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一个世界》杨绛李文俊等著/昆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28.00元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变，研究的焦点已经从静态的文本对比转向了对翻译的动态过程的研究，描述翻译学应运而生。随着人们对翻译主体的“发现”，随着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作用的逐渐凸显，翻译家本身成为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描述对象和研究内容。

《一本书和一个世界》是《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之后的又一部翻译家的翻译思想集录。可以说，这部书的推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与当前新的翻泽研究潮流有着显著的关联，反映了策划者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水准。

六十多位作者中，著作等身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有多年来一直在文学翻译领域不懈耕耘的翻译家，还有既从事翻译教学，又投身译学研究，同时还执着于文学翻译的多栖学者。其中的杨绛、李文俊、罗新璋、钱春绮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学者和翻译家。他们生动、详细地叙述了翻译世界名著的前前后后。读者从中可以透视出这些译家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方法等方面所做出的选择；透视出翻译者对译作的塑形作用，甚至可以透视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意识形态、赞助者和诗学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在翻译对象的选择方面，翻译家们大多都是有所取舍的。孙家孟先生以《应该译介什么样的外国作品》为题谈自己的感受。他说：我们“不能只要是畅销书就翻，我们首先要把贴近现实，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审美价值的作品介绍给国人”——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就会在选题上做到严肃而精确。

另外，翻译家往往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或是和本人的性情比较相近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风格。诗歌翻译家屠岸先生在《喜爱济慈，认识济慈，翻译济慈》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原作不喜爱，不能译；对原作无认识，也不能译”。

在翻译时所依据的版本也是翻译家考虑的一个问题。为了从原文翻译《神曲》这部传世之作，田德望先生到意大利留学的时候，非常留意收藏那些经专家校订、注释精辟的《神曲》版本，后来又几经周折，通过意大利的同行弄到当时新近出版的、最佳的《神曲》版本，然后才开始动笔翻译。萧乾和文洁若两位先生在翻译《尤利西斯》之前，在版本的确定方面也颇费了一些踌躇，最后确定使用伦敦伯德里·海德出版社所出的1989年版《尤利西斯》。文先生认为这是她所见过的最适宜用来翻译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开本大，每章的行数都分别在该章各页的边沿每隔10行标了出来，而且是经过德国慕尼黑大学两位权威教授的修订的版本。孙致礼先生重译《傲慢与偏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前人在翻译该小说时所依据的版本缺乏权威性，而他在重译的时候，选择经过著名的奥斯丁学者查普曼审定的牛津版本为蓝本，因而“更接近奥斯丁的原著，也更有权威性”。

几乎每一个翻泽家在讨论中都涉及到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问题。多年的翻译实践使这些翻译家摸索出了一些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从事诗歌翻译的田德望先生、绿原先生都认为，由于新诗的格律问题没有解决，以诗体的形式来翻译诗往往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而选择用散文的形式翻译诗歌。而另外一些诗歌翻译家，比如屠岸和高莽等则认为，“译成汉文的诗应当是诗”，觉得应该用诗歌的形式来翻译诗歌，在翻译的过程中，遵循“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而以翻译雪莱而闻名的江枫则提出：“诗之成其为诗，并不在于说了一些什么，而在于是怎样说的；译诗，就不仅是要译出原作说了些什么，更要译出原作是怎样说的。”同样是诗歌翻译，翻译家们却有着不同的取向，他们的翻译方法截然不同，孰优孰劣很难断然得出结论，恐怕与翻译家对于翻译与诗歌所抱有的不同看法、不同的审美取向有着很大的关系。

除了具体的翻译方法之外，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还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些翻译的原则。许钧先生指出，“一部成功的译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尽可能贴近原作，反映原作的面貌与神韵。只是当原文形式与译文形式无法一一对应，在表达上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才允许有所变通。”

透过这本书，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翻译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翻译文学名著的前前后后，从中可以透视出一些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对于宏观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引用一下编者在后记里说过的一段话：“杨绛先生对地尔·布拉斯一版再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虽然译本被奉为经典，可是译者当初译介到中国来时，就只当是一本青少年读物，而把一本青少年读物奉为经典，是译者的地位？是出版社的识见？还是读者的喜好？”致力于翻译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很多类似的问题，引发很多理论层面的思考。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翻译理论家勒菲尔曾经提出了影响译作的“三因说”，即意识形态、赞助人和目的语文化中的诗学会对翻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他的理论在中国的翻译语境下是否同样具有解释意义？读者可以在该书中找到很多可以对这一理论进行验证的史实。比如，意识形态因素和赞助人因素是如何对中国的翻译产生影响的？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随着中国政治气氛的逐渐宽松，翻译家们似乎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他们的译作所经历的种种坎坷，为翻译理论工作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比如，叶渭渠就介绍了他选择翻译“资产阶段”的文学作品《雪国》的甘苦。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翻译这部作品以来，“一直走在风风雨雨的路”，先是有位中层坚持反对出版《雪国》，因为小说中有所谓的“黄色描写”。后来，当译者译罢《川端康成小说选》交给出版社准备出版时，正逢当时展开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管理者心有余悸，又坚持要把《雪国》撤下来。日本文学界也有人跟风，批《雪国》描写“出卖色相和肉体”，译者也受到责难。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对那些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相信不同的学者会从这本书中看到很多有价值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