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法兰克福书展特派报道组/记者 任江哲 金霞 吴妍

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既是全球出版家的盛会，也是全球文学家的狂欢，是现当代人类智慧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场所，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年度好书的展示大舞台。而第61届FBF，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出版家、文学家、翻译家和印刷、发行界人士的嘉年华。6天的时间实在太短，而留给我们的思索，留给中国出版传媒界的生产、制作、传播、营销、阅读等诸方面的启示，就像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图书所散发出的书香，韵味绵长。

主宾国：“祥云”萦绕欧罗巴

“我从未见到一个主宾国的表现这样好！”在圣智学习出版公司亚太集团总裁陈达枢看来，本次中国主宾国活动项目丰富，展示了出版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陈达枢表示，除引进版权到中国，圣智学习集团也愿意系统化地把中国的优秀出版物带到国外去，所以这次中国展团的集中展示，对国外出版商当然是好事。

先后9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李朋义，如往次一样繁忙地奔走在展会现场，却比以往凭添了几分收获的喜悦：“我们这次取得了双丰收——一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大展风采，扬眉吐气，振奋人心，在国际出版界树立中国出版的形象；二是国际版权贸易大丰收，说明了中国出版业的进步：从内容上看，选题策划的能力提高了，从渠道上看，在国际上有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伙伴，从经营管理上看，水平在不断提高。版贸成果好，得益于主宾国的活动搞得好。”

同样是多年活跃于国际出版舞台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总编辑黄友义，也感受到了此次中国主宾国带来的深意，“借势书展，中国办了很多的论坛，有自己办的，也有与外方合办的，如欧盟教育文化总司主办的中欧文学翻译出版论坛，探讨如何通过文学翻译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论坛达成共识，设立相关基金用于推动将中国的内容翻译到欧洲去。类似的成果，远远超过一次书展的意义。”黄友义强调，主宾国的意义，一是中国出版界真正站到国际出版的最高舞台，充分展示自己；二是把中国的符号放大，并让中国的符号留在欧洲——让更多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

我国台湾资深出版人王承惠告诉记者，“如果今年不是中国主宾国，我们可能也不会来，台湾出版人也要共襄盛举，此次在6号馆和3号馆展示的台湾图书共计1300余种。展场内到处可以看到CHINA的海报、宣传品，特别是主宾国展区颇有大国之风，中国文化的元素、书的精神都在简洁而不失庄重的设计中表现出来，让人惊喜。”台湾华品文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陈秋玲谈起主宾国也显得有些兴奋，“中国主题馆充分展示了我们的汉文化，海峡两岸文化同根，所以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骄傲。”

“FAIR对于西方人是交易的概念，而对于东方人则是展示。”一位也多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出版人做了比较——东亚国家做主宾国都很张扬，重在展示国家实力，要形成‘扳机效应’，有一年韩国做主宾国时，韩国文化观光部也投资很大，办了多场活动；西方则不然，如希腊任主宾国时，政府只投资建设了一个古文化甬道，其他的都是出版商自己做。”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会展中心的莫莹此前也曾数次参加书展，此次作为中国主题馆的现场活动协调负责人，整整5天扎在主题馆里，亲见亲闻了那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各方对展馆的设计评价普遍很高。从活动来看，与往年多是新书发布会不同的是，今年参展单位都很用心去设计主题，注重做内容，很多场是研讨会，并邀请外方合作伙伴，讨论得比较深。作家活动尤其受欢迎，交流互动很热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对外合作中心主任蒋丽君的“意外收获”印证了莫莹的感受——版权谈判之余，她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参加了两场作家活动，并向作家提问，“这种交流很私人化，很难得。”

比版贸更重要的是理念变革

此届书展上，中国出版代表团签署版权输出合同2417项，大比例地再创历史新高。而比硕果更加沉甸甸的，是中国出版人的思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吴小平告诉记者，除成功承办华文出版论坛、与阿歇特集团“喜结连理”之外，凤凰向非华语地区版权输出的数量超过了70种，比上年有40%的增长。“FBF，是舞台更是平台，要共性更要个性。”

李朋义表示，中国出版“走出去”，政府鼓励支持是一方面，出版企业首先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建新的体制机制，才能把出版业的经营管理做好；二是要想办法策划出能与国际对话的、符合外国人思维习惯的产品；三是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逐步实现“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的三步走战略。

