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德利·夏佩尔（１９２８～）

美国著名哲学家，是继波普尔、费耶阿本德和库恩等人之后的又一代科学哲学家，人称“新历史主义”代表。其主要著作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伽利略：哲学研究》、《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

三本不同的书？

编辑请我对2006年出版的《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写篇书评，书拿到手后才知并非新书。说它不新，也不确切。版权页上明明写着“2006年３月第１版，2006年３月第１次印刷”字样，封面也是新的。作者中译本序、译者序后面均奇怪地缺少写作时间。一切都在暗示：这是一部刚刚出炉的新书。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夏佩尔的同名书（译者也相同）在同一家出版社先后以三种不同的“面孔”出版过，出版时间分别为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００１年９月和2006年３月。分别用过３个不同的ＩＳＢＮ（７－５３２７－０４７９－３，７－５３２７－２５９４－４，７－５３２７－３９１３－９），有着不同的定价（分别为７．９０元、２０．７０元、３８．００元），而内容几乎没有差别。

据2006年版的版权页，“新”译本翻译时所据英文版是１９８４年版，中译本翻译版权购买的却是１９９３年的英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拥有中译本版权是１９９９年。不了解国情的人还真看不懂这些数字间的关系。

如果我做出版工作，会在2006版上加一则出版说明，清楚地交待一下“三部书”间的关系，这种说明对出版社和消费者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这是一部好书，要购买此书的，大有人在。

“科学元勘”中“科学哲学”译著最丰富

话说回来，虽然不是新书，其重印仍然是必要的。对自然科学和数学进行元层次考察（即“科学元勘”）成熟的学科主要有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和科学传播研究也比较活跃。相对而言，国内引进的科学哲学译著在品种上占据绝对优势。

早期引进过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弗兰克的《科学的哲学》、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石里克的《自然哲学》、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庞加莱的《科学的基础》（中译名：彭加勒，《科学的价值》）、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至少有两个中译本）、汉森的《发现的模式》、迪昂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大约有３个不同的译本）、巴尔特的《数学哲学》、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依第１版和第３版有两个中译本）、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劳丹的《进步及其问题》（有多个译本）、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等，品种很多。其中有相当多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新近出版的科学哲学译著有波普尔的《开放的宇宙》（李本正译）和《走向进化的知识论》（似乎是《框架的神话》的译本）、哈勒的《新实证主义》（韩林合译）、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科恩的《理性的对话》（邱仁宗译）、哈瑞的《科学哲学导论》、波塞尔的《科学：什么是科学》、内格尔的《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普特南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罗森堡的《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卡特莱特的《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王巍、王娜译）。罗蒂、范弗拉森、劳斯等人的著作也有一些新译本。

蒯因的《语词与对象》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古德曼的“３Ｆ”书《事实、虚构与预测》也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科学哲学指南》将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出版界长期以来不重视对科学哲学（其他学科也一样）“读本”（通常用作教材的多人论文集）的引进，是个大问题，极大限制了中国新兴学科范式的建立和老学科的系统更新。

漫说《理由与求知》

夏佩尔是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的数代科学哲学家中靠后的一代（也许还算不上最后的），但很不满足于这一学派对知识本性、科学本性的刻画。他的这部松散的论文集基本上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驳。他表述得很清晰、很有说服力，但很难说原创思想有多少。在他之前，相当多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已经深刻地表达了完全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见解，如迪昂、波普尔、汉森、库恩、蒯因。赖欣巴哈在相当程度上也已经突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不过，夏氏为了避免怀疑论、相对主义以及任何绝对性（不可违背性）所构造出的两条原则（见第４５３～４５４页）很好地概括了当前的局面，它为科学哲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理由。

夏佩尔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观察／理论”悖论。为了捍卫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可信性，当初一批学者采用了不适当的、现在看来完全不合格的手段和策略。针对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夏佩尔机智地论述：“越是要求观察语言不受理论制约，对理论保持中立，观察语言就越是变得与科学不相关。”（第１６７页）“如果为了保证科学推理的客观性，‘观察语言’必须完全摆脱理论，不受理论制约，那么它怎么能有与理论保持足够的联系从而成为检验理论的依据呢？”（同上）同时，无数证据表明，观察确实渗透着理论。

当我们回头检验科学哲学的历史时，能够清楚地发现，相当多不算笨的大人物对科学及其客观性、确定性作了天真的辩护。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确实需要辩护，不同时代可能需要不同的辩护（较宏观的语用式的“科学说明”），人们也相信在一定范围内科学理应并且能够得到辩护。原来的辩护不成功，并不意味着辩护根本不存在。反对一种具体的辩护方式，也完全不意味着否定了其他辩护努力的存在性和可行性。

科学探求真知的过程是一种可错的历史过程，由观察到理论只是整个动态链条中的一阶段，发现和确证知识、假说、理论一定处于无穷的反馈调节过程（可以称此过程为“实践”）之中。问题不在于观察是否受框架、理论的影响，而在于受什么样的框架、理论的影响；影响本身也是复杂的，有坏的更有好的。如果不受先前“基础”的影响，人类根本就无法进行认识。理论的构造，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只是形式上的阶段性表现。

科学是什么？我们还没全搞明白（只要科学还在发展，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还要协商，科学的形象就有可塑性），但是科学不是什么、不应当是什么，科学哲学的历史确实给出了一些暗示。

夏佩尔对科学客观性和合理性的理解，是肤浅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科学哲学界一批人的问题。这里就不说它了。

《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美］达德利·夏佩尔著　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３月第１版／３８．００元

夏佩尔代表作原版封面

不同版本的《理由与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