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王东

编者按 在全国近580家出版社中，中小出版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做大做强出版业，中小出版社当然不能缺席。在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出版集团和大社名社向市场经济主体转变的步伐日益加快，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优势出版资源向其集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而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缺少核心竞争力的中小社则面临被边缘化的挑战，甚至是生存的危机。那么，中小社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怎样在中央改革"时间表"已然紧迫的情况下如期完成转企改制工作？如何打造自身的竞争优势？本报为此推出"中小出版社生存状态"系列报道，既有群像的梳理，也有个案的剖析，敬请关注。

在2009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由订货会组委会与本报联合举办的高层论坛上，大学版协理事长、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在谈到大学社未来的发展问题时表示非常忧虑——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都是中小规模出版社，在全国各地纷纷组建出版发行集团甚至上市融资的形势下，同这些具备资金和资源优势的对手竞争，中小型大学社的生存环境不可谓不严峻。2009年对于即将全面转企的大学社来说，绝对是忧思多过欣喜的一年——在全国100余家大学社中，像上海音乐学院社这样的中小型出版社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例，在第二批61家转制大学社名单公布之后，这些出版社的发展问题遂成为业界非常关注的话题。

强化与突出地域特色，是中小型大学社在无法跻身全国一线社的情况下最为可行的发展策略之一。2003年年底成立的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只是一个累计出版图书391种的小型社，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4人，但是在2008年1月到10月的上海书城连锁公司的销售统计中，该社图书在其门店销售码洋居然可以在全国700多家供货商中排到197名！从上海音乐学院社社长洛秦那里了解到，该社的音乐理论图书已经可以占到总品种的40%以上，而且该社理论图书的出版已经可以做到“以书养书”。洛秦介绍说，上海音乐学院社的图书首先满足的是本校以及上海地区相关院校的需求，并在这个基础上开拓了全国的专业市场。根据服务区域的思路，他们还开发了满足当地音乐考级市场的“社会艺术水平考试”丛书，占据了同类产品区域市场的相当份额——该社图书的退货率常年保持在5%～8%，而退货当中能够实现二次发货的图书又可占到70%以上！近年来颇为热门的职业教育教材出版领域，有的中小型大学社虽然无法与高教、北大这样的大型出版社竞争，但他们通过与地方上的一个或几个职业教育学院的合作小规模地占领地方市场，也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多年来一直从事于大学出版理论研究的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出版社的发展与其规模大小并无必然联系，对于中小型大学社来说，形成自身的出版特色比无目的地上规模、增加品种要更明智；更重要的是，专业大学社的图书构成应该是纵向的，也就是要在一个领域内开发不同层次的图书，可以有针对高端读者的学术著作和教材，也可以有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读物、科普读物等等。同样以上海音乐学院社为例，该社从2004年开始推出的“江南话语”系列丛书就是大众读物，这个系列不仅在出版后连续重印四次，而且在2005年获评“中国最美的图书”。以刑法、刑诉教材和专业图书出版为特色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从两年前开始涉足探案文艺作品以及法制节目电视书的出版，并在2008年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回报——由于受到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影响，该社的专业图书发行收到了很大的冲击，而文艺图书的销售则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使其仍然保持了年8000万元的销售码洋，基本与2007年持平。说起在大众图书出版领域的拓展，该社副总编辑杨玉生介绍说，这种拓展是与出版社的专业定位相一致的，而且由公安系统内部作家撰写的作品更能反映警察生活，也获得了读者的高度认同。该社与某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合作，以及与制作引进版侦探类影视作品的大陆桥公司的合作，都是比较成功的尝试，而且也开辟了电视剧、电影、大众学术论坛影视同期书之外的新品种。

不过，专业大学社进行选题纵向开拓也会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新品种图书发行渠道的建设。前面提到的上海音乐学院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社都遇到类似的问题——出版社需要为品种并不算多的新产品建立全新的渠道，而渠道建设初期的高投入也使很多专业社视选题拓展为畏途。对此，吴培华认为，新渠道的建设在一开始肯定是有难度的，但出版社可以采取“借鸡生蛋”的方式开发销售渠道，比如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就是通过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发行方面的合作，解决了早期教材市场开发的难题；另外，民营图书策划、发行机构已经在政策层面获得官方的认可，大学社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开展与他们的合作，并在合作的同时建设自己的渠道、扩大本社的影响。

不过相比于有限的选题拓展，专注于自身优势板块的发展也许更为重要，而且由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既定方针，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日益增长，也给中小型大学社的特色出版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卫科介绍，在2008年三部委“农家书屋”用书的评审中，该社有53种图书进入推荐书目，有2种成为必选图书——而这家成立于2002年的大学社产品总量也只有216种！该社依托由两所农林高校、五所科研机构合并而成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农林科技图书的出版，但过去由于农民的购买力弱、农村市场分散，有书却发不下去，现在“农家书屋”工程帮助出版社解决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刘卫科表示，为了更好地满足农村读者的需求，该社还计划向农村文化建设、农村卫生事业、法律教育图书等方面进行拓展。另外一家西北大学社也是“农家书屋”工程的受益方，该社以“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中国农村调查书系”、“农村妇女参政议政丛书”等为代表的“三农”图书不仅在学者当中赢得了好评，更是受到农村读者的欢迎，被各地“农家书屋”广泛采购。该社社长马来觉得这几套丛书的出版，纯粹是出于文化工作者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因此可以对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产生有益的影响，而能够获得“农家书屋”的选用则纯属意外收获。他认为，现在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出版社仍需要对该类选题继续挖掘，同时为满足农民读者的多方位阅读需求，他们还专门针对“农家书屋”整合以前的产品推出了“节日长安丛书”和“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也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正如一位资深业者在采访中所说，出版是商业行为，但首先是同文化紧密相关的商业行为。因此，无论运作如何市场化，大学出版都应时刻牢记自身的立社根本和出版使命，中小型大学社的发展更离不开对于自身特色、专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