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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反方向生长的并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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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08/10/28 作者:林东林

作为著名革命女作家茹志娟的女儿,王安忆的文学之路虽谈不上一帆风顺,但也颇可算得上是家学渊源了,不过饶人寻味的是,各色评论家们的眼里既没有茹志娟,也没有王安忆背后曲折的文学路,而是别具心思地搭建了一个名为旧上海的大戏台,一厢情愿地让她和张爱玲唱起了对台戏。把王安忆和张爱玲作比,这是谁开的滥觞我并不知,但是这么多年来,久不久地见到评论家们、读者们不厌其烦地拿两个人排队,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最近读过新出的这本《王安忆谈话录》,我不但加固了对动辄即拿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的评论家们的质疑,而且还生出了不少底气。

《谈话录》是王安忆和知名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对话录,因为同是文学中人,又都是复旦同事,所以两人的谈话并不隔,能从王安忆的小时候、性格、家庭环境、成长一路说起,一直谈到她的作品、写作之路、对文学的看法,又谈到汪曾祺、王蒙等前辈和与她同代的作家们,甚至还不避讳地谈到《金瓶梅》、《肉蒲团》和荤段子,先前读王安忆的小说,总也探不到她本人的蛛丝马迹,对她一直都颇觉陌生,读过这本谈话录之后,才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直观的印象,也才对把她和张爱玲作对比建立起了一个基本的参照。

作为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王安忆的风格不像其同代人那样早早就定了型,她的风格比较多样,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她一个都没拉下,还能冷不丁地写出一部以老上海作背景的《长恨歌》。但话说回来,仅仅凭一部《长恨歌》就说王安忆延续了张爱玲的文脉,是张氏的传人,那实在要算是对王安忆的曲解,也实在是对张爱玲的误解。王安忆写《长恨歌》之所以大肆渲染老上海背景,是因为她有意把故事从现实拉开,拉到形而上去,但并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批判,然而评论家、媒体、时尚家们却只看到了老上海,只看到了言情,又不惜把旧上海的名片张爱玲拿来炒作附会,赚取大把的票房和眼球。

同是作为女人和作家,王安忆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也有着强烈的道德感、现实感,价值观是非分明,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她都能把女人的触觉挥发到最大,望、闻、问、切,然后再从女人特有的视角一一述说。而张爱玲则不然,正如她自己所言,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小女人,尖刻、世俗、自私自利,她不谈理想、道德和价值观,只重体验和感受,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对她更重要,所以她会用第一笔稿费去买口红。但在女人之外,张爱玲还另有一副男人的骨殖,她的声裂金石、洞天洞地,在底色上都是男人的,她笔下有超越男女做一个不分男女、皆男皆女的人的自觉。

拾一把别人的牙慧来说,王安忆和张爱玲之间本不可比,但如果非要做一番评头论足的话,那么张爱玲就像聊斋里的狐狸,王安忆则像守株待兔里的兔子,虽也白白的可爱,就显得笨拙了许多;张爱玲像撒旦派到人间的黑天使,王安忆则像观音身边的童子,偶尔下凡间做点小恶,却都那么的小心翼翼;张爱玲像一朵开在老上海的妖娆艳丽的大丽花,王安忆就只能代表“文革”过后中国人的那种黑、蓝、灰。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王安忆和张爱玲虽然都是女人花,都开在上海这个巨大的花盆里,但却是一对反方向生长的并蒂莲,没有谁比谁好,也没有谁比谁不好,而是不同的土壤里开出不同的花,一个向阳光、向雨露,一个向阴暗、向潮湿;一个养分富足、光合作用,一个缺钾少钙、自济自足。

为了免于误会,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这本《王安忆谈话录》里所讲的,全是王安忆的家长里短、小说、前辈和作家朋友们,以及她对成长和文学的看法,和张爱玲不发生关系,张爱玲也并不曾占有丝毫篇幅,甚至可能是出于有所顾忌,王安忆言谈间都绝少提到她,即使提到了,也是为了极力剖白她和张爱玲的一点也不像。但就我自己而言,之所以还要写这篇与此书相去甚远的小文,是为了给王安忆的剖白一个佐证,也是为了肯定一下自己的质疑,同时更是为了给久久不愿从旧上海那个大戏台上走下来的人敲一记谢幕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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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录》王安忆 张新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27.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