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李雅宁

兴起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出版机构“进京”潮仍在持续，近一两年出版机构向京城聚拢的速度和态势有增无减。2008年10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北京办事处；今年年初，山西人民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也正式成立；广东省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从今年起开始策划运作图书，一改过去只是作为驻京办事联络机构的职能。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北京分支机构的组建方式、发展模式、战略定位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各种优势资源集中在北京，经得住本就在京城的200多家出版社和这数不清的驻京机构的“瓜分”吗？北京的作者资源特别是有市场号召力的作者资源不仅有限甚至可以掰着指头数出来；一些出版机构来北京想要操作的都是生活、文艺、社科等大众读物，而非自己的特色产品；北京图书中心或公司的出现，必然引起图书品种的增加；如此一来，会不会造成无序竞争加剧、选题同质化加强、管理难度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呢？再者，一定要来北京才能做好出版吗？少儿出版界的领头羊浙江少儿社、江苏少儿社、安徽少儿社等出版社未落户北京，但他们照样做得风生水起，牢牢占领全国市场。

“进京”热这个持续多年的话题从未淡出过出版人的视野，但在出版业改革巨变的当下，我们或许可以换种思路和角度，从整个出版产业生态环境构建的角度来看这一老现象，来考量这些北京分支机构的新发展。

聚京势头不减呈现新特点

先走了一步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都已经尝到了甜头。各地出版集团成立之后，也纷纷进京设立分支机构或成立文化公司，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重庆出版集团的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公司、湖南出版集团的营盘兄弟文化公司等，都做出了相当的影响，成为集团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与前些年相比，北京分支机构的发展呈现出了种种新特点。首先，功能更加全面，不再只是最初的搜集信息、组织稿源，而越来越多地转向子公司的运作。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施宏俊所说，北京分支机构中有的只是搜集出版资源，有的则是成立公司拓展新业务，壮大实力。前者是服务型的，后者是利润型的。“我认为选择后一种方式的会越来越多，因为后者独立考核，指标明确，经营管理也相对容易。但这种方式要求预先做好北京分支机构的设计和架构，同时提升本部的管理水平。”

其次，人员构成更加本地化甚至完全本地化。过去很多出版社的北京分支机构，都是先从社里派人过来运作，然后逐渐招聘北京员工，发展壮大队伍。但现在，出版人认识到，人员本地化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尽快适应当地环境。直接在北京招兵买马或与北京一些公司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北京分支机构的人员本地化。其实这是一种不错的做法，如接力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都是从最初设立图书中心时，就完全从当地组建队伍，并给予北京中心充分的自主权。

再次，运作模式发生变化，尝试着资本运作和依靠集团的力量。长江文艺社北京图书中心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江苏科技社尝试借助集团的强大力量整合资源，谋求发展壮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更是大胆提出了随着政策的发展变化，未来在北京成立分社的想法。“在出版业改革加速的背景下，未来几年，总署有可能允许出版社在异地设立分社，这将促进出版业的自我裂变和内涵式发展。有了分社，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和管理可以在异地和好地落地，否则不容易操作。”

第四，北京分支机构在社或集团本部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不再是一种补充，而成为本部整体战略布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重庆出版集团的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公司是集团一半利润的贡献者；接力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负责运作该社所有的一般书，2008年创造了1.53亿的码洋。

第五，组建方式也有所创新，兼并重组成为一种新选择。如2008、2009年，江西出版集团和吉林出版集团分别完成对中国和平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兼并重组，也是两个出版集团跨地域经营、进军北京的重要举措。 (下转第5版)

链接：本报6月16日1版《资本之手改写产业生态》

“这是一个行业发展的规律，发达国家80%的出版资源都集中在首都。”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王建辉认为，地域的局限是阻碍出版集团做大做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是跨地域运作的一种方式，有利于突破这种限制。

新进入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那些“进京”先行者们则已经站稳了脚跟，正在谋求发展的升级。上述北京分支机构发展的新特点，正是他们谋求质变和升级的具体体现。接力社北京图书中心已经发展到60多人，这让该社扎根北京，让人们感觉接力社本来就是一家北京的出版社。长江文艺社北京图书中心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重庆出版集团少儿中心从2006年几十个新书品种，发展到2008年新书和重印书品种分别达到158种和57种。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办事处2006年7月成立，由于在北京有了据点，使得《中国长城志》这部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全额投资、与中国长城学会合作的大型专业志书最终花落该社北京办事处。继2007年1月购买了一套168平方米商住两用房之后，该社又于今年6月在北京购置了400多平方米的纯办公用房，计划下半年在京成立医学出版中心和长城出版中心（专门负责《中国长城志》的编辑工作），出版社将授予两个出版中心独立的人事、财务、员工薪酬管理权限，以更加多元的体制、更加灵活的机制，加快北京分支机构的扩张和裂变，使其实现自主发展，不断壮大。

“进京”热会否降温避免引发产业生态变异

“进京”发展自然有其说不尽的好处，是否所有的出版社都有必要来北京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业者认为这要根据出版集团和出版社自身的发展战略来确定，不能盲目跟进。“企业战略定位是什么样的？北京图书中心由谁来做？怎么做？这是出版集团、出版社在京成立分支机构时，要考虑的3个问题。此外，上级主管部门好的政策支持也非常重要。”这是接力社总编辑白冰的经验之谈。施宏俊也表示，出版机构“进京”首先要目的明确，北京分支机构的定位要清楚，最好是与本部形成一定互补，这样可以壮大自身实力，否则如果还做原来的内容，就是自己跟自己争市场。

再次回到文章开头我们的思考和质疑，恶性竞争加剧和选题同质化等问题，是否多少与大家过于聚焦北京、瞄准的资源相同有些关系呢？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社长常汝吉表示，确实有一些因素，例如出版社把目光都集中在北京少数作者身上，造成了版税被过度抬高，影响了产业链的良性发展。“过度集中必然造成竞争的白热化，大家可以把眼光再放开一些，除了北京之外，上海等其他城市也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挖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这样说。东方出版中心总编辑宋焕起认为，目前出版机构向北京聚集还是一种良性的发展，但要防止过度聚集后产生的问题。这种防止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而应该通过市场手段来进行，当大家发现设立北京分支机构的成本大于能够从北京挖掘到的资源后，自然不会再盲目“进京”。之所以出现出版机构纷纷涌向北京的现状，除了北京的文化资源确实比其他省份丰富许多之外，还因为出版社最早是按照地域进行规划的，每个省都有文艺、少儿、科技、人民社，但其实很多省都没有那么多资源，无奈之下出版社只好转向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些问题最终都要通过市场的手段解决。

诚然，出版业是“群聚”效应突出的行业，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不仅仅是为了掌握资源，也是跨地域经营、跨所有制合作，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要涌向北京或来了北京就一定能掘到真金。现代通信技术的便捷和交通的发达，让出版机构可以身在异处照样第一时间掌握北京的信息。高额的运营成本、在竞争和学习中不可避免的跟风现象、雷同的作者和信息资源，以及北京分支机构的无限膨胀，这让我们不得不对“进京”热进行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