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是平面设计师，很需要灵感和浪漫；丹尼尔是建筑师，需要严谨和创意。这与他们俩的性格和工作风格可谓不谋而合，查理比较喜欢连续Ｎ个小时边听着ＪＡＺＺ或者印度笛子边工作的，平时和人聊天也是经常把文化啊、艺术啊、心灵啊等等放在嘴边；丹尼尔在工作上则相当地严谨，对细节等等都要仔细地考量。

我的两位老外同事

■赵 锶（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在出版社做编辑，办公室里有两个外国同事——法国的查理和德国的丹尼尔。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觉得很新鲜，相处久了，觉得大家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优点缺点，喜怒哀乐也一应俱全。

尽管人的行事风格不能简单地用国籍来区分，不过德国人和法国人真的风格迥异。就工作上来说，查理是平面设计师，很需要灵感和浪漫；丹尼尔是建筑师，需要严谨和创意。这与他们俩的性格和工作风格可谓不谋而合，查理比较喜欢连续Ｎ个小时边听着ＪＡＺＺ或者印度笛子边工作的，平时和人聊天也是经常把文化啊、艺术啊、心灵啊等等放在嘴边；丹尼尔在工作上则相当地严谨，对细节等等都要仔细地考量。但相同的地方是他们两个人都很敬业，同时又都很收放自如，在工作忙时要加班加到很晚，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又可以完全放松，泡吧、跳舞。

查理来自法国巴黎——文化之都、时尚之都。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在一般人印象中，法国人都是极为擅长品味红酒的，但他却说自己对酒知之甚少，品中国茶却绝对是行家里手。他描述的巴黎生活很让人憧憬，傍晚时分和他美丽的中国台湾老婆一边品尝着美味的水果冰激凌，一边沿塞纳河缓缓漫步，偶尔兴起还会在街边的法国梧桐树下翩翩起舞。他描述的巴黎生活很令我等艳羡，不过最震撼的还是巴黎的文化生活如此之丰富，大到各种文化展览，小到名流沙龙，不同主题的演唱会……查理住的地方是艺术家聚居区，他书中收集的一些作者就是他的邻居。有时和他一起聊天，他会提到他的朋友及他在法国的一些“师傅”，夸张的是他的这些朋友都小有名气，有时他为了详细描述他的朋友们，居然用ＧＯＯＧＬＥ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他朋友的许多相关信息。他的一位导演朋友还在电影《达·芬奇密码》里客串过。

法国人比较注重生活的品质，无论是吃和穿，一定要质量上乘，样式典雅。而且他们比较排斥美国的“速食文化”，比如查理就总说那句让我颇为震惊的话：“阿迪达斯和耐克在法国都是给郊区人穿的。”

查理做事还是很有条理并直觉敏感，他会用一些先进的软件把所有要完成的工作做一个精密的表格或者记忆树，然后对自己的工作进度做一些合理的安排。查理有时在工作中非常敏感，有一次我在看一本书，他从我身边走过，突然停下来说：“这本书的标题的字体好像有点问题……”我仔细看了看也没看出个究竟，他于是接着说：“你看看，头两个字的笔画有点不协调。”我又仔细看了看，真的没看出来，不过他还坚持说这两个字是有偏差的，他第一眼看就觉得不舒服。我心里想也许是吧，不过他的眼睛还真的是相当敏感的。

丹尼尔来自德国，同事们觉得他小的时候一定长得像个洋娃娃，当然他现在看起来的样子也很可爱。每天早晨他出现在办公室时，都会用很有震撼力的声音喊“早”，偶尔会蹦出一两句幽默的话逗大家发笑。我们都调侃地管他叫“老丹”，尽管他还不到３０岁。

我接触过几个德国人，他们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谨、注重细节，老丹当然也不例外。每次大家互传资料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的资料细细的分成好几个文件夹，所有的细节都一目了然，让人觉得跟他合作非常舒服、方便。老丹经常在工作上给大家提出很多中肯有用的建议，其中有很多是从欧洲人角度出发，针对我们亚洲人忽视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欧洲的书写习惯、阅读习惯和亚洲人很不同啊，大家在做针对欧洲市场的书籍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

据说老丹刚来中国的时候是很典型的欧洲绅士，不过现在在东北待久了，多少有一点“东北ｓｔｙｌｅ”，还有点愤青，遇到他看不惯的行为会尖锐地评判几句。有一次在街上跟他一块过马路，一位司机突然开着车从拐角出来差点与我们擦肩而过，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时值下班高峰，道路拥挤，这种速度和距离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老丹就用两只手指指着自己的双眼，又指指司机的双眼，意思是说你看着点路好不好，长眼睛是用来看路的啊……

