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2～3日，“2005年全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七十余位全国编辑出版教育工作者与部分业内人士云集北大燕园“会诊”。新的市场环境下，其学科定位、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的“深度提高”势在必行。

在中国数千年编辑出版活动史上，“弱冠之龄”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如此年轻。20世纪80年代，真正成规模的高校正规教育水波方兴。改制带来的种种肌体反应，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价值链与产业链的迅速变化，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在酷烈竞争中凸现……一切昭示，作为当前国内出版教育主力军的高校教育发展面临大好机遇。然而，种种迹象又表明，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教育，出版教育的人才培养每每滞后。同时“学界然，业界未必然”的冲突，不厌其烦地引出“理论与实践习惯性脱节”这一出版教育的恒久伤痛。

求贤若渴与“缘木求鱼”

快速发展的中国出版业人才需求炽旺。《中国传媒业人力资源市场分析报告》2004年6月的调查表明，图书出版行业人才总需求量为1801人，占三家网站（前程无忧网、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网）传媒类人才需求量的31%。2005年3～5月，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陈燕与其研究生对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5省500家相关行业用人单位进行调查，其中323家出版单位今年有招聘意向，占调查总数的75%。

招聘单位的目标一般有二：一是高端型人才。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看来，此类人才包括“懂经营之道的管理人才；熟悉法律和外文的版权贸易人才；了解读者熟悉市场的策划宣传人才；了解海外出版业现状能开发华文出版业的人才；熟悉我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到海外的优秀人才”等，而此类人才多为“复合型”人才，需在业内经过长期摸爬滚打，方能锻造，并非高校真空能够独立培养。二是一般型人才，即与高校所设专业较为契合的编辑、发行等人才，也是目前一般高校预期培养的重点与向业界输送的对象。

相对于高端型人才的“有市无才”，高校培养的一般型人才却大多“才不适市”。据记者了解，仅安徽、河南、广西省内某三所院校今年毕业的本科生总数已逾200名，研究生近百名。若适销对路，满足行业基本需求顺理成章。而事实上，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尤其是本科生，流失到其他类型单位的现象相当严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系主任袁世全透露，该校就职于出版社的毕业生不超过30%，70%以上的学生最后都留在国家机关、电台、电视台等单位，所从事工作与出版教育的初衷大相径庭。

部分“流失”的毕业生表示，此结果绝非自愿。就业时除了极少数甩开膀子自建工作室者，大多数人首要考虑的仍是对口单位，尤其是出版社。相比之下，书店似乎很难入毕业生的“法眼”。据了解，王府井新华书店近年无科班学生应聘，而河南省店一位经理感慨到：1987年到1994年七年间，仅武汉大学图书发行专业就来了7人，但实行双选后，这些毕业生涌向了出版社； 1994年之后，省店没能招收到一名该专业毕业生。与此同时，民营公司则几乎成为毕业生就业的“暗角”。北京风入松书店经理章雨芹谈及此话题，流露出十分渴望却又无人问津的莫大遗憾。北京某家以策划旅游书得名的文化公司员工告诉记者，两三年前公司来过一个“科班”，一年后因薪水太少而离开。

尽管如此，众多愿意投身出版社的毕业生同样遭遇着“生有意，社无情”的无奈。记者随机调查了5家中型出版社，只一家的编辑岗位两年来招收过1名科班生，另一家发行部则招收了3名。对此，出版社纷纷表示，作为内容产业，编辑无疑成其核心力量（从大部分社长、总编皆为编辑出身亦可看出）。该岗位更愿意接收非科班但有学科背景者。买方心理不难理解，当前出版业已进入市场细分阶段，专业社自不待言，即便一些综合性出版社，其编辑部（编辑室或编辑分社）也按相近学科划分。无专业基础的编辑，懵懂于学科发展进程、新兴概念思潮，缺乏与相关作者对话的平台，更茫然于读者需求，不利于选题策划和组稿工作。某编辑部主任埋怨说，社里一名纯科班编辑，二校文稿后每需请专业人士把关，效率大受影响。而这些属于编辑核心素质的专业知识，短期内无法积累。

相形之下，发行专业的学生就业稍好，出版社招聘的科班生大多在发行部。但随着出版社对发行的日益重视，进入门槛也越来越高。广西师范大学发行部某前员工回忆，四五年前部门中80%～90%的发行人员为名牌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科班毕业的本科生，初进社时较之他人具有“上手极快”的“先发优势”，以及“厚积薄发”带来的契合实际的创新能力（如在报刊等媒体设计图书广告）。而一两年后，部门其他人的专业优势逐渐凸现，自己便显得“后劲不足”了。

某出版社总编分析说，科班毕业生，初进社时的最大优势，即在校时受过完备的课程体系培训，知识结构较全面，对图书常识与业务流程相对熟悉，以及天然的人脉关系。而经观察，一名非科班毕业生，刻苦大半年，基本业务也能大致掌握。此外，应届生进社后（尤其是编辑）的成熟周期至少为3～5年，对于非科班生，此期间亦完全可建起相当的人际网络。

