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研究新的生发点在哪里？刘俐俐在“聚焦于文本的愉悦”的导读中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即是文学的经典文本。

刘俐俐

女，吉林省九台市人，1953年6月出生。1982年1月兰州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8年开始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8年5月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新时期小说人物论》《颓败与拯救》《隐秘的历史河流》多部著作。

新世纪伊始，萦绕于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心头的重要问题，是文艺学研究的新的生发点在哪里？文艺学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它又将走向何方？

问题的出现固然与高科技的发展、与网络媒体的普及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有关，但同时也说明文艺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危机。发现问题和危机，并不可怕，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说得好，“认识危机是新理论突现的适当的前奏”。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和形成，恰恰是在传统的理论已在实践中失去效应之后才突现出来。

关注文艺学研究的新的生发点，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去发现和提出走向理论创新的新的路径，努力在实践中走出困境，成了新一代有成就的理论工作者留下的鲜明的探索的足迹。刘俐俐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在这条探索之路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文艺学研究新的生发点在哪里？刘俐俐在“聚焦于文本的愉悦”的导读中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即是文学的经典文本。她说：“对于文学理论建设来说，当我们长久地脱离了文学现实，理论距离现实越来越远的时候，潜在的危险就是文学理论的虚空和脱离实际。因此适时地返回文学作品，是生发出理论灵感的重要途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文论家们不断地回到文本，尤其回到经典文学作品，发现新的问题，成为他们理论创新的特点”。作者所说的经典文本，起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二是具有典范性，作者所选的文本，都是某一文学流派中最具代表性、典范性的作品；三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书中，从世界数以千万计的短篇小说中，选取了美、俄、英、意、瑞士、法、奥、哥伦比亚、日、阿根廷等10个国家20位作者的26篇作品。这些作品称之为经典的短篇小说的文本，已获得世界各民族的广大读者共识。“分析”一书的作者，她的双眼没有去左顾右盼，既没有去注意那些“下半身写作”的小说，也没有去注意网络镜像中的“少女写真”，而是“聚焦”于这些为世人所公认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她以此为出发点，去探寻文艺学研究的新的生发点，回答现实生中提出的种种令人困惑的问题。

对于“分析”一书的作者来说，经典短篇小说的文本，既是她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对象，又是激发她“认识和组织各种批评方法的生发点”。解决了研究对象问题，接着就应解决方法问题。方法是对象的相似物。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出现的所谓“方法年”以来，国内谈西方文艺批评方法的书和文章，多不胜数，但如何运用这些新的方法去解读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论著，却很少很少。以致出现讲方法论和批评方法的人很多，而能熟练运用的人却不多。我始终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最后都要看它是能否令人信服地阐释和解读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检验某种理论和方法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试金石。“分析”一书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从实践上填补了读者渴望的这样一块空场——如何运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去分析经典文学作品的空场。

理论来自实践。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理论，都是根据一定的批评对象的性质、特点而概括出来的。西方20世纪出现的种种批评方法理论，自然与西方文艺学研究的对象相对应。“分析”一书以西方经典短篇小说文本为对象，在方法的运用上，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依据分析的文本的性质和特点，而采取相应的西方某种批评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批评方法分析之。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上的“还原”。即是说，西方的批评方法来自西方的批评对象，进而又运用西方的批评方法去分析西方的经典短篇小说文本。书中作者将茵伽登的作品构成论和韦勒克与沃论在《文学理论》中提出的“透视主义”，并融合了刘勰的“六观”说，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结构”，自觉地运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原型批评等多种方法，在经典文本的各层次间进行对话与交往，探索作家是如何从文本之内到文本之外，走向产生文本的语境，进而从分析中获得理解和评价，揭示作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的根由。这样多种方法交叉、综合运用，在对哈代的《维特利克夫人》、爱伦·坡的《厄尔府的倒塌》、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和林·拉德讷的《理发师》等作品的分析中，体现得最为鲜明，运用得比较娴熟自由。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的视角去阐释《竞选州长》的艺术力量，而是成功地运用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相结合的方法，发现这部“通篇性讽刺”作品的审美特征，进而揭示出美国竞选“对人善良天性残害的本质”。同样，对契诃夫的《变色龙》的叙事学分析，也能层层入理，使读者在催化功能承担者的警官奥楚美洛夫受制于核心功能承担者即指认狗的主人的那些人的结构关系中，洞察到作品所显示出的深刻的社会意蕴和“变色龙”的本相。

