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机遇中恪守做书情怀

时代提供机遇

杨建国

杨建国：法学硕士，１９９０年开始就职于贵州人民出版社，任社会科学编辑室主任，编审，先后获中宣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杨建国认为出版业是一个创意产业，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发展，但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出版好书都是出版业者的永恒追求，这应当是出版人的共同理想。

谈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进入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那段经历，杨建国着重描述了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或许那个时代对其他年龄段的人并不清晰，但对当时２０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却具有难以磨灭的意义。当时改革开放使西方各种思潮不断涌入，一些人开始在另一种标准下用客观、理智的眼光审视中国自身，对出版社编辑来说，选择好书的标准和自由度无疑扩大了许多。杨建国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同事许医农在这一时期颇策划了几本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好书，这个在杨建国口中“有着责任心和热情，对出版好书不顾一切”的人和他编辑的书一道影响了杨建国。从那时开始，“出一本好书”的信念就植根在了杨建国的心里。

改革开放在带来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诱惑。市场的复苏使出版界面临着以前计划经济下不可能遇到的利润刺激。“当时，湖南黄泥街的书市火爆得很，书商剪剪切切，随便拼凑的书都能赚很多钱。”面对这种诱惑，杨建国却“对钱没感觉”，他能够静下心来去考虑“如何做一本好书”，所以就不会因为学术书不好卖而不去做。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原始人的法》、《比较法总论》这些国外法学的优秀著作由杨建国担任责编推出。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使杨建国觉得只引进国外的学术著作是不行的，于是他和同事一道策划组织专家编写了“国际经济惯例丛书”，这套丛书共４０多种，耗时５年。在当时信息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杨建国四处打听相关部门，找寻了解国际经济惯例的专家，然后用书信的方式和专家建立联系。“那时这方面的专家并不多，有时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懂国际经济惯例的专家，但他却写不了书。”杨建国依然无法忘记当时的艰难，“即使再艰难也要做下去，中国当时在经济领域开始和外国打交道，不了解人家的规则怎么能行？”出于同样的责任感，由９本图书组成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丛书”应运而生，“当时我们组织编写了１６本，我一本本看，发现只有９本符合出版要求，于是把其余的７本书都退掉了。”这套丛书最后获得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耀。

做书需要情怀

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自己的法学专业出身，杨建国推出了很多法学方面的图书，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他主持策划了“公法译丛”丛书，这套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除了法学书籍，他对其他领域思想性的东西也深深着迷。即使在做法律类丛书时，他也怀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说起这种情怀，在这个时代也许有人会觉得矫情，但面对杨建国，你却无法忽视他这种情感的朴素和真诚。他读中国近代史，那种屈辱感时常让他流泪。在这种情怀的驱使下，他主持出版了《长征大事典》，这套丛书侧重表现了人类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信念的力量能让人挑战多大的极限。而另外让他引以为豪的一点是，这套３８０万字的丛书差错率却只有十万分之零点八，“这可是我看稿子看到吃不下饭去的成果。”

在坚持多年的出版工作中，杨建国认为自己算是“打好了这份工”。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问题也出现了。在最容易赚钱的时候，杨建国对钱没感觉，但在出版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他却开始考虑钱的问题。尤其是近年他来北京，在贵州出版集团和贵州人民出版社投资的“北京万象文化责任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后，这种压力更大了。在他看来，出版行业不像弹钢琴——弹得好就能赚钱。有的书赚钱，有的书赚吆喝，很多时候，坚持文化品质和赚钱是冲突的，这便需要做出选择。以前的杨建国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出好书上，现在的他考虑更多的是怎样把好书和市场结合起来，而２０００年出版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便是一个不错的尝试。这本书立足点依然是品质，但一流的翻译质量使这本书在赚钱的同时也赢得了叫好声。

杨建国依然相信出版领域需要信念的引导，出版业应该对中国文化的创新承担责任，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哲学家比喻为思想的助产士一样，他认为出版业也应该承担中国民族文化创新的助产士。在坚持出版学术类图书的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遇到社科类、文学类领域的好作者、好书稿，他对这点依然有足够的信心，就像２０年前刚进入贵州人民出版社时一样。

一个“卖书”的爱书人

叶 芳

叶 芳：１９８２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９年从事银行和报纸编辑工作，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４年在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及北京三联书店工作，２００５年应聘于联合出版集团。

