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Books on the Wa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中国图书“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出版命题，还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经济命题。有人说，“请进来”容易，“走出去”不易，是国力使然。若国力强盛，一切就能水到渠成；也有人说，时不我待，当下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好时机。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图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走向它应该去的地方。

从1995年的354种，到2004年达到1811种，中国出版业的年版权输出翻了5倍，这是中国书业方方面面努力下的长足进步。与此同时，输出数量远远低于版权引进数量，两者比例在1：10左右，逆差严重。从外在原因看，中国影响力还不够强大，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对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关心；从内在原因看，中国书业在“走出去”上还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能力。

为了推动图书走出去，政府多年来不断地推出相应政策。2005年，政府为翻译费“埋单”表明，“走出去”政策正日趋理性且富于针对性。

政府的积极推动，客观上在为书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与此同时国内出版社自身“走出去”思维与方式的调整同样迫在眉睫。值得欣慰的是，部分出版社已经在“走出去”上做出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突破“走出去”的诸多困境，出版社仍需要更积极的心态和更大胆的智慧。

From 354titles in 1995to 1811titles in 2004， China's annual exported copyrights upswelled five－times in nine years with effo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Meanwhile the quantity of importd copyrights greatly exceeds that of exporte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imported and exported is around 10：1． The large trade deficit owing to two reasons: the external reason is that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 is still not strong enough so that the western mainstream society does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China; while the internal reason is that Chinesebook industry is lack of enough motivity and capability．

In order to drive Chinese book industry to the glob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stituted many relevant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For exampl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pay for the Chinese books’ transl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 of “going abroad” is becoming rational and pertinent．

The government’s active action is creating an excellent policy and economy environment for Chinesebook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publishers should adjust their thoughts and methods on “going abroad” as soon as possible． Fortunately, some of them have already made brave attempts and achieved success． However, Chinese publishers still need more active attitude and more ambitious intelligence to break through many underlying dilemmas of “going abroad”．

中国图书“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出版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还是经济命题。

有人说，“请进来”容易，“走出去”不易，是国力使然。若国力强盛，一切就能水到渠成；

也有人说，时不我待，当下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好时机。

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图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迈向它应该去的地方。

12年，走了多远

版权贸易，是中国书业走出去的最主要方式。中国的版权贸易，自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出现民间自发的往来，如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签定版权授权合同，以支付版税的形式引进《斯佳丽》的中文简体字出版权，以及上海科技出版社的部分科技专著以版权授权的方式由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出版英文版，等等。直到1992年《著作权法》颁布和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国际性版权公约之后，中国书业才与世界书业正式接轨。也在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进一步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书业融入世界的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如此合拍。

从1995年开始，国家版权局开始对版权贸易进行统计，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从此留下了清晰的脚印。

从数量上看，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图书版权贸易的输出数量超过7000种，年平均输出超过700种。从数量示意图中可以看出，整个十年的发展线条呈波浪形。其中前五年呈明显的抛物线状，起伏较大；后五年发展线条虽也有起伏，但走向相对平直。我们欣喜地看到，从1995年的354种，到2004年达到1811种，中国出版业的年版权输出翻了5倍，这是中国书业方方面面努力下的一个长足进步。但10年共输出7000多个品种，对于年出版近10万种新书的中国书业而言，似乎只是沧海一粟。与此同时，输出数量远远落后于版权引进数量，两者比例在1：10左右，逆差严重。

从输出地区（略）来看， 虽然已有20多个国家与中国达成版权贸易，但东亚地区几乎占据了版权输出70%以上的市场，其中我国的港台地区是版权输出的最主要地区。中国图书并没有给欧美国家带来普遍性的影响。

除了版权贸易之外，实物出口也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另一方式。然而，由于汉语不是国际语言，因此，实物出口更多的是瞄准分散在海外各地的3000万华人。目前，中国图书出口额每年为1800多万美元，仅相当于内地发行量的0.3%。而世界出版大国美国每年出口图书近20亿美元，约占到其图书销售总收入的7%。由于读者数量差距太大，中国的实物出口与美国等国际语言国家相比，仍有着天壤之别。

中国书业走出国门的道路却是如此艰难。

1：10，逆差压力

1：10的贸易逆差，是中国出版业心中之痛。虽然，发展中的中国从发达国家引进最新的知识和先进文化，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贸易逆差过大，对于中国出版业而言却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它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图书的原创性、民族性减弱。与此同时，文化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对称，而交流的不对称所形成的文化市场的不平衡，其结果，势必使得处于弱势交换中的主体丧失市场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的丧失，必然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权重。