阐释和运用西方的批评方法，切忌照抄和搬用，应力求在实践中追求理论的创新。“分析”一书的作者，不仅在实践上对西方的批评理论与方法有所借鉴、移用，而且能够根据批评的对象的特点，在理论阐释与方法上有所创新。在文本的分析过程中，作者一方面要仔细地研究作家在作品中是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借鉴与移用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又时时考虑自己在经典文本分析中如何去借鉴、移用与创新的问题。作者对移用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她说：“‘移’是改变、革新，‘移’体现了作家对自己描写对象的理解和确认，‘用’是继承、借鉴，‘用’体现了作家在文化传统和历史河道中书写性质，她必须从这个传统中汲取和借鉴”。面对卡夫卡的名篇《饥饿艺术家》，如何解读和分析这部作品，作者发现无论“采用什么批评方法，比如人物心理分析、功能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叙事视角分析等，总感到隔靴搔痒，似乎永远不能抵达作品的真正意味，无法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作者从解构主义大师希利斯·米勒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解构中得到启示，引用了米勒关于“无法用理性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假设性命题”：对于《饥饿艺术家》，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的命题，即“饥饿表演是艺术”与“饥饿表演不是艺术”。作者为什么要提出以这样一个“假设式命题”的视角去观察《饥饿艺术家》？作者做了具体的解释：“所谓在假设式命题中重新提问是基于已经通过直觉感觉到这个作品的不可解释，于是依据文本所叙述的虚似情境及故事，假设几种命题，并用这些命题逐一地与文本的虚拟情境及故事对应地分析。由于不可解释，所以分析的结果势必逻辑地发现其中的悖论，在这种悖论的展开中体悟审美意味，展示艺术价值产生的原因”。随着假设式批评的展开，读者可以从中感悟到，《饥饿艺术家》中人物的命运并不像在其他批评中所展开的那样，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地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而是由于尴尬悖谬被置于形而上意味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作者在“分析”中，运用各种西方文艺批评的方法，并没有孤立地只抓住作品这一中心环节去进行分析。在西方影响颇大的“新批评”，割断作品与作家、读者、世界的联系，难以揭示一个作品何以具有永久性艺术魅力的奥秘。“分析”的作者自觉地引入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的概念，并在“分析”中出色地体现了出来。作者认为：“‘互文性’之所以可以引入文本批评，在我看来，主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联系的思想，可以涉及文化传统的承袭，涉及作家与社会、作家与其他作家、作家与作品以及作品与作品的广泛的联系。这就为我探索文本之内的分析与文本之外的评价相互结合找到了一条通道”。将“互文性”作为一种批评的方法付诸于实践，这在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福克纳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林·拉德纳的《理发》，奈保尔的《博加特》《没有名子的东西》《烟花专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等文本的分析中，把作家、作品与读者，作品产生的现实与历史的文化氛围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现象学、接受美学、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结构语义学等各种批评理论的“不定点”“空白”“隐含作者”“隐含读者”“主体间性”为视点，为经典文本的解读，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博大的空间产生了无限绵延的美学效应”。这种文本分析，自然会给予读者带来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

文学经典文本的分析，是文艺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包括的范围很广，涵盖了发展着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形态：神话传统、寓言故事、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等。文学经典文本本身就从不同侧面回答了文学是什么，文学的边界是什么，并且感性地显现出文学的不同的审美特征，它的构成和魅力也在不断地培养欣赏美和创造美的大众。以各种文学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揭开文学的神秘而又美丽的面纱，探讨它何以具有永久性的艺术魅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文艺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生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