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贺耀敏

唐晓渡

徐贵祥

完成知识转型的使命今后将更多地落在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对知识的传播与分享最有心得，相对于大学和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他们跨学科的经验也最丰富。

出版界的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虽然一说到知识分子，就牵涉到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并不想用“社会的良心”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类的定义，来指称知识分子。如此一来，可能如今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就少之又少了。我说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以知识为谋生手段的人，或者说就是作家、诗人、学者这样一些人。比如我知道的，像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是一个著名作家，编审唐晓渡是个著名的诗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曾是一位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徐贵祥是著名作家，等等。这样的学者、作家在其他出版社中大量存在，尤其是大学出版社中，可能更多一些。

毫无疑问，出版界的知识分子，目前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的出版业，一直被人们看作是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垄断属性使其一直生存在政策的保护之下，相对于其他很多行业，出版业所承受的市场冲击也最小。然由于政府加快了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力度，使得出版社从受各种政策保护的事业单位，一下变成了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对体制内的出版人内心还是构成很大冲击的。因为他们要面对的转型，并不只是“转企改制”这么简单，他们同时还面临着多重转型，这是他们压力的真正所在。可以肯定，如果上个世纪末，就着手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要比现在容易得多，那时候出版社面对的压力也单纯得多。当然，我是赞成出版“转企改制”的，因为转得越早，可能在未来也越容易存活下去。细细分析起来，出版界知识分子其实面临着三重转型。

■叶匡政(诗人)

第1重企业转型的压力最小

政府要求的“转企改制”，对出版界知识分子，相对来说压力最小，这多是管理层面的事情。过去的出版社也多是自收自支，虽然政府有退税优惠，但出版社的赢利保证往往来自政府与教育的集团消费，或对书号的资源保护。加上很多专业出版社，大多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即使“转企改制”了，只要以上几个条件没有变化，对于多数出版社来说，并不会遭遇市场的强烈冲击。所谓的“转企改制”，在当下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不过是身份的转变。

当然，对出版社管理层的人来说，这种挑战还是很大的。出版社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产业，如何使之适应现代资本市场，对相对封闭的出版界来说，难度还是很大。出版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行业，虽然做的是知识传播的工作，但平日接触的人，多是与书相关的人，与其他行业，打交道的机会较少。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产业，制作、运输与售卖手段都非常传统，如何与那些新兴的文化产业，构建资本与市场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日益完善的课题。

企业转型，受冲击较大的可能是比较弱的一些文艺社和大学社。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资助基金多在体制内，对出版社这方面的扶持极少。民间的各种基金，又方兴未艾。一旦这些出版社转变成经营性企业后，也难保不以赢利为目的，完全放下对文学和学术价值的追求，使我们的知识生态受到更大破坏。当然，这种现象在企业转型前已开始普遍存在了，我只是担心在企业转型后，是否会愈演愈烈。所以与出版“转企改制”并行的，应该还需要有国家对出版公益基金的鼓励措施，支持民间社会建立各类公益性的出版基金。因为代表一个社会智商的书，往往是那些销量较小的书，如果这一块完全失去了公益基金的支持，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2重媒介转型的压力最大

和前几年不同，如今出版界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媒介转型的压力。媒介转型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影像的发达，取代了图书的娱乐、获知信息等功能，除了保存与学习知识外，图书的其他商业功能在弱化；二是网络的发达，使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看作是信息、知识或现实的一个主要载体。这对纸质书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当下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可能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保住纸质书的最后优势，或者如何与网络和影像实现互动。影像与网络培养起来的这个新兴群体，思维和认知模式都与印刷品塑造的接受模式不同。图书作为保存人类经验最权威的媒介，这一观念在现实中正受到挑战。因为图书普及，而得以确立的“文明世界”和“理性生活”的很多标准，也在悄悄变化着。过去人们把真理和知识印在纸上，才能得到大数人的信任，这一观念已渐渐消失了。一种单向、线性、复杂的图书阅读模式，正在被互动、统一、平衡的影像接受模式所取代。这种变化，几乎让大部份知识分子都感到了严重不适。一个由网络、电视、手机共同组成的电子媒介时代，正在对过去由图书构建的文化、价值与制度构成巨大冲击。而作为旧世界中掌管了知识的分发与传播大权的出版社，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出现痛苦与身份的迷失是一种必然。媒介的形式，往往决定了一个时代真理的内容。如何来适应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正在成为出版社的知识分子们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尤其在资本大量涌向网络、影像、电信等新兴产业时，如何重写出版的定义，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课题。

