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写作越来越呈现“随心所欲”的时候，我们发现，继续坚守古代文论“技法论”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有鉴于此，万奇先生在他的新作《文心之道：汉语写作论说》中，花了相当的笔墨，为本土生成、源远流长的“技法论”正名显得更加有意义。

万奇先生重“法”讲“法”，辩证论“法”，不独从本书开始，与他很早就关注并认真研究写作技法是一脉相承的。他在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现代写作教程》中所写的“写作表达方式与技法”一章就是很有特色的部分。《汉语写作论说》中的技法、技巧之论，更显示了他在这方面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作者在论述写作学本体时，就明确指出“‘学’是‘术’的抽象和升华；‘术’是‘学’的具体化，二者不可或缺”，是辩证统一的。他的关于写作起点——“动情”的理论，不是把理论高挂天上，而是把它具体化，落到实处，考察怎样动情、怎样“转换”（写）。他思考“物意文模式”，不仅肯定了“形式化”，而且强调了要“体式化”，且具体到从何处入手。在学科理论分层中，他明确标示“技法论”属于运用理论的操作层面，是写作学的应有之义，在学科理论建设中为“技法论”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作者在评述“文史”中，明确指出２０世纪初的两部重要著述《涵芬楼文谈》、《春觉斋论文》是以“创制论”为核心的技术理论模式，肯定了它们的“技法论”；在论述要辩证看待“八大块”时，他关注到了一些动态的，诸如“如何”、“怎样”技术层面的内容。在对现代写作学著述进行评判时，始终不忘操作理论——技法技巧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不忘对写作系统工程论、作文三级训练、分格写作法、题型写作等的介绍。不仅在考察文原、评述文史中重“法”讲“法”，而且在“文要”中有《中国古代“文法论”钩沉》，在“文术”中有《写作技法综论》的专题研究。

“文法论”是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写作理论之一。《中国古代“文法论”钩沉》精当地概括出中国古代文法论的基本特征：尚“简要”、崇“格局”、重“技法”。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写作规则（文律论）、结构间架（格局论）、作文之术（技法论）的运行轨迹。在评述“文律论”时，从梁代的“执术驭篇”到清代的“义法说”，直至今日的“规律论”；在评述“格局论”时，从梁代的“务先大体”到清代的“间架说”，直至当今的“模式论”；在评述“技法论”时，从先秦的“赋比兴”到清代的文章技法理论，直至现代的“技法论”。古代文法“三论”的概括，正是对我们民族这一写作理论精华的弘扬，今人“三论”与古人“三论”一脉相承的评述与结论正是对现代写作学所走的我们民族之路的肯定。

“技法论”是写作学原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技法综论》在指出现代技法研究的繁荣、衰微和复兴三个发展阶段中的不足和缺憾后，重笔探讨了“有法与无法”、“章法与笔法”、“技法与才能”、“常法与变法”等一些必须澄清的大问题，“擘肌分理”，作出了“唯务折衷”的回答。

在论“以无法为法”，在如何看待“文无定法”之说中，对“死法”、“活法”进行了辩证、圆通的解释。在论述“章法与笔法”时，运用民族厚重的写作文化理念、写作技法成果，自如地阐释“整齐而变化的章法”、“以形写神的笔法”。“‘拟容取心’是派生各种技法的‘母体’”的提法不仅耐人寻味，而且很有实践价值。在对技法转化为技能、技能上升为技巧的阐述上，对“心、术、才”的关系、作用的评价上，对常法和变法的辩证领悟和“善用”上，都别具匠心，开拓了“技法论”研究的广阔领域，颇多闪光之处。

《文心之道：汉语写作论说》万奇 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１１月出版／２６．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