改制。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２４家出版集团所作的调查，转企改制对推进各出版集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７家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集团公司，平均总资产增长６６．２％，利润总额增长２５．３％；而７家未改制的出版集团，平均负增长４３％。为此，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决定，今后三年将大力推进１５８家中央在京出版社与１０３家高校出版社改革，并将在今年底完成５０家在京出版社、２０家高校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工作。在转企改制过程中，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不断向纵深拓展，各地在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深化内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体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集团的企业化运作也大大增强了出版集团的发展活力，提升了出版集团的竞争力，对于推动中国出版业持续增长、中国图书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资本市场中国出版业开始出现上市公司

利用资本市场，改善出版集团的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准，迅速做强做大，这是出版产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出版业集团化进程的加快，一批出版集团已经进入或正在准备进入资本市场。

自2006年１０月上海新华传媒借壳成功上市成为出版业内的首家上市公司，2007年５月四川新华文轩在香港上市而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发行集团后，2007年１２月２１日，国内出版传媒第一股——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整体上市的国内出版传媒企业，出版传媒公开发行１４０００万股Ａ股；募集资金６亿多元将用于“设立辽宁出版策划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北方图书城北方区域出版物连锁经营体系项目”、“补充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流动资金项目”共四个项目。2008年６月２９日，出版传媒又以自有资金，按股权资产评估值受让辽宁出版集团所持有的少儿社、春风社和音像社１００％的股权，价款总计为人民币２７９７．７０万元，从而整体收购上述三家出版社。

自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后，全国各地的出版集团纷纷卷入上市浪潮中，成为2008年出版界最热的一个话题。2008年５月７日，安徽出版集团借壳科大创新进入资本市场，科大创新通过向安徽出版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所有出版、印刷等文化传媒类资产，收购以截止2007年１２月３１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合计人民币１６６９８06２００元为交易价格，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３．８８元／股，发行总股数为１２０３０３０４０股，交易完成后，安徽出版集团将持有科大创新６１．６０％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而科大创新的主营业务也将转型为图书出版、印刷等文化传媒类业务。2008年７月３１日，科大创新的这一收购活动得到了中国证监会有条件通过，安徽出版集团也由此正式进入资本市场。在此前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也正在准备借壳ＳＴ耀华进入上市公司的行列。此外，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广东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也在积极筹备上市工作。

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成为一股潮流

各地出版集团组建后，为了整合出版资源，跨地区拓展出版业务，纷纷走出所在省市，到外地尤其是到北京设立各自的分支出版机构，开展出版、宣传和营销活动。２００２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设立了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攻文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选题策划和出版，６年多来，该公司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积极整合国内外出版资源，策划并出版了包括《达芬奇密码》、《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一大批畅销书，推出了众多质量和水准一流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在图书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公司现已成为世纪出版集团一个重要的出版机构品牌。其他出版集团和出版社，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的贝贝特出版公司，推出了大批引领阅读潮流的人文艺术著作；广西的接力出版社在北京设立的分支机构，在儿童文学、科普著作和青春读物的出版方面成绩斐然；湖北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设立北京图书中心，从华艺出版社引进著名出版策划人金丽红、黎波后，策划出版了一大批文学畅销书；江苏的凤凰出版集团在几经周折后，在北京重金购房，招兵买马，设立了北京凤凰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等等。不仅出版集团如此，出版产业的下游环节——发行集团如四川新华文轩，也大举进入出版上游，设立了新华文轩出版事业部，开展选题的策划和出版活动，并在北京设立了北京新华立品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弘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分支出版机构。可以说，近年来出版进京、进沪已经成为各地出版集团谋求跨地区发展的一股潮流，这也是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出版产业向出版中心积聚的一种方式。

