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度移师京外的第１５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９月４日闭幕，在收获版贸成果的同时，诸如“还要不要参加国际书展”之类的质疑声仍然存在。但就在这些质疑声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法兰克福书展、美国书展、伦敦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以及新兴的阿布扎比书展的身影，还获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已经预订到了２０１１年。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书展的生命力到底何在？书展的魅力到底何在？

科技越发达面对面交流越必要

当图书日益成为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名片”，国际书展的功能也就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版权贸易范畴，而变成了一个“场效应”越发突显文化的集散地。正是因为这种效应，法兰克福书展的文化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倒逐年增加，使得书展举办地法兰克福市甚至周边区域，都成了一个文化狂欢的大派对；正是因为这种效应，被遴选为书展主宾国的国家无不将之视为一种荣誉，一个难得的契机，争相竭尽全力利用好这个“文化场”，全方位展示各自国家的文化魅力，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尽管展前有人担心移师天津会使图博会人气受影响，但记者在展场内却随处可见热闹的场面，尤其是国外出版商展位的洽谈区，常常座无虚席。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成立２０周年的酒会现场人声鼎沸，操着不同语言的出版人谈笑风生。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与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意数字出版交流会也格外聚拢人气，主办方准备的百余份会议资料和同声传译耳机供不应求。

法国图书出口中心中国代表罗朗接连用“非常满意、非常好”来表达了他此番参展的感受。“之前我们还是有些担心不方便，更担心一些出版专家、版权人员不来，但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老朋友的身影，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展会的服务也不错。”

虽然此次台湾展团面积缩减，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王承惠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与出版界交流的“缩水”，“我们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要侧重的是中文书版权交易，面向欧美和其他国家的版权交易则主要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进行。这次来主要是谈一些非版权交易的业务，如去天津杨柳青出版社现场观看制作版画、水印画等的全过程，邀请他们到台湾办杨柳青书画展；还参加组委会和总署组织的一些联谊活动，与海内外书商和版权人交流；同时进行一些其他项目的谈判，如讨论台湾上海书店的经营情况，等等。”

韩国ＰＫ版权代理公司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关注图博会，并逐渐成为图博会的常客。ＰＫ公司社长金孝林回忆起这些年的变化，认为２００５年算是图博会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大量外国出版商参展，版权贸易的数量迅速增长，参加书展的韩国出版商也有明显增加。最近几年里，像译林堂、教元这样的出版公司几乎每年都要参展，而版权代理公司当中的ＰＫ、住津公司等也是图博会的忠诚客户。从规模上看，图博会无疑已经超过日本东京书展和韩国首尔书展，成为亚洲第一大国际书业盛事。

深耕才有收获

伴随着２２年前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诞生，国际出版界开始关注中国出版市场，并在这里持续“深耕细作”。在本届图博会上，海外展区热闹场面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些耕耘者收获季节的到来——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美国原版书国际销售部经理戴维·沃夫尔森（Ｄａｖｉｄ Ｗｏｌｆｓｏｎ）及英国原版书销售经理西尔维亚·梅（Ｓｙｌｖｉａ Ｍａｙ）共同表示，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在过去几年，在中国销售原版书的数量以年增４０％的速度增长，而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国际销售及发行部总经理克里斯·凯拉蒂（Ｃｙｒｕｓ Ｋｈｅｒａｄｉ）表示，过去５年在中国销售原版书的数量增长了３０％，图书版权贸易收入则增长了２０％。

金孝林告诉记者，中国购买韩国图书版权数量这几年不断增加，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韩国出版商来中国寻求合作的机会。本届图博会参展的韩国出版商有所减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交通的不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参展商更趋理性——在一些出版商退出的同时也有新成员加入。目前中韩之间的版权贸易主要以中国购买韩国图书版权为主，ＰＫ公司也在积极寻找适合韩国读者需要的中国图书，并向合适的韩国出版商推荐。