在很多出版社同仁的眼里，叶芳是不折不扣的“强硬派”。欣赏这种做事风格的人认为她很职业、有勇气、有魄力，属于“行业里的正面人物”；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则认为她“过于直接、主观，处理事情不够圆融”。

在很多出版社同仁的眼里，叶芳是不折不扣的“强硬派”。欣赏这种做事风格的人认为她很职业化，有勇气有魄力，属于“行业里的正面人物”；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则认为她“过于直接、主观，处理事情不够圆融”。一种鲜明的性格总带有一些双刃剑的色彩，虽然这种风格得罪过人，但她的做事方式还是赢得了许多和她共事过的人的尊敬。

对于一些工作中的冲突，她只是以一句“不过是做事的方式不同而已”淡然做结。也许，在叶芳的思维里，大多数冲突皆因事而起，而与个人私怨无关。这种思维，是典型的事业型人格的思维模式。无疑，叶芳拥有这种素质，但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这种素质背后，却多了一种感性但又深沉的情怀。“文化的尊严”是叶芳在访谈过程中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在１９５８年出生、属于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的叶芳心中，“文化”这个词语并不矫情，也不空虚，它充满了实实在在的质感。正是由于这种情怀，多年以来，叶芳的名字才与“三联”、“书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会出现于更多其他的领域。

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叶芳就开始打理杭州的三联书店。那个时候，文化氛围浓厚，民营书店如雨后春笋一样兴起，书店的意义已不局限于商品买卖的场所，而是文化的象征和载体，叶芳认为“这是民营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种氛围下，杭州三联书店热闹非凡，叶芳常常会和一些到书店买书的人成为朋友。在“文化”这个标签下，人人平等。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爱书人经常组织一些自发性的读书沙龙，这种沙龙常年维持，以至于成为杭州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多年后，在杭州三联停业时，许多人撰文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他们发出“杭州从此无三联”，“我们将要生活在一座没有三联的城市里了”的感慨，从中，我们能够体味到一家有形的书店背后那种沉甸甸的无形的力量，因而也更能理解叶芳口中那种“文化的尊严”。

在三联前总经理董秀玉口中，叶芳像一个“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的救火队员”。２０００年，这个“救火队员”从杭州来到北京三联书店总部做发行部主任。从西子湖畔来到皇城根下，对这种变动，叶芳并未感到不适，她认为不管在哪里办书店，工作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把品质好的图书，尽量推广到最好。”北京三联书店那种崇敬知识的氛围，使叶芳有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但她并未停留在这种文化感觉中，骨子里的爱书人在实际工作中是一个“卖书人”。一个在精神生活上选择性很强的精神贵族，在现实工作中要不加选择地面对各色人群去推销书籍，在身份转换上是否会存在强烈的落差呢？面对这个问题，叶芳有自己的一套哲学，她认为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所推荐的书的价值，“如果一本书你自己都不喜欢，怎么会说服别人喜欢呢？”一本书的价值，不会因为人们的陌生而减少，自己也不会因为人们对这本书的陌生而感到自卑，这是叶芳的思维，这种思维是她在发行工作中自信的来源和底气的保证。此外，叶芳认为广泛的阅读也有利于发行工作，“别人会从你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你的知识面，这比华丽的广告词更有说服力。”对于图书品质的界定，叶芳不觉得好品质的书就曲高和寡，她甚至认为普及性教育比精英教育更有意义，“一本书只要能让人在阅读后能够趋向于更高的层次，而不是趋向低俗，不管它是否浅显通俗，都是好品质的图书。”

在北京三联书店的几年里，叶芳也经历过一些挫折，尤其是２００３年的岗位调整让她一下子变得无事可干。对她而言，精神的需求和现实的忙碌是她的氧气，两者缺一不可。最终，２００４年末，在众多的邀约中，她选择了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多年前曾到杭州三联书店买书，与叶芳因书成为朋友。叶芳也解释不清这种奇妙的因缘，对文化的热爱使得她多年来兜兜转转，在同样的领域中，处理与书有关的事情，不断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她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时代却在悄然改变，民营书业繁华不再，这个危机使叶芳焦虑。她曾于2007年写过一篇文章——《危机四伏的民营书业及学术图书出版》，在文章的结尾处，她发出这样的感慨，“挽救民营企业关乎这个行业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关乎我们未来的阅读的存在，关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这一切看起来是困难的，艰巨的，但总要有人去思考和想象未来。”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人同叶芳一起，共同成为这个问题的思考者。

相关链接： 2007年６月１日、６月２６日、７月３１日、９月１８日《出版业中的理想主义者》（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