兼并重组，出版业进入整合时代

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出版业的生态，尤其是改变了原先出版结构的单一原子形态，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出版集团公司；但是，由于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主要是在各省市内开展的，跨地区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采取跨地区设立分支出版机构外，更主要的一种途径就是跨地区兼并重组。北京是中国出版单位最集中的地区，也是部委出版社云集之地。随着文化体制改制的不断深化，部委出版单位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一些效益不佳的出版社开始进入被兼并重组的行列。2006年１２月，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决定对中国和平出版社进行改制重组，江西出版集团出资８０％，控股中国和平出版社，2008年３月，由江西出版集团控股并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揭牌。作为中国出版业兼并重组的第一例，它在打破地域和部门界限、实现产业内资源的重组和整合、形成跨地区的出版集团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2008年１月，吉林出版集团和中华工商联出版社决定在今年成立一家以服务民营企业为主的出版公司——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出版集团占５１％股份，中华工商联出版社占４９％股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名称将保留，其权益变更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将以出版图书为主，并开辟音像电子出版等新业务。这家公司近期将正式挂牌成立。

兼并吸纳民营出版机构为其进入出版业提供正当途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随着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民营文化公司乘着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联合等政策之便，大量出现。此后，中国出版产业进入一个高增长的阶段，民营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出版业，在政策的灰色地带从事图书的策划、出版和发行工作，成为发展繁荣出版产业的一个异类，他们既对繁荣出版有积极作用，又因从事买卖书号、违规出版等行为给出版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各种弊端，并导致了一些出版社的空壳化。

近年来，国有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收编民营图书策划机构隐然成为一种现象，一批工作室纷纷进入体制内运作。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合资成立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美术出版社、湖北少儿出版社共持有５１％的股份，夏顺华等原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的四名股东持有其余的４９％股份，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为控股方，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成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二级公司。2008年６月２９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拟分别与知名出版策划人路金波、李克成立辽宁万榕书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智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其中万榕公司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万卷公司和路金波分别占其５１％和４９％的股权；智品公司注册资本２０４０万元，万卷公司和李克分别占其５１％和４９％的股权。路金波和李克并未直接对合资公司现金出资，而是以“资源出资”的方式入股。其他如海南出版社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编辑部，南海出版公司与紫图、英特颂、新经典等公司的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博集天卷的合作，等等，这些机构都是民营文化公司，他们与出版社一度在资本合作层面开展工作，后因运作不顺，改为项目合作方式进行。尽管有各种周折，但是近年来，国有出版集团收编民营文化公司的案例还是不断涌现，这为民营资本脱离政策灰色地带，在阳光下进入出版业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对民营文化公司的兼并吸纳对于一些出版集团业务规模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走出去”到海外发展取得突破

在中央大力推动出版“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的出版集团纷纷尝试走出国门到海外发展。2007年９月，中国出版集团协同下属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分别与法国博杜安出版公司、澳洲多元文化出版社签订协议，在法国巴黎和澳大利亚悉尼注册成立三方合作出版社，分别是“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和“中国出版（悉尼）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已于2008年开始正式出版图书。2007年１０月，中国出版集团又协同下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与培生教育集团在书展期间签署了在美国合资成立“中国出版（纽约）有限公司”的意向协议备忘录。该集团还计划将来在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地开设海外出版合资公司，从而构建起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业务实体，加大融入国际出版市场的力度，并声称2008年将在海外出版图书１００多种，海外公司在经营上也将实现盈利。2008年７月，经卫生部、商务部批准，中国最大的医学出版机构——人民卫生出版社投资５００万美元成立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美国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后就出资收购北美中等规模的医学出版专业机构——加拿大ＢＣ戴克出版公司的全部医学图书资产，正式进入北美图书市场。人民卫生出版社也由此成为国内第一家收购海外出版资产的出版社。同年７月，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经商务部批准，在英国爱丁堡设立分支出版机构。

直击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七大关键点

这些年来，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是顺应了出版产业的发展潮流，各出版集团把握时势，举措日新，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内容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出版业新的发展形势，如何创新企业的增长模式，突破企业增长的极限，在新的起点上赢得更大的发展，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还存在众多疑难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探索和解决。

跨地区并购应遵循市场化准则

出版业的跨地区兼并重组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产业自身发展的必然之途，也是出版集团快速扩张的重要途径。但有一点极其重要，纵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国际出版传媒集团的收购兼并浪潮，无一不是围绕着品牌和知识产权而展开的，他们在全世界市场的扩张也无不是通过品牌来进行的，而国内刚刚兴起的出版兼并活动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行政管理、主管主办的层面，保留着十分浓厚的行政色彩，并购活动完成后，出现了多头行政管理的体制，而更值得重视的品牌和知识产权的问题，在并购活动中反而被忽视了。