有收获的不只是海外出版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告诉记者，这次展会尽管易地举办，但还是表现出诸多令人可喜的趋势：一是国内参展商对自己展位的设计和活动的安排更加有创意，更具国际化水准；二是参展商之间的交流多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更明显；三是出版单位准备的新书较多，这是国际版权贸易中很重要的一点；四是多媒体的交流与合作的诉求更加明显，更多的网络出版机构、ＩＴ业参与进来；五是从产品层面到产业层面的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ＷＴＯ、加入世界版权组织和伯尔尼公约组织后，中外产品层面的合作不断地推进，引进了很多好书，现在大家更多地开始产业层面的战略合作，这对中国出版业国际化的发展将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次就看到有多家出版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聂震宁还强调，我们怎样将“中国元素”变成出版物的内容，把奥运带来的机遇变成推广宣传的契机，还有待深入、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中国出版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质疑书展生命力的反思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许多曾经必须在书展上才能进行的沟通与合作，变成了一种更常态的、更深入细致的工作，于是，包括中国出版人在内的部分出版界人士，发出了“我们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的书业展会？”“书展的功能是不是越来越弱化？”等质疑的声音，甚至对参加书展表现出些许倦怠之意。对此，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给予了坚决否定，他认为，出版行业变化越快，就越需要出版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大家越渴望在一起争议、辩论。

事实上，本届展会也显现出了中国出版业希望更多地与国外出版人交流的意愿。广东省出版集团在本届博览会上组织的作家、作品推介会，主持人以英语介绍主打产品，配合中英双语屏幕展示，集团事先邀请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荷兰、日本等国的３０余位出版机构代表不仅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推介会，还与出版社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真正体现了 “文化无国界，携手创未来”的活动主题。采取同样做法的还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该社举办的版权输出信息发布会上，邀请请其重点推广《儒家思想与中国商务》、《战略定位——成功的金钥》的作者以中、英文演讲，该社营销负责人用英语主持，还专门制作了这两种书的介绍手册，到国外出版商展台逐一发放介绍，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部长邓映如认为，中国出版人应该充分利用图博会这一平台，千方百计地向国外同行宣传自己的产品。“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次展会上，更多的中国出版人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其他兄弟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的展台交流沟通，体现出中国出版人更加务实的意识。”

中国图书“走出去”，除了选题本身要具有“走出去”的潜质外，出版社是否有“走出去”的营销理念同样关键。我们遗憾地注意到，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在设计书展上的发布会或推介活动时，并未认真思考图博会与北京图书订货会、全国书市的本质区别，其结果就是把订货会和书市上的活动方案不加任何调整地照搬到图博会上，使得国外出版同行的参与度大打折扣，如某社一套反映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图书，选题和装帧设计可谓充分体现“中国元素”，本是一次很好地展示中国形象的机会，也符合国外出版人的兴趣点，可活动的全过程也只有“中国元素”——活动主持者用中文介绍，提供的是中文书目材料，采访的是中方媒体记者，见此情形，活动开始前在还展台驻足的几位国外参展商也很快离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显然，在如何理解图博会的国际性上，中国出版人还有太多的功课要做。

相比之下，国外出版商组织的活动更加注重针对性，目的就是吸引中国的出版商，如每家出版社都会聘请翻译人员，使中外信息沟通更顺畅。尤其是希腊主宾国，聘请了一批非常专业的翻译，为前来询问的参会者提供各种服务。书展期间本报所进行的“中外出版人最关注什么？”的问卷调查，也得到了这些翻译热情的帮助。此外，很多展台的洽谈桌上都提供糖果或饮品，这已成惯例。而记者在一家并不知名的国外出版社展位上，意外地发现了精心准备的中国月饼，切成小块并提供了牙签，这个小小的细节，足以体现外国出版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希望藉以此拉近与中国出版人距离的良苦用心。

博思在评价法兰克福书展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不同之处时指出，前者是一个经常在德国举办的国际书展，而后者是一个有国际出版商参与的中国书展。与此观点不谋而合的是，参展的一位上海出版人表示，同样是国际书展，德国展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所占的比例，与中国展区在图博会上所占的比例相比，前者远小于后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图博会尚需要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吸引更多的国外出版商参加。而在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书展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出版人能不能利用好“家门口、零距离、低成本、高回报”的图博会，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恐怕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