有时这些经济发展和文化上的碰撞是叫人比较无奈的，但通过和他们接触的确可以学到一些比较特别或者比较先进的东西。而且在办公室里有外国同事，在无形中制造了一种比较奇特的氛围，这种氛围督促你要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多了解国际市场，做书不再只考虑中国读者的口味，还要尝试着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和审美。

白丽雅家有着良好文化交流的传统，爸爸是德国人，妈妈是意大利人，但从小就在法国长大，目前又在中国工作，掌握英、法、德、意、中五种语言的优势，这对她开展现在的工作带来很大便利。

我在中国当版权经理

■白丽雅（重庆出版集团华章同人公司版权经理）

我是Ｐａｔｒｉｚｉａ ｖａｎ Ｄａａｌｅｎ，现在的同事都叫我白丽雅。记得第一次来华章同人公司是在２００４年，在办公室见到当时的总经理石涛先生时我颇有些害羞和紧张，以为我们的初次见面会比较尴尬，但话题的开始是我一直熟悉的美国文学，这让我很放松。作为一个经理人，能在重庆出版集团所属的这个规模虽然不大，但充满活力的公司工作，我感觉十分欢畅。我发现，这里是世界中文出版的集中地，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国企业的动态。我感到很吃惊，但充满好奇。

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到如今好奇心和挑战性仍是我在这里工作的原动力。作为主要承担版权贸易和国际交流的任务，我发现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可以构建起一个文化桥梁。我站在中外读者交流的关口，同时也常游弋于中国文化与外部文化之间。每天，我希望这两者的交流更容易些。好在我们家有着良好文化交流的传统，我爸爸是德国人，妈妈是意大利人，但从小就在法国长大，目前我又在中国工作，掌握英、法、德、意、中五种语言的优势对我开展现在的工作带来很大便利。当然，现在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否则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在世界图书出版领域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重庆出版集团近年的发展令人惊讶。有很多涉及国外内容的出版项目，比如，从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合作的“重述神话”系列到与企鹅出版集团合作的“企鹅经典”系列，我们都有紧密的合作。我喜欢“重述神话”这个项目，因为它涉及世界各国的出版社和作者，这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更多此类的项目。在我心目中，传播文化、利用文化资源做出版不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不同国家彼此的思想、交流作者的意念以及遇到的困难。我希望在中国能越来越多地加强这些项目的影响力，这样，中西方作者和读者的沟通也可以得到加强。

我也很期待“企鹅经典”。正是“企鹅经典”，让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仍然觉得中国出版业非常缺乏一个真实围绕每位作者和每一本书的宣传和营销的出版平台。如果中国的出版商想得到世界的公认，那么读者与出版社之间、出版社和书店之间以及书店与读者之间的文化沟通就要大幅度地迅速加强。企鹅出版集团以其特有的工作方式铸造了伟大的历史，直至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从它的例子，每个人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还如此接近他们。

最后，我想补充的是，最近一次回欧洲，从一个意大利出版商那里得知了让我震惊的事情。他认为，欧洲人目前对美国主流的惊悚和大众小说普遍感到厌倦。他们正迈向新的文学领域，挖掘新的作家、新的故事，比如，他们正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对此，我由衷地看到了一些西方出版商崛起的希望，同时，我也非常希望能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学进入西方市场贡献一份力量。

麦孟竹个子不高，１６５ＣＭ左右，在中国也不是高个子，有些谢顶，穿了一条短裤、短袖衬衫、凉鞋，没穿袜子。一副和善的样子，也很精干。他中文很好，甚至会用手机写中文短信，谈起中国的事情更是滔滔不绝。据他说，他在美国学了３年中医，为了学好中医，４０多岁又开始学习中文，先到我国台湾学了一年半中文，又在中国大陆学了一年半。

一本书的缘分

■孙连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上的缘分有很多种，作为编辑常常会因为编书而认识很多人，这也是人生一大快事。我就是因为编辑《中医十大类方》和一位美国中医师认识了，并成为好朋友在一起共事。

《中医十大类方》出版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作者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我是该书责任编辑。黄教授当时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创作热情很高，书的内容主要是他在日本讲授中医的讲稿，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并且借鉴了日本非常流行的漫画形式，请了南京的一位漫画家进行了艰苦的创作，画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漫画。这在当时也是一大创举。书名很新颖，加上内容也很生动，尽管是一本专业的中医临床参考书，１９９４年出版以后每年都在重印，后来还修订过２次，也算是一本常销书吧。复杂深奥的中医经方，经过作者的整理筛选，变成了十大类，然后又在这十大类方剂中，提炼出了很多形象、生动、有趣、新颖的概念，阅读过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特点，这本书被日本的雄浑社、韩国的集文堂，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知音出版社购买了版权。后来我又从事版权贸易工作，一直很想把这本书推荐到英语国家出版，但始终没有机会。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很有意思，有时候你努力争取的东西会在不经意间来到。

