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杰身在北京，我们却熟视无睹，却让上海的同志抓去了。我们太不敏感了。就这件事我在编辑室会上作了检讨。这时我已经是编辑室的副主任了，我应该负这个责任。我们决定也找李燕杰约稿，请他另写一本……

编辑工作要做好，关键在于要有敏感性，特别是做青年修养读物的编辑工作，敏感性更重要。因为青年修养读物和政治经济形势关系密切，和青年的思想实际关系密切。如果缺乏敏感性，就不能及时地看出形势的变化对青年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拨乱反正，从我们青年修养读物的出书实际来考虑，也要拨乱反正。由此，我们想到，文革前我们开始抓的《革命烈士书信》这本书。那个时候由我具体负责抓，已经搜集到一批革命烈士书信，由于当时的左倾思想，有人认为有些烈士被捕，历史似乎不好做结论，就搁浅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不甘心，趁到长沙、广州出差的机会，曾经拜访当地的革命博物馆，继续搜集到一些革命烈士的书信。拨乱反正开始了，我想这些烈士也好做结论了，我们更可以继续抓这本书了。那些革命烈士的书信，是用血泪写成的，充满了革命激情，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毫无半点做作，十分感人，是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材料。由于编辑室的分工，把这本书转给吴书杰同志来抓。她很努力，不久就抓出来了。我帮她进一步做些编辑工作，经过老叶的审定，发稿了。这本书于1980年1月出版后，就不胫而走，各个报刊纷纷转载，发表书评，形成热潮，发行量达61.6万册。

1957年我们编辑室出版了团中央宣传部编写的《青年修养十二讲》受到欢迎，现在形势变了，可否请团中央宣传部出面搞个新编的《青年修养十二讲》呢？我把这个想法提交编辑室讨论，得到同意，于是我和张清雅同志一起去团中央宣传部，找部长赵喜明，谈我们的想法，他很同意，一拍即合，初步地议论了这本书的轮廓、指导思想，商定由我们编辑室先拟出个编辑方案。张清雅同志搞出了初稿，我改出了二稿，送叶佐群同志审定。我们把编辑方案交给宣传部赵喜明，他认真审定修改把方案定下来。我们进一步讨论了作者名单，就开展组稿工作。经过近半年紧张的工作，终于作为急件发稿，比较快的于1981年1月出书，累计发行量达到213.7万册，又是一部畅销书。

从1981年起，在北京就开始流行听李燕杰的报告。李燕杰是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他给青年讲理想、人生、审美、学习等问题，很受青年的欢迎，好多高等院校和机关团体请他给青年作报告。这个信息我们虽然不是知道得很早，但还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给他出书的事。可是，没多久我们就听说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派了两个编辑到北京，帮李燕杰整理书稿，出了书，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后来听说印数达四五百万册。知道这件事后，我后悔不已。李燕杰身在北京，我们却熟视无睹，却让上海的同志抓去了。我们太不敏感了。就这件事我在编辑室会上作了检讨。这时我已经是编辑室的副主任了，我应该负这个责任。我们决定也找李燕杰约稿，请他另写一本。为了快，把他请到招待所来住，让他集中精力，赶快写出来。李燕杰倒很痛快地答应了，也搬来了。可是这时他已经成为名人，到处来电话找他，使得他安不下心来写作，只在我们社住了几天就遗憾地走了，这件事对我的教训是太深了。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联合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怎么样配合这个重大的活动呢？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我想到何不为团干部和青年编一本《五讲四美手册》呢？如果以团中央宣传部的名义编辑出版，那就有权威性和号召力。既然有了编《青年修养十二讲》和宣传部的良好关系，再找他们不难谈成。果不其然，很容易谈成了。因为我们这是配合他们的工作，正适合他们的心思。宣传部专门派了一位女同志到我们编辑室来，专门从事这件工作。经过我们两家半年多的组稿、编写、审定，1983年1月出版了，成为各级团组织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有力助手，发行量达67万册。

1982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中，转达了邓小平同志要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的指示。（后来把“守纪律”改为“有纪律”，通称为“四有”。）这是对培养青年目标的重要意见，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无疑要迅速地行动起来。室主任老叶和我研究商定，尽快组织力量出一本书，联系青年实际，宣传“四有”思想。我着手拟定编辑方案，组织作者，于1983年6月出版了《新时期与新青年》一书，发行量累计60万册。

在着手《新时期与新青年》的同时，1983年初，从团中央听到消息，山东出了个先进人物张海迪，团中央将派调查组到山东去调查，如果属实，将在全国宣传。听到这个消息，我决定派新来的胡守文同志参加团中央的调查组。团中央同意了，1983年春节大年初二就出发，到山东做调查，从此胡守文同志和张海迪结下了友谊。他从山东回来后，报告了团中央决定大力宣传张海迪的打算。于是我们室决定派胡守文同志当责编，我帮助他。守文日以继夜，快速搜集材料，我和他流水作业，在短短的几天，就编出了《闪光的生活道路——张海迪事迹》，包括中央表彰张海迪的决定、《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的社论，张海迪的事迹通讯、张海迪的日记选抄。这本书于1983年4月出版，及时地配合了全国学习张海迪的热潮，因此在短时期内累计发行了509万册，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受到出版局的表彰。这本书出来后，我和守文又商定把张海迪请到北京来，把她安排在西山北京军区招待所，让她用文艺的手法写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和守文同海迪一起讨论了写作的指导思想，她着手写了。她虽半身瘫痪，但思维敏捷，干劲十足，没用多长时间就写出了好几十万字的书稿。由于我们一编室毕竟不是搞文艺的，这方面不在行，后来便把这部书转到二编室，由他们继续处理，最后以《轮椅上的梦》为书名出版，受到好评。这是后话。

在编辑的实际工作中我体会到，编辑的敏感性与一本畅销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