版权贸易逆差给中国拉响了警报。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书业版权输出上的弱势？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要走向世界，从来都是由外在和内在的诸多因素所决定。从外在原因看，中国影响力还不够强大，而文化的影响力从来都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等影响力成正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港台地区文化的传入，中期日本文化的入侵，九十年代美国文化的进入”等现象中窥见一斑，这些文化的影响力都与我国民众对世界强势地区与国家的认知和心理有关。经济等影响力的缺乏，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对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关心，因而中国题材的图书找不到足够的市场支撑。试想，假如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趋之若鹜，那么不须我们自己“走出去”，当地出版社商也会在利润的驱动下，大量购买中国图书版权，积极出版以东方文化为内容的出版物。因此，我们只有建立起令人尊敬的影响力，才会迎来文化“走出去”的丰硕成果。

从内在原因看，中国出版业在“走出去”上还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能力。缺乏动力，源于中国出版业是典型的“内向型”产业，国内市场很大，使得绝大多数出版社并没有把走出去当作出版社自身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组成部分，“走出去”的主动性仍比较缺乏。缺乏能力，则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出版规模来看，中国年出版额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出版社屈指可数。虽然，包括中国出版集团在内的众多出版集团先后成立，但这些集团与美国的培生、麦格劳·希尔，英国的汤姆森，德国的贝塔斯曼等出版巨头相比，在规模上仍有一定差距。此外，这些集团内部的战略重组优化还有待时日，能否走向真正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仍需时间和市场的考验；从运作机制看，多年来大量出版社不注重选题开发，致使图书结构失衡，重复出版现象严重，导致了出版资源的极大浪费，图书品种的急剧膨胀，图书质量更是难以保证，品牌图书甚少。这也使得中国能够赢得世界读者称誉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图书寥寥无几。此外，目前我国的很多图书原本只是适应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境”而做，而海外读者在知识背景、阅读心理、审美情趣、接受习惯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这种反差下，国内出版社还缺乏对这些图书进行相应二次创作、装帧设计、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二次加工”的意识；从人才队伍建设来看，版权贸易专业人才和翻译人才都严重缺乏， 这也使得出版社不仅在版权输出谈判上难以取得平等、优势地位，也使得输出到海外的图书难以消除文化差异，不易被海外读者所接受。

在实物出口方面，“走出去”在华人市场有限的同时，更面临“分布不均”的困扰。针对华人销售中文图书，主要是靠海外的中文书店。它们多数是建立在华人聚居的地区，所谓唐人街或者是华人社区。一般而言，要维持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中文书店，当地在半小时车程的半径（大约5000米）之内的华人数量必须要超过10万人。但是，在海外很少有地区能达到这种开店条件。局部人口不够，市场不够，使得在海外开中文书店成为一项困难的业务，客观上制约着实物出口的壮大。

中国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上的种种困境，让我们感慨“走出去”不易的同时，更感到肩上的沉重压力：中国书业“走出去”，已经刻不容缓。

突围，政府主导

“走出去”的困境，并不仅仅是中国才遇到的问题。众多非主流语言国家都曾经遇到过类似于中国的诸多困扰。面对这些困境，国家政府在文化输出方面的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出去的强度与快慢。

法国政府于1990年拨款1.11亿法郎设立“图书文化基金”（相当于当时法国图书出口贸易额的5%～6%）。这笔款项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对出口图书补贴；资助出口图书的专门组织参加国际书展；鼓励出版商开展国际合作业务；资助将法国著作翻译成外文。正是法国政府“图书文化基金”的推动，才使得法国图书得以较快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此外，德国、日本、美国每年都有相应的资金和政策用于推动本国图书走出国门。相比之下，中国书业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同样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着书业“走出去”，政府在“走出去”上每次突破性的举措，从来都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强心针。

199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提出倡议：帮助法国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

2000年8月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国家版权局、新闻出版总署首次举办了“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成就展”。

2002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杨牧之曾代表中国部分作者向德法两国的有关机构转赠了部分中国作品的版权。此举向世界彰显着中国政府对版权贸易的支持。

2003年，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大型工程“金水桥”计划全面启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法国有关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的协议。

2004年3月，首批资助出版的70种3000本法文版中国图书亮相第二十四届法国图书沙龙，占书展总图书数量的三分之一（现已全部售完）。政府资助首获成功，并将“法国模式”向世界推广。

