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春那个明晃晃的正午仍历历在目：十一岁的我晕头转向地抢奔下长途汽车，哗哗呕吐，半晌，缓过气来的我抬起头惊呼：这里的草长得好整齐呀，爸爸！同车的大人们目光齐刷刷投向河堤下一望无际的麦田，顿时爆出一阵毫不客气的开怀哄笑，我又羞又气地红透了脸。

——汤 锐

在不久前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拿到了林阳等人策划的新书《童年的干校》。我当时脱口而出：“后悔了”。林阳曾经认真地向我约稿，不知道当时在瞎忙什么，没有写。现在看着别人的故事，觉得都是自己的故事，又好像本来是自己的故事，现在却成了别人的故事，如同一个喜欢热闹的人错过了一场盛大的聚会。正遗憾着，就听旁边也在翻着新书的同学刘涵说：“后悔没答应，我现在想写了。”26年前，我们三个在师范学院中文系78级1班的作文课上先后受过老师的表扬，而我们受表扬的作文，都是写干校的。我至今记得，林阳的作文里写到一个叔叔对他的关心，刘涵写的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军人和他在干校的交往，我写的是房东大叔砍了自己家的树给生产队打了一辆马车。正像本书序里说的：“一些渺小的向日葵种子，被撒向陌生的土壤，那片土壤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片难得撒满阳光雨露的世界。”而我们则在后来的生命时间中不断收获和享用着当年的果实和营养。事实上，从上中学开始，干校生活一直是我写作文的重点题材，一到没得写了，就写干校；一写干校，准受表扬。

可能因为不写作文很多年，我对这个题材已经有些淡忘了，也可能是生活的头绪太多，来不及回忆那么遥远的过去，我一度对林阳执着于这个选题并不十分理解，可是就在我拿到这本书的瞬间，我一下就掂出了它的分量。

有位评论家说过，历史记录战争的胜负，文学写下人民的悲欢。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可以青史留名，再详尽的历史也装不下生活的原状，有一部分责任是必须由文学来承担的。这本书所具有的真实的本质是它最打动我的地方：真切的感受，真实的细节，真诚的表达，作者们把记忆深处那些细微的生动的难以忘怀的往事都翻了出来，用他们经过30多年历练的思想和文字加以表达，既有往事的醇香，也有今天的光芒。比如林阳写到他剁狗的尾巴：“当那锈迹斑斑的斧头挥向那钝化了的空气中时，我的思想一定也飞了出去，否则，我无法解释那第一斧的偏差。”比如汤锐写到的，她们把身材瘦小的女生包成一个包裹当礼物送给辅导班的老师时：“史叔叔笑着，半信半疑地去接，可那礼物一下子掉到了地上，蠕动几下自己爬了起来，把史叔叔吓了一大跳。”再比如严向群写到的：“另一位数学男老师的奇特之处是在两腮中央各有一块小圆疤，大家曾经猜测他是在就义时喊‘毛主席万岁’被敌人的子弹射穿两腮而幸免遇难，活到今天的。”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我不能一一列举，还有那些生动优雅的速写，它们来自生活的亲历者，它们经历了几十年光阴的冲刷，它们反映着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况味，它们就像是历史巨鼎上灵动的花纹，与之交相辉映世代相传。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本书写往事的书，它是经历过那些往事的人在今天的一次集体表达，他们后来的经历不同，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对相同往事的叙述有着不同的话语系统，对往事的回忆也有着不同的情感指向，带给读者的东西或许比他们各自独立的表达更多，编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构成这本书，显然也是很有道理的。

回家后，我从这本书中找了几个词：“双抢”，“三线”，“芦根”，“分蘖”，“恩维尔霍查”，“颗粒归仓”，“常青指路”。让我16岁的儿子解词，他看了又看，茫然地问：“这都是什么啊？”而我则倚老卖老地说：“料定你也答不上来。”

细想一下，答不上来不是他们的错，我们没有给他们机会。记得好多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记者采访一个城市新兵，问他为什么自愿当又脏又累的饲养员，心里是怎么想的？小伙子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养小动物，猫啊狗啊，可是我妈就是不让，到部队以后可以来养猪，我特别愿意干，我不嫌脏。我相信这孩子说的是真话。无独有偶，我曾经带上小学的儿子回过一次干校，记得当时陪我们的人敲开好几家的门问人家养没养猪？人家说，现在都买肉吃了，养猪的不太多了，又问我们找猪干嘛？我们说，这孩子没见过猪，想看看。今天孩子的生活和我们当年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像我们当年缺吃少穿一样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他们也像我们当年盼望着改善伙食一样期待着新鲜的感受，但是，我们会拿他们的这种缺憾和渴望当回事吗？我们愿意让他们离开书本去看猪吗？我们每年能有几次，还是几年能有一次放下自己的工作和娱乐，把孩子带到农村去吃点苦长点见识？我们必须这样做吗？或许，看了这本《童年的干校》，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疑惑就会减轻。

最后，我也想像书中的作者那样作一下自我介绍：1969年7月至1973年9月，我在河北省石家庄郊区杜北公社东营大队 《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度过了小学的大部分时光。

《童年的干校》林阳等著/连环画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1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