因此，现今出版业的跨地区兼并重组应当努力革除行政化色彩，而以资产为纽带，更多地推行市场化准则，通过市场化运作和产权交易方式，围绕品牌和知识产权来开展。唯有如此，出版集团通过跨地区兼并重组实现扩张才有实质上的意义，对于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才称得上是有益的举措。

出版集团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是做强做大主业

蜂拥而至的出版集团带来了上市热潮，但是出版集团是否需要上市、上市的目的何在，仍有值得探讨之处。出版集团通过上市，进入资本市场，目的应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真正做强做大主业，而不是为了圈钱，更不能为上市而上市。它是否上市和何时上市，需要根据其定位、转型方向、扩张方式来确定。只有面对一个更大的市场，追求更大的规模，甚至走向全球市场的时候，利用和进入资本市场才成为实现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同时，出版集团是否上市还取决于它是否能在主业的发展上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这些年来全球大型出版集团均在努力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并探索和实践着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和赢利模式。一旦某种赢利模式取得突破的话，或者赢利模式需要大规模扩张的话，都会寻求上市或在资本市场上寻求资金支持。比如约翰·威立出版集团和里德·艾思维尔出版集团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而在专业期刊领域形成了大规模地满足专业机构个性化需求的商业模式后，都利用资本市场在全球掀起一股并购浪潮。当然，出版集团要成功进入资本市场，真正在资本市场上屹立不倒，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它需要出版集团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者基本素质、增强产品市场占有能力、培育发展创新能力、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提升基础管理水平、培养良好的信用操守等。

民营资本嫁接应以增强出版集团的内容提供能力为前提

长期以来，众多民营文化公司通过买卖书号的方式间接进入出版业，引发了各种问题。近年来，各地出版集团在扩张和发展过程中，采取嫁接民营资本的方式，大力吸纳民营文化工作室，将各类出版人才、丰富的出版创意、多样化的市场营销手段整合进入国有出版体制之内，增强了出版集团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未曾吸纳整合民营文化公司前，在名为合作出版，实为买卖书号的情况下，很多与民营文化公司合作的出版单位，曾经丧失过出版主导权，企业严重空壳化，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而嫁接民营资本、吸纳民营文化公司后，这些出版单位能否根本改变这种局面，还需要仔细分析。

前文曾提到一些出版单位与民营文化公司的结合和分离案例，为何“合”时是资本合作，又为何“散”后还会开展项目合作，其中的关键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吸纳民营文化公司后，出版集团的主导地位是否牢固，品牌含量是否会因民营文化公司主要创建人的离去而迅速被稀释，出版集团是否由此能大大增强内容创新和内容提供的能力。只有当回答是肯定的时候，民营资本的嫁接对于出版集团才具有价值。

多元化建设应围绕出版产业链和价值链展开

时至今日，中国的出版集团对于业务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问题仍有争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清楚的问题。经济学认为，不同规模的企业在面向不同大小的市场时，他们在专业化和多元化之间会有不同的选择。一方面，企业在规模相对较小时，通常业务比较单一，注重于专业化程度，即把单一产品（业务）规模做大，以取得规模经济效应，形成核心竞争力。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其规模经济效应趋于下降，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便要寻找新的盈利点，转向追求范围经济效应，走向多元化。另一方面，大的企业集团在面向不同大小的市场时，也会在专业化和多元化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大企业如果面向的是小的地区市场，为了寻求发展，它必然会跳出原有市场已经饱和的专业领域，寻求在其他业务领域的发展；但是，如果大企业面向的是一个大的全国市场或全球市场，限于资源的稀缺性，为提高竞争力，它必然会在专业化上下功夫。

今天全球出版业的现实是，即便是跨国出版集团这样的全球企业，其经营的领域也已经由多元化转向专业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专业出版领域新的商业模式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出版集团开始通过出售和并购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经营范围，把自己转变为越来越专业化的企业。例如，全球最大的出版传媒集团之一——汤姆森集团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竞争的要求，把自己旗下创利颇丰的教育出版集团以７１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而集中精力致力于专业出版领域的数字化突破。以至有经济学家说：“今天所有多元化集团都死掉了，活下来的均是专业化集团。”

