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里（Ｊｏｈｎ Ｃａｒｅｙ，１９３４～ ）

英国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１９７６～２００１年任牛津大学英语教授，现任《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席书评人，１９８２年和２００４年两度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２００５年任首届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以其平民主义的反精英论调和对于高雅文化的捣毁偶像式观点而备受瞩目。主要著作有：《暴力肖像：对狄更斯之想象的研究》、《知识分子与大众》、《纯粹悦乐：二十世纪最有趣的书导览》、《艺术有什么用？》等。

所有人类流传至今的艺术门类和具体的作品，不论是雕塑、交响乐、芭蕾舞还是小说，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即便作为符号和象征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们作为事实的存在，并不是我们可以视而不见的或全部抹杀的。

今日世界的面孔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主动地介入到自然，使物质生活的层面不断地改善，而与此同时也以精神探索的各种形式提升着自己的文化生活。其实艺术属于文化的一种，而文化，如英文的ｃｕｌｔｕｒｅ一词的词源乃“耕作”之义，两者从来都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我们可以从雅典神庙的建筑看到艺术的魅力，也可以从出版印刷术到视觉艺术的种种表现形式中见到技术的含量。艺术的历史与人类生活的历史同样久远。在两个生活之间的反复交叉中，艺术其实成为了某种最为重要的中介。

艺术在人类文化生活层面的全面展开是人类自身在自然生活中足以展示信心的时代。它开始逐渐形成人类专门的审美范围和研究对象，这就引发了人们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于是艺术哲学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美学领域。实际上，人们对艺术的评价和批评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因为人们所认定的艺术形态、表象、内涵和意义等等均是博物馆、书籍、教育、乐章、影视和图像等各种方式留存下来的某种集体的记忆。记忆的唤起、认识的前提总是离不开潜在的观念系统。这些观念潜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悄然支配着我们观察和认识所谓的艺术表征形态。换言之，人们观察和欣赏艺术时，对于为什么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观察和欣赏，其实并没有好好地掂量过。

每一个文化转型期，也就是原有的观念系统受到质疑，而新的系统还没有完全设置、规范之时，固有的文学艺术这些精神层面的主要门类，包括其界说、范畴和理念就无疑会遭遇深层次的内部瓦解。因为往往在这个时期，固有的艺术门类扩大了，文本的范围蔓延了，边缘的艺术形态强行涌入主流的形态之中，而与此同时主流的门类也会遭遇各种边缘化。一些“低俗”的下里巴人的东西在纷纷涌入认定的经典艺术之时，就使得相对静态的传统门类出现了动态的扩延。于是，原有的界定显然不能完全承载解释的功能之时，人们就会重新对既有的界说加以审视和界定。例如，西方世界中的权威文学选集《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 Ｌｅｉｔｃｈ， 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１），主编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明，当下人们必须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何谓文学（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何谓解释（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在文学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后，重新问文学是什么、解释是什么似乎有些奇怪，但实际上却是其自身发展逻辑使然。从英伦街头的莎剧表演到皇家歌剧院的莎剧咏叹，从江南茶楼说书到市井章回再到小说经典，其实经典大多有类似的发展进程。近些年西方世界中出现的“Ｇｒｅａｔ Ｂｏｏｋｓ”（伟大之书）的争论，以及所谓“正典”形成（Ｃａｎ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之争，均是形态与观念在不同人士中的反映。但是最激烈的，莫过于“高雅”和“大众”之争了。然而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的大众文化形态时，大多只关注两类不同的表征形式，而极少有把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当代“大众”文化形态的背后，实质上是经济文化问题，因为这种（被引导的）大众娱乐方式最能符合大生产或规模生产的方式，而以大众狂欢的形式进行的大众消费，则可以使那些把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链的阶层最能有效地培养潜在消费者和持续消费群体。在粉丝哭喊的背后，正是各类专辑的大销售和财富链上的增值呈几何级之时。而消费也在其中将情绪的抵抗置换为了一种都市时尚。文化层面依然与物质层面紧紧相联。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由于担任布克奖评委，所以对于文学艺术的观点和点评自然会引发人们的注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按说这位体制内的“高”评委，应当从精英的立场，阐发公共领域的审美问题，应当在大众化的时代责无旁贷地维护经典的地位和权威，或以他的身份引领“大众”不要迷失在大众的狂欢之中。然而他居然始终坚持认为，所谓“高雅”无非是人为选定和认定的，是权力所赋予的。而艺术本身的功用和发展与精英的社会功能立场并不相符合。这就和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言说公式极为一致，也与西方知识界以后结构主义思想解读既定的观念体系、从内部瓦解集体记忆的解构方式是基本同步的。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艺术有什么用？》一书，大可为中国读者提供一种凯式的艺术观念。他在本书中的观点从其目录中就可以管窥出来，他先用五项问题作为前五章的论题：即什么是艺术品？高雅艺术就更好吗？科学能否提供帮助？艺术能使我们变得更好吗？艺术能成为宗教吗？然后对文学本身的问题进行了阐释：文学和批判智能；创造性阅读、文学和模糊性。

全书比较系统地展现了凯氏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如针对何谓艺术品的问题，他就认为，“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是因为有人认为它是艺术品”。而且他直接追问：“你是怎样辨别的？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观点依据是什么？”（中译本第７页）凯氏进而对文明质疑：“简言之，难道我们认为文明就是生产油画、交响乐和芭蕾舞演员的机器吗？或者说我们期待艺术来保证地球的资源被平均分配，保证人不在无知和贪婪中消亡吗？”（中译本第９７页）为了强化他的论点，他用了社会外部条件、历史沿革与艺术相对应的分析方式，辅以大量的数据加以具体的说明，这的确是和许多艺术论著不同的地方。

然而问题是，艺术本身并非是一个静态整体，艺术品是独创之作，是不可复制的，是由无数的个体所独创的。每个艺术家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阶段中将自身的感悟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艺术对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境遇和情感加以述说，就总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毫无疑问，艺术品的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和评价及接受的语境与体系肯定与权力密不可分，艺术品也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阶段中，不同程度地起着让大众赞同的表征作用。然而所有人类流传至今的艺术门类和具体的作品，不论是雕塑、交响乐、芭蕾舞还是小说，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即便作为符号和象征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们作为事实的存在，并不是我们可以视而不见的或全部抹杀的。而且这些艺术品背后的艺术家们的个性魅力（不管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还是贝多芬的魅力是被叙述的还是选择性的再现）都在公共领域散发着文化独特的作用。所以，依据凯氏的观点，反过来就可以问，人类长河中若没有这些艺术品，是否也能“保证地球的资源被平均分配吗”？

因此，笔者认为凯氏的艺术观混淆了文化与制度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的传承是民族的性格基因，后者的公正是公民权力的前提。前者难以割裂，需要过滤，后者难以忽略，需要建构。文化的内涵并不构成制度公正的规约。而制度的规范也不能改变文化的历史演变。任何情绪化的做法实际上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必要的。在人类继续繁衍、继续提升生存的物质环境并以艺术形式追寻生活的意义之时，西文中“Ｌｉｆｅ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ａｒｔ ｉｓ ｌｏｎｇ”（生命朝露，艺术长存）依然是我们难以完全说“不”的。大量的“大众”文化产品会持续地转换为“高雅”，反之亦然。因而“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之困惑还会让人们持续地遭遇。

《艺术有什么用？》［英国］约翰·凯里著刘洪涛 谢江南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９月第１版／１８．５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