2004年下半年，政府已与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六个国家9家知名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约200万元人民币、出版110余种中国图书的协议。

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联手，正式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对购买或获赠国内出版机构版权的国外出版机构进行翻译费资助。

追溯政府“走出去”扶持的轨迹，不难发现，政府在“走出去”的政策上不断地寻求着切入点和突破口，且日趋理性而富于针对性。今年政府为翻译费“埋单”的做法，正是这一变化的佐证。2005年之前，政府曾尝试从出版社买过版权后向国外出版机构赠送，但因对国外读者的口味并未真正摸透，加之国外出版机构对我们的图书认知度不高，反而难予实施。因此，政府对翻译费“埋单”，不仅针对性地解决了翻译费用的投入问题，而且也标志着政府正在逐步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推广心态，开始突出国外出版商的自主选择。这种政策心态的改变，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无疑是一大幸事。但也有人认为，目前政府推动的最理想状态是，由政府出资或组织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间的海外出版基金会，以不多的资金通过赞助翻译者、补贴版权购买者或资助出版发行者的形式帮助中国作者的图书在海外出版发行。这样做可以取得三个效果：一是项目由民间或外方提出或策划，已经隐含着一定的市场需求，比我们来判断要来得准确，再经过一定的资格审核程序后批准，可以保证大部分输出版权的图书有较高的质量并能够进入主流社会；二是以一定量的资金发挥杠杆作用，带动海外的出版资金帮我们做好一定规模的版权输出工作，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三是政府仅起到引导和组织的作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甚至根本不出面，这样也避免了西方许多带有意识形态成见的读者的条件反射式的抵触。

随着中国国际化的步伐逐步加快，我们期待着政府进一步规模化、规范化、合理化、准确化地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真正成为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最大支柱和动力。

调整，“走出去”才能做大

政府的积极推动，客观上在为书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与此同时国内出版社自身“走出去”思维与方式的调整同样迫在眉睫。

值得欣慰的是，部分出版社已经在“走出去”上做出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中国外文局是中国版权输出的主力军。每年以20种外文出版1000多种图书、19种期刊、27种中外文网络版期刊，发行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外文局以“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为业务指导思想，加快实施书刊出版本土化战略和做大做强出版举措，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新的增强，年出口贸易额增长超过30%；高教社1989年就正式成立海外合作部，负责该社版权输出工作，并立项“海外华人丛书”的出版计划。为了适应国国内读者对于英文著作的需求，该社也开始积累这些专著的英文版权，与此同时，他们逐步同包括施普林格、世界科技等公司在内的几家外国出版公司建立了常规性的合作——由高教社提供英文书版权，由这些出版社在海外负责出版发行，双方共享图书出版利润。版权输出成功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向“平等竞争”过渡；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在对外汉语教材的海外市场拓展方面上采用了合作出版、版权贸易、找代理经销以及为海外提供教材使用培训等多种方式，使得其教材在韩国、日本、东南亚直至欧美的对外汉语教材市场上全面开花。

尽管诸如此类成功案例还有很多，但出版社要突破“走出去”的诸多困境，仍需要更积极的心态和更大胆的智慧。

从观念上看，出版社必须把“走出去”的理想和“做大”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在国际出版业中，“走出去”与“做大”从来都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一些小国诞生的国际大出版集团，根本上就是因为走了出去。否则，本土市场永远不能成为巨人。

从形式上看，出版社在做好版权输出的同时，必须加强合作出版的力度。从目前来看，中国图书真正“走出去”的最理想状态即与海外出版商合作出书，或让外国作者书写中国，这样的图书产品与西方读者阅读心理需求相契合。尽管很多国内出版社已经在合作出版社上有所尝试，但因种种条件束缚，大规模大批量实施，尚未成型。这也需要出版社进一步改变“内向型”企业生产观念，放眼世界，有针对性地瞄准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进行拓展。

从选题内容上看，出版社必须加强品牌化建设。国际出版业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实施图书产品和出版社的品牌化策略，如美国哈佛、法国英西雅的MBA书系，以及企鹅、矮脚鸡等品牌。这些品牌也正是他们“走出去”的敲门砖。因此，国内的出版社在“走出去”时，同样要加强“品牌化运作”，一是富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图书产品，经过滚动出版，积累成一定品牌；二是规模性垄断某一领域的著名作家、学者的作品，加以整体策划（包装、提升）形成品牌。通过品牌化运作，为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增加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