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中国出版集团总裁）

文化遗产既是一个国家文明历史的佐证，又是其民族文化精神的表征。出版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方式，既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自身又成为文化遗产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方面，出版业责无旁贷，价值重大，意义深远。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古籍的整理出版。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也是一个有着重视古籍整理传统的国家，随着《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近代出版史上曾形成过古籍整理出版的热潮。

早在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１９８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这一文件的下发以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的二十多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截至２００２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一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２０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８０％，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今年我国正式设立“文化遗产日”，反映了我们国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重视传承中华优秀文明成果的一贯方针，同时，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在新的时期，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国际范围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从文化与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形势新问题的高度，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的战略考量和战略部署。古籍整理工作，要从新的形势、新的要求，提升新认识，开拓新思路。不能仅仅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局限于出版工作自身的层面，更不能因经济效益影响而消极、被动地整理“国故”，而要把它放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去理解。

关于古籍的保护与传承，我提六点建议：

一、 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毋庸置疑，大量的古籍，并不需要全部整理出版，其中的大部分只要保存好就完成了任务，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手段，如影印、缩微胶卷、扫描、数字存储等，做起来更方便了。这是第一档次。第二档次，是供给科研和教学人员使用的。对这部分古籍，只要做好标点断句和校勘就足够了。第三档次，是给一般读者看的。应该把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展示给广大读者，给一般读者的应该是古籍中的精华。但即使是精华，也有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有剥离和转换的问题。

二 、评议已出版的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

三 、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

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五、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六、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代化、数字化进程。

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高度认识古籍整理出版，不仅意味着工作者应肩负起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同时，也意味着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古籍整理出版将给出版单位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品牌效应。

■杨德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商务历经百年风云，但是“开启民智、扶助教育”的立馆宗旨仍然一脉相承从未改变。正如商务印书馆馆歌所说的“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商务以出版之力传承民族文化可谓不遗余力。商务自诞生之初就一直致力于“整理国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馆初期就出版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多种珍本古籍，在当时乃是难得的最佳版本，另外还以英文印行《四书》，以珂罗版印行碑版字帖、书法名画。现今的商务在辞书出版、引进世界学术经典著作方面，对人类世界性的宝贵文化财富亦是一种传播和光大的工作。有识之士提出，商务印书馆一贯坚持的承担社会责任、坚持出版高品质、利于文化积累、知识传播的出版物的传统，本身即是一种文化遗产，值得光大。

保护文化遗产是传承人类历史、传承人类文化，传承人类的智慧……国家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日意义非常重大。最近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以商务之力，出版这样一部人类文明的巨制，实属不易。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史曾经多次着手印行《四库全书》。早在１９１７年张元济在得知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想印行《四库全书》后，就提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宝藏，理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出版。当时向政府商借原书，没有能够得到北洋政府的许可；１９２５年商务三十年馆庆，张元济决心要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并制订了完整的出版计划，但施行时也是发生种种困难，使得种种努力付诸东流；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间，在经过“一·二八”战火重创，商务在非常艰难的时期印行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是先后分四期陆续出齐的。其后，商务虽又印行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目》等有关书目，但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还是一个未实现的梦想。进入新世纪以来，请商务再次出山，影印《四库全书》的动议日渐声高，这一动议同时得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商务终倾全馆之力，２００３年，将存世最为完整的四库抄本之一——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出版，这一国之瑰宝化身百千、嘉惠中外。

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遗产，这中间有出版人的一份责任和义务。近年来商务坚守文化与学术的出版传统，出版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赵元任全集》《钱锺书手稿集》等图书，“商务印书馆文库”作为一套开放的文库，一方面整理近代中国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也立意于挖掘和保护重点的学术项目。

众所周知，在１９３７年“八·一三”，商务所附设的东方图书馆被毁，无数珍本善本付诸一炬。回顾历史，商务人珍惜现在良好的出版环境，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还要加倍努力，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略尽绵薄之力。

■刘文君（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

国家提出“文化遗产日”，是一种远见卓识。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强大的软件，设立“文化遗产日”，势必创造一种舆论，形成一种导向，呼吁出版单位出版一些可以留在书架上的经典图书。与此同时，对于古籍等文化传承类图书的销售也将有促进作用，至少会比较稳定，这也将促使出版社重视并出版更多传承文化遗产的厚重产品。

建社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旨，坚持“既注重古籍整理精品，又兼顾普及读物”的出书原则，确立了古籍整理、学术精品、古玩收藏、书法碑帖、传统文化五大系列的主体结构，推出了《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８卷）、《建安七子集校注》及《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等优秀图书。

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是依靠地方资源，另一方面是求精不求面，只能在天津图书馆和天津档案馆里的资料和善本上着手，同时请南开大学古籍整理方面等权威专家教授担任作者。如最近正在操作的有《治河全书》，介绍了过去皇家治理河道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既有整理善本传承文化的意义，也有现实参照的意义；而《万历起居住》则重点研究了明朝万历年间皇室的起居住情况。