第3重知识转型的压力最深层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网络不仅在改变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分享的途径，其实也在改变人们对文学、学术和知识标准的看法。每个时代对于经典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一个时代的知识共识，不仅与一个时代的思想语境与社会体制有关，更与传媒技术的演变有关。网络正在构筑一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与知识观，有人将这种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新知识形态称之为“超文本”，它改变了传统纸质文化线性、逻辑、有界的概念，也彻底颠覆了过去知识的单向与确定阅读。链接使知识与知识发生连通，每一种文本都成为若干文本的交叉，在那里又有一个新文本可供阅读。而这种链接更为强大的是，会不断地处在更新之中，以保持观念的前沿，同时能进行纸面上不可能进行的讨论和互动。它使图书这种两维的文本空间，变成了写作者、阅读者与外部文本共处的三维文本空间，这都是传统的图书媒体无法做到的。这种来自知识转型的压力，可以说弥漫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

比如近百年来，小说被认为是与公众联系得最为广泛的经典文体，这个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如今很多畅销书，按传统的学科标准，都是极难分类的。而网络与报刊上大量涌现的媒体评论，也在成为一种不被过去学科重视的新兴文体。它最先打破了静态的知识观，带领公众一同超越那种等级化与学科化的学术禁锢。它直接面向公众，关注的是与公众和社区相关的公共知识和福祉。它不仅打破了由精英垄断学术资源的局面，还催生了一个新知识阶层的崛起。20世纪，学科的专业化与远离公众是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媒体评论的出现，使得改变这一境况成为可能。这种变革或许不会改变知识的定义，但肯定会改变知识空间的构成与表现方式。它一方面使得知识的流动变得更加动态和多元，模糊了文史哲学科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能更多地参与到公共精神的创造中。可以肯定的是，媒体评论在未来的知识空间中，会逐渐成长为一种经典文体。它会拥有自己的文体观，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史，不再是依附在新闻学之下的一种附属文体。它会形成自己的文本秩序，也会有自身对文本创造和审美认知的独特判断标准。而在现实中发生的活生生的这一切，并没有在出版社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足够重视。

这种知识转型，与中国学术的历史经验是呼应的。中国传统学术强调的是文史哲不分家，强调的是“经国之大业”的文章观，强调的是韩愈所言的“文以载道”。这种知识转型同时也是时代的呼唤，无论是社会的民主转型，还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确立，都在迫使知识分子们摆脱传统学究式的论文方式，加入到知识转型的这个洪流中来。随着越来越多人的介入，相信它不仅会贡献出更具知识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作品，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重大社会事务的决策中。

然而，由于过去知识体系的分科，使得出版界对知识转型的压力，感受得并不够。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感受到了这种来自知识的深层压力，但由于有学科界限的存在，大多数人思考的问题还只是局限在本学科内，对宏观的知识哲学思考得极少。可以说，完成知识转型的使命今后将更多地落在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对知识的传播与分享最有心得，相对于大学和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他们跨学科的经验也最丰富。如果他们对知识转型的没有清醒的认知和使命感，那意味着我们将永远落在时代的后面。

如何应对这三重转型的压力，如何完成这三重转型，未来将会成为出版界所有知识分子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这种转型的压力，甚至要超过“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文言系统到新文化系统的转型。因为这种全新的价值取向、思维和知识架构，不仅要与民族的历史记忆相沟通，更要与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