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起步早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此次不仅在4号馆设展位，还组织8位经济学家现场选书。世纪集团总裁陈昕介绍说，以这些经济学家的眼光选书，一方面减少了版权经理和编辑选题论证的环节，提高了版权贸易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与专家一道看样书和书目，又能产生新的选题，这是世纪集团提升选题的国际化运作能力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乐呵呵地向记者展示着他刚刚发现的“宝贝”——一本名为《我的秘密》的法国绘本。安少社3年来引进了30几个国家的157种图书，同时向欧洲、中东、东南亚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输出了162种图书，实现了贸易顺差，越来越融入到儿童出版的国际舞台上。“我认为不要单纯量化每次书展的版贸数量有多少，关键是我们学到了什么。”张克文告诉记者，从最初参加大型国际书展时像“掉进了书的海洋一片茫然”，到现在能很快从书海里找到想要的那一本，他认为这就是收获和进步，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变化，“现在有些书我们不直接引进了，而是学习人家的理念，回来后进行本土化改造。”比如国外低幼图书抓住儿童的不同阶段的需求，更注重安全和环保等理念，已经为中国出版人所认知并付诸探索。

据黄友义观察，此次欧美参展商对8号馆的评价是“不景气”，甚至有好几个出版社抱怨“太安静了”，而中国元素在8号馆表现抢眼，如企鹅出版社的大灯箱上是30多种中国书，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的展台布置成中国公司、印度公司、美国公司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国公司占据中间位置。“大公司都在打中国牌，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变化。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是有更多中国的合资或独资公司出现在8号馆，那就是真正的跨国出版了。”

“从过去争相派发礼品制造人气，到现在连书目都要用名片换，中外出版业确实都到了调整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王一方分析说，四个周期导致了此轮调整：一是出版业的行业周期，使平均利润下降；二是金融周期，现钱活钱少；三是图书的生命周期变短，获利性受影响；四是技术周期，技术变革加快。在此背景下，传统营销受到挑战，数字营销成为主流。“我们向西方学什么？就学人家的价值链，做深做长做透，是独到的有竞争力的价值链。”

文学与出版，软实力在崛起

中国如此高调地开展主宾国活动，并非自娱自乐，实际上，此届书展中国的抢眼表现，得到的是来自作家、出版人、读者等方方面面的关注；中国话题，也并非自说自话，而是全球爱书人的世界话题。中国融入世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文学，向来是出版的母题，自然也是书展最活跃的因子。FBF最初就是因文学及其出版而滥觞壮大起来的。文学与出版，也同时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此届书展期间，超过百人的中国作家团安排了超过百场的活动。到场作家既有王蒙、铁凝这样的前文化部长、新任作协主席等重量级人物，也有莫言、苏童、余华、刘震云、李洱等早已为德国读者所熟知的顶级作家，有赵本夫、陈染等在国内广有名声但作品尚未译介到德国的作家，也不乏徐则臣、唐家三少、张悦然等新生代作者和网络写手。

如果问记者，在法兰克福，中国文学获得了怎样的评价？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中国作家在德国法兰克福，遇到了文学的知音。

当地时间的17日下午，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半，记者有幸聆听了刘震云、阿来、李敬泽、李洱、余华、苏童等6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的作品朗读会及演讲，德国读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抱着浓厚的热情，他们听得很认真，无人中间退场，听到兴起处会热烈鼓掌，提问和签名都很踊跃。德国，这个曾诞生过歌德、格林兄弟、托马斯·曼的国家，敞开怀抱迎接这些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既是文学评论家又是出版人的李敬泽的演讲精彩而深刻，无愧于他在中国评论界的地位，在哲学家的故乡德国，李敬泽展示了一个中国人的哲学思考。

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中国作家的民族意识以及反对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客观攻击，因为其坦率的交流和表达，不但没有引起反感，反而获得热烈的掌声。继李敬泽含蓄地指出不能公平对待他人会让文化的交流变得困难之后，作家余华在自己的演讲中，掷地有声地说出了“每个人的生活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同样，中国人的人生也是属于自己的感受的，而不属于外国人的看法”，不但在场中国人热烈鼓掌，记者注意到，德国读者在台下也会心微笑，不断鼓掌。这时，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学的力量有多么的巨大，它可以跨越国界、种族、政治和宗教信仰，赢得理解与尊重。

