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新中国有计划地开展古籍整理工作，始于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古籍小组设立之初的主要工作，就是制订古籍整理出版的长期规划。在1982年古籍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又陆续制订了1982～1990年、“九五”、“十五”、“十一五”的古籍出版规划。中华书局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承担完成了这些系列规划的主要任务。最初中华书局承担的规划项目占全部规划项目的80%，现在总数虽有所减少，但仍是承担相关项目最多的出版社。在国家“十一五”古籍出版规划的196个项目中，中华书局就承担了39项。古籍规划在保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和原创作品按计划出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古籍整理出版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也直接影响了古籍整理出版的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古籍规划从原来自上而下的制订颁发，逐步转变为由各社申报、古籍小组汇总审批立项并进行资助的模式。这种模式转变的背后是古籍出版格局的变化——从原先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社两家专业古籍社为主，变成20余家古籍社以及众多综合性出版社、大学社、教育社同台竞技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古籍出版的专业化队伍并未能随着这种转变而培育和稳定。随着古籍出版专业分工的打破，规划的主导作用弱化，编辑队伍专业化不够，客观上造成了原创古籍整理图书减少，同质化产品甚至质量低劣产品充斥市场的现象，也带来了出版资源的浪费。

从社会文化的整体环境来看，人们对传统古籍越来越陌生，古籍图书的市场也越来越局限在专家学者的小圈子。古籍整理的上游环境不好，长期以来，高校及研究机构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考评体系不尽合理，古籍整理作品不能与论著、论文拥有相同的评价标准，导致古籍整理人才缺失，学者们主动承担的古籍整理项目越来越少。不过这一情况最近有所改善，教育部目前已经对原有的考评体系进行了调整。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严重影响了专业古籍社的积极性，伤害了古籍出版的原创力。如古籍整理著作的版权保护一直有很大的困难，侵权认证可操作性差，使得该类图书的著作权官司很难打，改头换面的古籍整理作品大量出现；再如近年蓬勃发展的民间古籍整理数字化项目，大量非法使用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侵犯了专业古籍社的版权，也侵害了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的权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社这样的出版社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大量古籍整理图书，被扫描之后放在网上非法传播，直接影响了本版纸质图书的印数和销售。

总之，要保证古籍整理出版的健康稳步发展，以下三点缺一不可：一是制订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切实可行的中长期规划，二是保证古籍整理专业出版社队伍的稳定，三是出版社内部要培育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化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