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韩立勇（书评人）

7月11日，仅相隔4小时，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这两位文化大家相继在北京逝世。两位学者皆为山东人，都曾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任继愈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县。今年6月，两人还和其他12位学者受聘出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学术总顾问。

聚会常常是为了告别，悼念则常常是为了铭记。两位老人都著作等身，逝者已矣，面对两位老人，作为生者的我们该如何悼念和铭记？

季羡林：“大师”桂冠摘下了么？

鲁迅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这些话不无道理，但有时候，谦谦君子生前就已淹没在嚣嚣众声之中。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和他年轻时的时代气候密不可分，求教清华然后留学海外，归国后主持北大东语系。但仅仅这样的经历，还不足以使他被当下的民众推为文化偶像，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在“文革”结束后，他的个体性反思。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仅仅是创伤之后的记忆，以及在这些记忆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常识性的道德反思。不能不赞美的是，他在“文革”中并没有“攻击性”，在批判陈寅恪、胡适等人的大潮中，他一直消极抵制。

从他的一些回忆文章中不难感受，季羡林本性是一个通脱的人，他喜欢活得潇洒。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公共热情，但也许是因为专业所定，研习东方学的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自信心。他的著名论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严谨的学术判断，那种天马行空的表述使他更像一个文化顽童。遗憾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表述终被人冠以大师的论断，这就失之偏颇了。

在回忆陈寅恪和胡适等人的文章中，季羡林最关注的是师生的人伦感情以及两位的治学方法。尽管陈寅恪不像胡适表现得那么有公共热情，但陈寅恪被尊为大师，除了学问之外，恰恰是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其人格标杆被后人反复挖掘和怀念。

季羡林曾表示，自己最敬仰四位前辈：陈寅恪、胡适、梁漱溟和马寅初。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自己影响很大。

和这四位前辈相比，季羡林近20年被媒体广泛关注，并不是拜他的专业所赐，可能主要得益于媒体为他不断量身定做的国学大师封号，而任继愈的辞世，在公众面前相对就寂寞得多。

季羡林曾经这样回顾自己和国学大师封号的不解之缘：“约摸十几二十年前……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5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4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季羡林先生研究的是梵语、吐火罗语、佛学、印度文化、印度历史、东方学等，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一些随笔，闲散有趣，有种天马行空而又疏而不乱的感觉，确实有大师风度。但在“清华四剑客”中，他的叙事之才不如吴组缃，诗艺之才不如林庚，论辩之才不如李长之。同行之中，涉猎广博、思维深湛不如金克木。但他有做好学问的首要条件：诚实和勤勉。而他生前曾多次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他希望是“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但媒体在季羡林辞世之后，依然重新给他戴上了这个封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不是没有条件的。一是个人需要有成为大师的天分，二是个人需要一个成就大师的时代土壤。纵观季羡林的一生，他不但有在某一领域作为成就的学术天分，更重要的是他的青年求学和就教生涯，正是风气日开，大师云集的时代。季羡林的治学方法虽然和留学德国有关，但他的人生态度不可能不渗透一些时代的影子，何况他和胡适、陈寅恪这些大师都有耳提面命的机会。他写了为数不少的回忆民国学人的文章，由此也可让我们略窥一二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对他产生的难以磨灭的影响。

从个人性情而言，季羡林更倾向于做一个专业学者，尽管他和胡适等关心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有撇不开的关系，但他走上公共空间，被媒体关注，却并非出自自己抛头露面的热情。这个本来在专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学者应该是被“推”到公众面前的。显然，他的人生经历是他被“推”到公众面前的一个重要筹码。

我们如果把目光投放到一个领受了新文化运动余荫的文化老人身上，就会发现，季羡林身上的光环并不仅仅限定在“国学大师”一域。他在清华、北大、海外都有若干求学任教的经历，这种经历本身已经足以让公众膜拜在他的知识权威形象面前。在一个公共空间不发达，甚至被压制的时代，人们对知识人、文化人的关注，常常仅仅限定在知识本身。而知识人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倒在其次。即便关注，也常常是从治学态度上去关注。季羡林近20年来被推为文化偶像，和这些因素不无关系。他的治学态度、人生经历，都符合这个时代文化领域的造神要求。于是乎，季羡林越来越进入媒体视野，越来越为公众青睐，甚至膜拜。

季羡林之所以能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和新文化运动甚有渊源。而新文化运动那种兼容并包的时代精神以及浸淫其中的读书人之气节，都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渐行渐远。季羡林写过很多追忆民国前贤的文章，细读之后，不难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独特的感情。当我们仅仅将季羡林作为文化偶像去追念的时候，不要忘记他青年时期曾经身处一个多么朝气蓬勃的时代。

今天，人们悼念季羡林，大多是从他的文化形象上去追思老人的一生。可是，季羡林到底希望自己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没有多少人顾及老人的感受了。他的希望，做个自由自在身，把纸糊的假冠摘下去，已经难上加难。

当我们为季羡林仙去而沉痛时，不能忽略的是季羡林这一生所折射出来的特定时代的精神症候。当他这样一个东方语言领域的专业学者，想辞去“国学大师”都不能的时候，我们究竟怎么悼念季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