当然，今天中国的出版业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发展战略的选择也不应同日而语。但其基本规律应该是一样的——即便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考虑，面对市场的扩张，也应围绕内容的生产与提供，根据自身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特点，积极开展业务的多元化，强调各种内容资源经营开发的多元化。在数字化时代，出版集团即便是在内容产业的范围内考虑业务结构的多元化，也还是要注意形成核心产业和主打产品。这是因为，业务融合的结构安排不是削弱专业化程度，而是要求更精细的专业化运作，以形成核心业务和拳头产品。过快地进行多元化经营，势必造成主业不强、多角经营，整体业务规模很大却又形成不了规模效益的局面。应该看到，专业化经营是多元化经营的基础，一个合理的多元业务结构的形成必须从专业化做起。那种一谈多元化发展就主张进入房地产、旅游、宾馆等领域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生产对象的实体、技术手段及运作平台都是完全不同的、相互分割的，其资源无法有机整合，人员和机构间不能协同，不同业务之间无法融合起来。

集团的业务整合必须以建立公共业务平台为基础

开展集团内部业务的有效整合乃是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自１９９９年出版集团组建以来，确有少数集团成功地开展了内部的业务整合，按照产品线对出版社的结构进行调整，对品牌进行组合，对产品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尤其是通过转企改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深化了体制机制的改革；而更多的集团则是依靠行政捏合，从原来的出版局或出版总社简单化地变成了集团，其内部关系少有变动，产权关系单一，治理结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翻牌情况，即便是在转企改制后，这种翻牌现象仍然十分普遍。但是，要实现集团的业务整合，使整个集团的业务运营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必须以完成各类功能性的公共业务平台的建设为基础，这些平台包括数字化、网络化编辑业务平台的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信息化发行平台和分销网络的搭建以及相应的电子商务的开展等。此外，还必须依托这些业务平台建设开展有效的业务流程再造。出版集团只有在此基础上开展业务整合方才具备成功的可能。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出版业集团化的进程中，一些集团在功能性业务平台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盲目发布号令，强行整合所辖各级企业的业务，结果导致信息不畅，业务大幅萎缩，客户满意度直线下降，对整个行业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由此可见，建设有效的功能性业务平台对于集团成功整合内部业务是至关重要的。

向数字出版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比如美国的主要出版传媒集团在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中均迈出了初步的步伐，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大型数据库和在线平台，开发了各种类型的数字产品，与ＩＴ企业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对数字出版市场进行了初步的开拓，等等。已有的实践表明，向数字化转型乃是时代赋予出版集团的使命，因为建造大型数据库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整合大量的资源，需要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提供商的大力合作，个别出版社很难完成向数字出版的转型，必须依附于大的出版集团，小的出版社要在大的框架内做好自己的事，这样可以减少成本。

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化最大的难点并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在于能否把握数字出版的本质和特点，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中国的出版集团必须紧紧追随数字技术的进展，大力开展内容创新，根据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不同的出版类型和需求模型，探索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积极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步伐。

全球化发展应分阶段逐步实施

当今世界已经深深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主要的传媒集团都是以全球市场作为其业务范围的，并通过组建跨国公司的方式到世界各地开展业务。相形之下，中国的出版集团还处于集团化的初级阶段，基本上还是中国本土内一个个地域性的集团，大部分集团至今内部业务的整合尚未完成，内容创新能力不强，整体实力比较薄弱，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管理水准有待大幅提高，加之，我们对海外市场的拓展还存在政策、法律、人才以及跨文化沟通不便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取资本走出去的方式，成功地进入全球市场，转型为跨国企业实在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事情，且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下的可行之策之一乃是在集团化和股份化过程中，有条件地引进海外具有影响的、与我友好的出版战略投资者，借鉴欧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管理经验，大力改进中国出版集团的管理水平，并通过他们的渠道与他们合作进入全球市场，寻求发展的机遇，把自己转型为跨国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