而除了古籍整理，我们还推出了如“名师讲义系列”等学术精品，强调再现名师及传统文化，对后人提供很好的参考版本，包括《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讲义》等，均为文史哲方面已故著名教授那些没有公开发表或出版过的手稿讲义，第一版４０００册已经销售完毕。

■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其实，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等话题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在反复地讨论，但这次设立“文化遗产日”，反映了中央文化战略的远见，特别是在大家相对忽视传统文化的时候，将其提升到文化安全的高度，其理论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丧失了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而是依附在某单一文化体系，民族特色也将不复存在，这说明古籍整理等出版将不会是夕阳产业，高校对古籍整理这一块也会因此更重视，比如研究的课题项目和经费都会有所增加，这也间接地支持了出版业。另外，设立“文化遗产日”还能唤起民间力量的支持。

就自身的情况来看，上海古籍社和中华书局以前在古籍整理上各有侧重，我们以文学为主，中华书局以史哲为主。后来我们也在史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如文学方面我们有计划出版１００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现已有９０多种，而“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也已有１０多种问世，还打算为大学生提供诸如《大学经典》等古籍普及类著作。而在史哲方面则有较高层次的学术名著《中华要籍集释丛书》、《二十二史考异》、《汉学四承录》等大型资料集释，“十一五”规划中类似的还有将近５０项。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从国外把一些本属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东西通过各种手段复制回来，再做大量的整理工作，辅助一定的文化输出。同时还将推出“清人文集丛刊”等大型资料，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加以整理，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做好古籍的普及工作，也即是对古籍正本清源之后让人精道地掌握。

■徐 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副总编辑）

１９８６年，我社成立了古籍影印组，开始批量影印古籍，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１２０册的大型丛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了４００多种善本，随后更是加大力度，成立了古籍影印室，古籍整理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从出版品种上来讲有时甚至能达总出版量的７０％～８０％，成为古籍出版社的中坚力量之一。

而到２００１年，我社又启动了“中华善本再造工程”，试制产品２１种，自２００２年正式开始第一阶段工程，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完工，共计出版７５０种，包含唐宋元等朝的９０００多册善本。接下来，我们还要出版２００４年立项的“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一共１５０册，１５万页，主编由任继愈担任，财政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给予了大力支持，准备三年内出齐，现已出版３０册；计划两三年内出齐的还有《清代方略全书》，精装２００种，介绍清代历朝大事文献资料。

但这些古籍的抢修难度也非常大，特别是像敦煌遗书甚至有些都揭不开了，这说明抢修这些古籍已是非常紧迫。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还在于，前者在保护时还不能影响它的正常运用，保护本身为的是更好地运用，因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古籍的利用。不过，此次设立“文化遗产日”，对综合、古籍、艺术等出版社来讲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诸如珍贵文物、画册等都可以通过出版的形式来展现，从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望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的局面。就拿我社的古籍书来讲，已开始赢利，今后要注意的是注意特色，主抓古籍影印和图书馆学两大类别。

■陈红星（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遗产的资源一直都非常丰富，但长期以来，大家都不是太重视，现在甚至有人连什么是遗产可能都不太清楚。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在我看来是件好事情，本身也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体现。比如有很多宗教场所、资料甚至活动都可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像少林寺武功、民间工艺“堆秀”、丽江古城、各地古寺庙，而且很多名山大川如五台山、武当山、峨眉山、庐山都和宗教密切相关，但这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需要紧急抢救和抢修，而通过出版物来进行保存和传承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手段，可以让后人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些东西，出版人有必要也有能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在我看来，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实际在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同时，对出版业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明确文化遗产日，特别是随着哪些被确认为物质文化遗产，哪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人可以更有重点地推出相关出版物，可以按目录来规划我们在这一块的出版品种，同时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加强，也将促进我们销售工作的开展。

作为宗教文化专业出版社，与宗教界、学术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宣传宗教工作，对宗教文化遗产的整理、挖掘和保护也是出版宗旨之一，只是我们的策略为“只要有发展，步子慢一点没关系，但千万别摔跤”。目前我社已出版像“少林寺１５００周年纪念文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集》、《佛教造像量度与仪轨》、《大悲咒》，以及与国家档案馆策划出版《班禅档案》、《达赖档案》等一批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图书。接下来还要先把一批文化内涵很强的寺庙，推出“中国名寺系列”；与文化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合作推出５０集“名寺高僧”音像产品。

■魏全瑞（三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我社是西北地区唯一的古籍文史专业出版社，目前我社图书年发行码洋达到６０００余万元，年货款回收增至３８００余万元；社里购买了新的办公楼和住宅楼，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和办公条件的现代化；职工的年平均收入增加了数倍，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累计出版图书４５００余万册，其中有２２８种获省部局级奖励，打造了一大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精品图书。

但在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社曾因古籍整理耗时长、投资大、读者面窄、见效慢，长期被经费拮据所困扰。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像颇有价值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只出版了不足１０本，受学术界欢迎的《全唐文补遗》仅出了３辑……尤其让我社编辑至今耿耿于怀的文物书法瑰宝《西安碑林全集》，虽被列入全国“九五”古籍整理规划，然而由于缺乏资金，后来被南方某出版社挖走。