那是2006年的一个夏天，手机响了，对方是个男的，说着有些外国口音的流利中文，他自报家门，说是叫麦孟竹，是美国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其实叫迈克尔（ＭＩＣＨＡＥＬ），是一位美国的中医师。当时他在我国的广西，他说他是从我国台湾的一位出版商那里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他想把我社出版的一本中医图书——《中医十大类方》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这对于我这样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来说，也是求之不得。于是约他来南京见面。

两天以后麦孟竹第一次来到南京，他个子不高，１６５ＣＭ左右，在中国也不是高个子，有些谢顶，穿了一条短裤、短袖衬衫、凉鞋，没穿袜子，一副和善的样子，也很精干。他中文很好，甚至会用手机写中文短信，谈起中国的事情更是滔滔不绝。据他说，他在美国学了３年中医，为了学好中医，４０多岁又开始学习中文，先到我国台湾学了一年半中文，又在中国大陆学了一年半。他现在在美国的西雅图还开了一家叫做“永康”的中医诊所。

那次麦孟竹在南京只呆两天，第一天拜访《中医十大类方》的作者——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第二天上午到出版社，于是中午我请他吃饭，然后又去了中山陵。

一谈到中医麦孟竹就滔滔不绝，他一再表示，希望自己来翻译这本书，并且只要我们同意授权，他就会到美国找一家中医出版社，来和我谈购买版权的事。我们约定好之后，他就返回了美国。通过他的帮助，没多久我社就和美国的一家专门出版中医图书的出版社达成版权转售协议。

麦孟竹第二次来南京是2007年４月，这次来南京，麦孟竹希望时间长一点，要和我探讨《中医十大类方》的翻译，并要和作者黄煌教授学习中医。正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美国的佩斯大学成立了一个中美出版文化交流中心，麦孟竹就作为交流中心的访问学者，来到出版社和大家一道工作，社里特意安排他和我在一个办公室，这样他可以一边翻译，一边和我们的编辑进行交流，学习中文。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加深了解。

麦孟竹告诉我，其实他想翻译《中医十大类方》也是一个机缘，或者说是因为“失败”才会看这本书的。他说几年前他来到中国，在北京跟随一位中医师学习《伤寒论》，也许是中文基础不够，也许是中医的功底也不够好，当时困难重重，《伤寒论》这本写于２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医经典对于他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实在无异是一本天书，他实在是学不下去了，感觉到非常失败，几乎要放弃。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另外一位美国朋友向他推荐了我社出版的《中医十大类方》，用麦孟竹的话来说，这本书真是太有趣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靠着这本书，他终于慢慢沉了下来，对中医经方有了更深的了解。就这样，一本薄薄小小的书，改变了他后来学习中医的路程。

麦孟竹对于翻译工作十分认真，在我社期间，只要不去中医学院学习，必定会准时来出版社认真工作。而他对中医的痴迷更是令人叫绝。４月的南京天气反复无常，麦孟竹感冒了，老是咳嗽，我担心他的健康，就告诉他去看医生。但是他竟然说要自己开中药汤剂吃。他十分认真地说，既然自己是中医大夫，就要吃中药，如果自己都不吃中药，如何才能给病人看病。他在办公室里写了一张方子，我看了一下，是一张经方：《伤寒论》里的麻杏石甘汤。之后我又帮他找中药店，买来中药，请旅馆的师傅帮忙煎药吃，没想真的很快就好了。

在出版社期间，我们还组织出版社里的编辑与麦孟竹进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很多年轻编辑都希望和他说英文，麦孟竹不干，他老是说中文，还说要珍惜学习中文的机会。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中医十大类方》翻译了一小部分，因为他还要去南京中医药大学听黄教授的课，有时还利用星期天去上门诊。通过听课，他对这本书的作者更加敬佩。他和黄煌教授上了几次门诊，对我说，要拜师学艺。我开玩笑，要他买红蜡烛！

最近麦孟竹回美国了，但还是不时地来信。几天前，麦孟竹又来信了，他想在今年的下半年再来南京，不过这次他还要带一些美国学生来，希望到时候能到出版社里来，进行学习交流。

尽管郭雁在点菜时可以很正点地直呼菜名“水煮鱼”、“孜然羊肉”，但郭雁多少还带有法国南部口音，有个女同事取了个法国名字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郭雁拐着音叫，乍一听像有点像叫“小骆驼”。