固然，现行体制下的评估机制使许多出版社更看重利润，其挑选人才时的“效益砝码”重于“素质砝码”。固然，一些出版社对毕业生初开工便能“独挡一面”的要求难契逻辑。但这绝非成为我们漠视教育自身症结的借口。“向纯科班族找寻最合适人选，简直缘木求鱼”！ 业界某说法或有偏激，却直逼七寸。

谁为伤痛埋单

有人说，目前高校编辑出版教育培养结果以“四不像”居多，即“不像编辑，不像策划，不像管理，不像发行”。无疑，人才培养道路上遭遇的“四座大山”成为其最大路障。

学科地位——编辑出版学专业提高和发展的制约瓶颈。编辑出版学从它诞生起，似乎就一直缺乏一个独立的名分。1998年通过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未将编辑学列为硕士点，这意味着国内目前尚无名正言顺的硕士以上学位点。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之前，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只能“借鸡孵蛋”，在相关专业下培养了一批批以编辑出版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硕士生毕业后因其挂靠学科不同而被授予不同学位，如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授予“传播学硕士”学位，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献与出版”方向和“传播学与出版事业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挂靠在图书馆学博士点下，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也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博士点。

散兵游勇，其教学方式难成规模，得不到应有重视。与此同时，由于植根于其他院系，出版教育学科建设资金很难充足。而学科体系不明与学科地位的尴尬，“学科”与“专业”的混为一谈，必将导致学科定位与培养目标模糊。既影响报考考生对专业的判断，更影响高校出版科学研究的发展。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黄先蓉教授诉苦说，如今只能在业界做横向课题，凡欲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做纵向课题，必须挂靠跟出版相隔较远的其他专业课题，而对“编辑出版”研究课题的申报目标则更朦胧。

师资贫血与教育超生。在一份由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开展的调查中，关于本专业任课老师最重要的素质方面，55%的同学认为应“具有相关出版实践经验”。而“坐而论道”却是多数学校专业教师的“拿手好戏”。一教师坦言，他所在的堪称以培养专业人才闻名的高校，多数教师业余时间都埋头于各色资料中寻章摘句，传授给学生的所谓的“实战经验”，多来自饭桌上业界人士不得精髓的只言片语。一些有出版社的高校急中生智，将社编辑中科班出身者暂聘为专业教师，同时本院系有实战经验的专业教师身兼数课，河北某大学一教师透露，某年招收40名本科生时没有专业教师，四年当中，九门专业课他一个人讲过八门。有的学校则索性引进外专业教师，某校出版专业开设的“出版产业研究”方向的硕士生竟由一管理学教师带，而该教师对于出版知识几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本科教育迅速膨（尤其1998年国家调整本科招生目录后）。据了解，一般设有编辑出版专业的院校的本科生数量都在50名以上，多辙上百名。武汉大学编辑出版专业2004届本科毕业生四十多人，就业落实率90.7%，即便如此，其每年招生尚控制在30～35人间，多不逾五十。而学生就业同样较好的四川大学，李苓教授表示，过去本校每届招生30人，如今看，25人以下最合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强调，各院校设立办学点之前应充分调查论证，一个省建四五个出版专业教育点的扎堆现象极不正常。

“大出版概念”的教学误读。1998年，教育部修订本科目录时，把“图书发行学专业”与“编辑学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在世界大学教育“厚基础、宽口径”潮流推动下（据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多数只设出版专业，很少细分为出版、编辑、发行、印刷各环节），对专业的整合与趋同是为应时之举。然而，却给许多高校带来了“大出版概念”下的定位模糊。为实践“宽口径”，编辑、装帧、印刷、美学、经营管理……教学内容惟恐不杂，出版产业链各环节惟恐遗漏，书、报、刊、影视、网络等划归“大出版”者惟恐一网不尽，且皆强调“系统掌握”，教学时间分配实行“平均主义”。在看似“博闻强识”的表象下，“浅尝辄止”的危机四伏。资深人士一针见血：陷入迷阵，乃因对“大出版” 解读过于简单化与平面化。具体教学中，“大出版”意识的确立与教育针对性的加强非一对矛盾，“大出版概念”实为“以点带面”的教学视野与“开放”的教学思维，以及高屋建瓴的深度剖析，非仅停留在诸如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形而下”层面。

与“泛教学”相对，受编辑出版学专业前身——编辑学影响，一些高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长期陷于“编辑”与“发行”的狭窄视野而忽视对相关学科的关注，所培养学生产业整体意识淡薄。

实践纷争。武汉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生导师王建辉常对其弟子谈及真正的出版人才需要具备的三层知识结构，即“广而深的地基（专业知识＋学科认识）、实务经验以及两者完美碰撞而爆发的更强大的能力”。若以此评价，当前学生在校时有机会获得的，至多相对于其他两种能力而言最虚浮的中间层。更残酷地说，即便是“虚浮”，也并非每个学生都有好运获得，尽管“产学研紧密结合” 七字早被学界在公开场合或学术论文中使用烂熟。