时间到了１９９８年，我社认识到陕西曾是秦汉唐建都之地现实，地上地下文物异常丰富，各种器物铭文、石刻文献等的数量居全国之冠，隋唐碑碣数量占全国的２／３，地方志内容也相当丰富，这些出土文献能为学界提供珍贵的研究资料。因此确立了“立足三秦大地，作好周秦汉唐文章，出精品，创品牌，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出版思路。比如，在已有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基础上，我社又推出了《咸阳碑石》、《重阳宫道教碑石》以及《陕西古代砖瓦图典》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报告。而由陕西古籍所策划编纂的另一套重点图书《全唐文补遗》至今已由我社出版７辑，成为我社此类图书中销售情况最好的，受此启发继续组织出版的“补遗系列”也逐渐成为我社古籍整理的品牌图书。２０００年启动的“周秦汉唐文化工程”更是标志我社古籍出版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中新出版的《唐代文学论著集成》，被称为“５０年唐代文学研究集大成”之书。

与此同时，我社还先后出版和改造的普及性读物有《名家小品》《佛经注译》等系列丛书；而重新装帧组合改造的古典文学通俗读物中，《唐宋英雄传奇》每年多次再版，“四大名著”每年发行四五万套，２０册《传统文化经典读本》成为畅销图书，《古诗文背诵》更是先后累计发行４００多万册，发行码洋３０００余万元。

■查振科（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文化安全的威胁。即便像文化输出比重相当大的美国，他也要求其他国家要像对待别的商品一样对待他的文化，欧洲也是如此，意大利更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

而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就是要为国家文化战略和文化目标做好服务，但因其范围非常广，不可全面展开，我们要从广义的文化和专业的艺术两翼出发，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我们目前推出的《汉画解读》、《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前者对通过汉画像砖的雕塑反映当时的生活情况，既为历史研究和艺术研究，还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后者用出版的形式全面体现了京剧当中的服饰、脸谱、头饰等道具，还有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价值。而《程砚秋系列》则从《京剧大师程砚秋》、《程砚秋戏剧文集》、《程砚秋唱腔集》、《程砚秋百年诞辰论文集》、《程砚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五个角度全面反映了程砚秋的京剧艺术。再如各地的古戏台都不尽相同，我们也可通过出版展示在人们面前，兼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当然，文化遗产保护与出版工作间又有矛盾，那就是投入大，但读者面相对要窄，战略意识到位了，但政策优惠等措施还有不小差距，这就需要出版者去争取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来支持这一项事业，使文化遗产保护进入良性循环的过程。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从国家文化建设的高度加以重视，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来保证文化战略的实施，应该说还是比较及时。这还有望引起社会的阅读热、收藏热，特别是文物、宗教类等品位比较高的出版物，还有可能会引起消费者的追捧，包括寺庙等渠道都有可能会有销售。而文化经典也是如此，就像四大名著、诸子百家、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等，其中有些版本就在不断地重印，具有稳定的销售量。

■尚佐文（浙江古籍出版社副社长）

浙江古籍出版社成立于１９８３年，二十多年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学术研究为宗旨，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古典文献特别是乡邦文献，如《黄宗羲全集》、《李渔全集》、《马一浮集》、《夏承焘集》以及“两浙作家文丛”（３０种）等。

而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来说是很大的鼓舞。《通知》下发的背景，是当前全社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以我们浙江为例，这些年来，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各市、县乃至乡镇政府及有关机构、部门组织、参与、支持整理挖掘文化遗产包括乡贤著作的热情很高。这一现象无疑是可喜的。但在我们看来，喜中有忧。有关领导和热心人士在对待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古籍整理无序操作、非专业操作现象比较严重。

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二：一是认为古籍整理很简单，就是给古书加标点。殊不知古人云：“学识何如观点书。”在哪里断句，用什么标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反映的是整理者的文史功底和综合知识。此外还有版本的鉴别和选择等等，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事情。二是把出版社等同于打字店、印刷厂，认为编辑出版工作就是把古书录入电脑然后印出来。古籍整理著作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对于地下文物，如果条件不具备而强行挖掘，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对于古代文献，如果以无序的、非专业的方式进行“整理”，同样是糟蹋和破坏资源。但愿有关领导和部门不要好心办坏事。

■乔晓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

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教育只是一部分，大部分还是得通过社会渠道来传达，比如媒体和出版，而媒体传达的更多的是大众文化，而出版在传播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和传承方面都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当初“剪纸”艺术在申报前就是通过出版物来体现的。而自四大发明说起，博物馆和图书出版为文化记载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跟当前社会需求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方面标志着自五四以来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可见出版社还需要反思，并设立出版的人文底线，加大力度传承那些即将消失的民间艺术，要是没有记录下来的话，今后这些艺术可能就真的要失去。换句话说，我们经常能看到国外学者在云南、贵州等地寻找这些临将失传的民间艺术，但当地的出版社又做了什么呢？

再者，通过出版物的形式传播的意义也是长远的，像皮影、刺绣等民间文化艺术非常适合出版，比如用图文的形式阅读就很方便，同时还是文化输出的一个部分。

（孟叶 蓝有林 李宁／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