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科技出版社目前员工不足３０人，其中一线发稿编辑才六七人。

这家成立于１９９０年的出版社，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就很少进人，特别是编辑。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进过新人。

“老实说，在目前这种体制下，生产人员的薪酬已经足够让人头疼的了。”贵州科技出版社社长施福根说，“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职工薪酬应该与经营业绩挂钩，但我们现行的制度却不是这样，两者间的关联度不大。”

２００５年底，贵州出版集团成立，贵州科技出版社划归集团管理。“教材出版是地方出版社经济收入的最大支柱。出于管理和规范的需要，贵州省的主要租型教材已统一由出版集团操作，主流教材都是集团在做，各社只能做一些小科目教材。”施福根认为，原来这些出版社还可以靠出版教材教辅维持生产和艰难的发展，如今这样一来，他们的经营就倍感困难。

施福根告诉记者，贵州省出版系统编辑人员的工资体系是依照当地公务员的标准并参照企业的奖励办法。仅２００４年他上任以来，员工工资就涨过两次。这对一家地处边远省份，自收自支的科技出版社来说，确实有些难以招架。而且退休员工的“共享部分”对这家出版社来说，也是为数不少的一笔开支。

２００４年底，贵州科技社成立了市场开发部，专门负责教辅类图书的市场推广，兼具营销和开发的职能；原有的发行科只负责大众市场图书的发行工作。“眼下要生存，我们还是要依靠教辅图书”。

“所以，从出版社经营者的角度出发，我迫切希望能够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分配制度的市场化”。但施福根承认，改制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在职员工的绩效挂钩可以激发工作积极性，退休老同志待遇如何解决，比较棘手。“重庆出版集团的做法，得到了政府政策支持——企业挂牌之日起，原有的职工全部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参与出版社的体制改革，给予支持”。

不过对于贵州科技出版社来说，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经营效益。

“当下整个出版环境和出版格局使得地方科技社被边缘化，为了生存，多数在走大而全的道路（地方科技社原定位为综合性科技出版社），这势必造成定位不清。事实上，即使一些拥有２００多名员工的出版社，也做不到出版内容涵盖所有科技领域。地方科技社需要的是与当地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清晰定位。”施福根比较推崇辽宁科技社和吉林科技社等出版社的做法，前者以装修装饰及建筑类图书见长，后者的美食图书比较亮眼。

贵州省属多民族聚居区，是国内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中草药资源丰富，中医药、民族医药的传统都很突出。在施福根看来，中医药、民族医药图书出版应该是贵州科技出版社今后出版的重点方向和特色。“要生存没有教辅图书不行，但是要发展，就必须重视特色的建设。我们正在策划，打造一批优秀的中医药、民族医药特别是苗药图书，使这些图书成为市场的主打产品”。贵州科技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本草纲目》、《中国常用中草药彩色图集》、《草药彩色图集》、《看家中草药》等图书目前的市场反映不错，而随着医改的进行，人们对自我保健愈加重视，施福根对这类图书的市场更加看好。

农业人口占贵州总人口的８６％，三农图书也将成为该社下一步重点发展的方向。“我们最近正在制作中的一套图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书架》，读者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新型农民，这套丛书的定位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百科全书、科技致富丛书’等，旨在从根本上培养高素质的农民入手。这套丛书，得到了集团领导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并被列入《贵州省农村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06～２０１０）》。首辑１００多种，将在年内见书。但困难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人手”。

显然，即便存在着薪酬压力，贵州科技出版社也非常需要人才来充实团队。

“在北京、上海这些出版业发达的城市，人才问题可以靠业内人才流动解决；地方社主要靠招聘新毕业生和业外人士，再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而贵州属于偏远省份，吸引人才就要有优厚的条件。以上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目前单靠出版社的力量恐怕难以做到，所以，本省出版社的人才招聘、培训工作都由集团统一代理进行。集团已将人才招聘列入议事日程，其中首要的、大量的将是充实编辑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