郭雁：从“路盲”到旅游指南编辑

■商报记者 蓝有林

接通郭雁的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口略带外国口音的流利中文，甚是悦耳，当时还真让我有些惊讶，起初觉得可能无法交流的担心也随之消失，接下来聊天式的对话也让我进一步了解这位来自法国的年轻姑娘，目前她在国内主要协作“米其林旅游指南”系列中文版的落地改造以及与米其林公司总部保持联系。

据郭雁介绍，自己五年前就曾到中国人民大学留学过一年，而因为自小就对亚洲特别是中国感兴趣，更是高中时就开始选修学习汉语。她说，自己的中文名字也是上大学时老师给取的，当时中文考试卷上要写中文名，但自己没有中文名，于是写上“我不知道”，发回试卷后发现老师用大红笔在那旁边写了两个字，以为是出了什么大错，老师告诉她，因为她长得比较高，给取姓“郭”名“雁”，取意大雁展翅高飞。

“记得当时到北京来，人大、中关村附近有许多的小饭馆，留学的时候经常光顾，如今都不见了。”郭雁笑称，“可见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很大啊！”她还说，当时打车不清楚路线，有次周末大清早在外头问出租车师傅到不到人民大学，师傅用浓厚的京腔问她“东门还是西门”，因为印象中的大学并不是太大，自然也没听明白还有东门西门，想想人大应该是在西边吧，然后师傅开车将她送到了人大西门，这时她才发现，这不是自己经常出入的那个门啊，更让人生畏的是当时还拎着两大包行李。好在当时遇见了一位正在晨练、长得精瘦的老太太，不仅给自己带路，还帮自己拎到了宿舍门口。

郭雁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听他们讲老北京的故事，讨论足球，尽管自己有时听得模棱两可，但对方说到球员名字的时候，还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她说，也许正是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喜欢，同时又喜欢旅游，后来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到法国米其林公司总部实习，在毕业后留了下来，并在工作一年后于2006年４月再次来到中国。

说到去年刚来北京工作时候，郭雁那边再次传出天真爽朗的笑声：“外文特别是法语上面都有一些符号，在图书排版时需要特别注意这样问题，但当时自己没法表达出来，如‘这里应该有个帽子’，但排版人员也搞不清什么帽子，于是只好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没想到小时候所学的画画水平派上了用场，后来排版人员也慢慢理解了。”“还有一次，有个书名是个电影名称，里头带有一种动物名，但我不知道中文如何表达，于是自己声情并茂地扮演了一下那种动物，把同事给逗得直乐。”冷不丁她又来了一句“现在电话上你是看不到啊，要是面对面的话我再表演一下你应该能猜到的。”

在谈到现在的工作与在法国相比有哪些不同时，郭雁表示，一方面是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不太一样，在国外，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都会较早地安排好并告知，但中国就会比较灵活。“当对方问到，你看这礼拜行不行啊，往往得到的答案是，‘要不下星期？’然后回答‘没问题’，现在自己也经常这样干。”另一方面，则主要体现图书内容的编排上，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阅读也有较大不同，感兴趣的地方自然也有所区别，特别是介绍某个旅游区时，在国内你就得用一篇文章将它介绍清楚，而不能将某些特色分别搁在不同的地方。

随后，郭雁的同事孔彦还向记者介绍了三件事，一是在上海举行“法国文化周”活动时，米其林公司设了一个展位，当时派郭雁去了，当她用很流利的中文向观众介绍法国时，很多老太太拽着她，告诉自己的孩子在法国哪个地方，自己还去过法国，问她知道不知道这些地方，随后还有不少人要求签名。二是在对外经贸大学做图书宣传推广时，郭雁用中文向同学们讲法国的历史，同学听得都特别认真，很惊讶这个年轻漂亮的外国姑娘能讲这么流利的中文，甚至有男同学追着问要她联系方式。另外一件事更逗，尽管郭雁在点菜时可以很正点地直呼菜名“水煮鱼”、“孜然羊肉”，但郭雁多少还带有法国南部口音，有个女同事取了个法国名字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郭雁都是拐着音叫，乍听起来有点像叫“小骆驼”。有个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朋友出差来北京，一听怎么只有郭雁管那个女同事叫小骆驼啊，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敢问，最后有一次吃饭时终于说出来，说为什么郭雁管那个女生叫小骆驼啊，弄得大家笑得直喷饭，随后那女生“小骆驼”这个名号就被同事们叫开了。

麦孟竹（左）和孙连民

查 理

丹尼尔

白丽雅

郭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