据了解，发达国家高校出版专业教学中，实践环节所占学分学时的比重很大，如芝加哥大学出版专业两年制课时中，第一年为3个学期的课程学习，第2年为编辑、写作和出版设计的实习；英国艾丁堡那比尔大学出版专业学生在第一学年主要学习出版理论知识，第二学年就到该校所在出版社实习，编辑一两本书和两期学术杂志。（参见本报2003年9月26日《中外出版教育比较差距有多远？》）国内本科一般学制4年，前三年或三年半为理论课程教学，如武汉大学本科专业实习时间为三个月，河南大学为半年，四川大学不少于三分之一。短暂的日子里，学生们“不过在客串”，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直言不讳，“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也有一个过程性，学生来实习，出版的各个环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都能让你进入、让你深入了解，出版社也不可能将要害环节交付学生实践。因此必须把实践计划分散到三年中”。

针锋相对，袁世全等教师则奉“打好文史哲基础”为圭臬，强烈反对一年级就开始实习。2003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两名硕士生对本校编辑出版专业108名在校生与34名研究生调查后发现，约半数在校生认为高校培养重点应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毕业生中只有38.24%的人认为此能力是重中之重。这与记者采访中所接触的毕业生提出的“原有知识结构过于短视”的观点一致。

如何对实践时机、时间长短、方式、具体内容进行完美设计？如何清晰理论与实务的黄金分割点？一切有待实践。

合力谋兴

高校出版人才培养欲出彩，远非教育界单兵薄力能成之，需学界、业界、政界合力而为。

张志强告诉记者，今年第十次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点的申报工作刚刚结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不久将审议有关高校、科研单位的申报情况。由于编辑出版专业在目录中没有，也就无法申报。在审议的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会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因此，学界应利用这次机会，争取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支持，将编辑出版学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之中。如果今年错过这一机会，又将等待2～5年。目前，美国、英国、德国、韩国、日本等高校均已经设立了出版学研究生专业，有的授予出版学博士学位，有的授予出版学硕士学位。因此，无论是从出版的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出版教育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设立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学界自身，则需增强产业意识。首先，实现师资力量产业化。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邵益文介绍，在美国，人们认为最理想的新闻专业教师是经验丰富的记者，如斯坦佛大学的新闻系教授许多从事过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另据了解，美国出版专业的教授无一不是出版业各领域最好的专业人士或引领出版业潮流者。凭借强劲师资，美、英等国开设出版专业的常常委业内人士举办各种出版培训班，从而使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鱼水相谐。而国内恰好相反，教师应利用双休或长假进入出版企业，或做事务，或做访问学者，或聘请经验丰富的编辑来给教师讲专业课，以弥补实践经验的不足。

其次，高校应积极争取业界扶持，与其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利用出版单位的人才资源和基地优势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服务。据了解，美国许多大学的出版专业都设有由著名作家、资深编辑和高级执行总裁等业内巨头组成的专业顾问委员会，定期聚会为专业发展出谋划策，以使课程设计符合出版行业最新需要；同时，他们以教职员工为纽带为学生提供必要的个人咨询。

国内一些高校也正尝试如此做法，如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与北大出版社，武汉大学与湖北省出版局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两个出版单位还分别在北大、武大设立了编辑出版奖学金或奖教金，社长、总编与教师一道讲课。

张志强特别指出，编辑出版必须转型，必须以发展研究生教育为主，以适应蓬勃发展的出版业的需要。同时，设有编辑出版专业的高校之间，以及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要加强联合，以形成教育合力，或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办研讨班，这是提高我国出版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张志强透露，他明年将邀请国外出版专家和出版教育专家来华，在南京或北京举行“全球化与出版”大型研讨班，以给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师培训为主。目前正在积极筹集经费。他希望有识之士能提供支持。

至于学界热衷谈论的“课程实践”问题，业内人士指出，学界应突破对于“实践”就是纯“实习”的狭隘理解，让其渗透到课堂讲授中，一改惯常按章传道的味同嚼蜡。中国出版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裁聂震宁认为，与文学创作、作曲、电影等专业训练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分析作品一样，高校应增开“出版物欣赏（或鉴赏与分析）”这一课。教师直接将优劣作品带到课堂上，学生读后互相讨论，最后由教师从选题、设计、内容把握、装帧设计等各个方面对该书进行得失评价，通过这样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技巧。

余论：警报

河北大学陈燕老师做了一项调查， 在“毕业生认为用人单位对自己的能力要求”中，“品德”居末位，被排在社会经历、专业能力、性别、学历、毕业学校、潜力、特长等内容之后，而在“用人单位实际注重的毕业生能力”中，“个人品行”却位居榜首。同时记者注意到，研讨会上仅两位教师略提到此问题。学界在大肆讲谈“术业专攻”的同时，在敛神调整培养模式以应产业之需的同时，“出版信念”的渗透（不仅仅是蜻蜓点水般开设几门人文课程）不可或缺。毕竟，编辑出版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是要培养起一种热情、一种情结、一种品位、一种追求。毕竟，出版业需要呼唤既有产业头脑又具文化情操的“家”，而非技艺娴熟但理想阙如的“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