西班牙KAILAS出版社社长AngelFeruandezFermoselle此次购买了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巨变》的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版权。到过中国3次的他迷恋中国文化，愿望是跑遍长城。他告诉记者，非常愿意向西班牙语地区的读者介绍飞速变化的中国，希望将来能成为西班牙专注于出版中国作品的标志性出版社。

记者在书展公众场碰到1980年代中国公派留学生王歌平，他现定居法兰克福，任光王欧洲有限股份公司生产部经理，每年书展都要来看看。这次他买了一本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纳米制造前沿综述》，“纳米是很前沿的技术，中国现在在尖端科技上进步很快。中国融入世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香港大学图书馆馆长彭仁贤告诉记者，该馆目前有300万册藏书，其中100万册为中文图书，而每年新采购的8万种图书中，有3.5万种是当年出版的中文新书。8年前他刚到港大图书馆任职时，有师生曾质疑为什么买这么多中国内地的图书；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港大师生对内地方方面面的资料都很感兴趣，甚至那些曾经发出批评声音的人反倒要求“内地的书越多越好”。内地的电子书也很受欢迎，该馆的收藏量就达50万种。参加中国知网个人数字图书馆建馆活动的德国柏林图书馆东亚部研究馆员高杏佛，也对数字图书馆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据她介绍，该馆现有60多万册中文图书，并且仍在增加。

文化走出去，翻译出版难题何解

在法兰克福的“中国文学之夜”上，铁凝在谈到中国文化出版尤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时，提出了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问题，至少，它是目前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瓶颈”。

此届书展上，翻译的问题在各种活动和座谈中，被密集地谈起。文化要走出去，翻译出版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尽快得到改善。

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于，中文一旦翻译成拉丁语系，篇幅就会比原来长出很多，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德文版就有中文版的两倍厚。阿来也在发言中提到：国外出版商与自己洽谈《格萨尔王》的版权合同，僵持很久，媒体还以为是价格没有谈拢，其实根本不是。“和钱没有关系，是作品长度的问题。《格萨尔王》中文版就已经很长，翻译成英文会变得更长，出版商一直希望我把它简短写到18万字以内，我告诉他们，那等于把一头巨大的恐龙变成博物馆没有血肉的恐龙骨架。”如何能忠于原著，又不至于让篇幅扩张太多，这是翻译上很难解决的一个难题。

汉学家顾彬也在此次书展提到过关于翻译出版的问题，他的期待是，所有中国作家都行动起来学习外语，争取能像过去的中国作家一样，作家身兼翻译家，自己把自己的作品译介到国外去，这自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不过，翻译的重要性应该再一次得到重视。

在同声传译的过程中，连记者都能感觉到很多因为翻译而带来的烦恼。作家莫言在主宾国开幕式的发言十分精彩，但讲到最幽默的段落时，身边的国外出版人却没有反应，笑声都来自中国人。可见，如何传神准确地传达出作家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语言的障碍横亘在亟需交流的双方面前，其他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

所幸，翻译出版问题在此次书展上也得到了各方高度重视。作为中国主宾国活动之一的中欧文学翻译出版高层论坛上，国内外著名翻译家、学者就文学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畅所欲言。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指出“从误解到理解，从对抗到对话，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形态的交流的桥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表示，未来需要有大批优秀的翻译家，担当起促进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使命。

书展期间，记者还多次听到一种声音——“明年不做主宾国，中国出版会如何？”对此，黄友义有着自己的思考，今年任务结束后，有的出版单位对此的注意力将有所减弱。在黄友义看来，“不是主宾国，顶多柜台小一点，活动少一点”，而参展一是密切与世界出版界的联系，二是捕捉各种选题信息，因此，不管明年是不是中国主宾国，各出版单位都应继续拿出主宾国的精神和力量来，做好下一次参展工作。加拿大出版商协会已经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联系，明年一起办论坛，“对于真正做国际出版交流的人来说，实质的任务量不会减少。”

从参与法兰克福书展到担任主宾国，中国参与并融入国际出版走过了34年的历程，中国出版走向全球的脚步愈发坚实、益发豪迈。与日益强大的软实力同步，此次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同样向世界展示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壮大的中国出版。然而，前瞻传统出版产业，环顾欧美出版强国，第61届FBF也必将带给中国出版人对未来更多更深更扎实的思考：关于网络，关于数字化，关于传统营销的变革，关于书香社会的建设……

（链接：法兰克福书展其他报道见本报1595期1～5版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