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向云驹

宋志军

傈僳族原始古朴的草地婚宴。在我们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飞速进程中，这种习俗还能保持多久呢？

赣傩是中国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历史久远，形态原始，品类丰富，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从此江西傩舞名声在外。为扩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影响，中国江西国际傩文化艺术周近日也在南昌举行。

这不是一把普通椅子，它表现了精湛的雕刻和绘画技术，而这些民间艺术大师正日益减少。

“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祖先的创造，也是祖先内心情感的天才表达。”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近日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论坛”中发言时说。他指出，我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只是简单地欣赏唱歌跳舞，而是通过其形式体验古人的情感和生活，了解民族的文化基因。因此，要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民俗学、地理学等，从不同方面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及环境恶化、旅游开发等的威胁，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如何拯救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随着非物质文化在中国引起的重视，作为非物质文化在经过记录整理后的最终成果——出版，它是怎么跟进的，图书又是如何保存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呢？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无论就其技艺传承，还是就其所含民族精神，都是人类的天才创造，是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在他著述的那本不久前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这么说。

他在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说，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立刻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迅疾在我国掀起了继申报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之后的新一轮的申报世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热。“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个对中国人十分陌生的名词，是联合国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中新提出的项目和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以后，怎样站在全人类和全世界的高度理解“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它的价值和形态是什么？如何对此种遗产进行分类与保护？联合国为什么要对它进行世界性的保护？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我国此一资源状况如何？我国此一遗产在世界地位怎样？我国保护此种遗产的历史和现状如何？怎样欣赏和鉴别这种新型遗产？向云驹说这些问题是他写作《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的动机。

那究竟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向云驹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丰富、完善和发展。物质遗产包括遗址、古建筑、文物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无形文化遗产，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大部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口头语言、口头文学、民歌、民谣、诗歌、谚语、神话、史诗、民间艺术、武术、中药等等。总之中国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大国。

由于中国的长城、故宫、张家界等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为当地扩大知名度、带来很大旅游收入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在我们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向云驹向记者解释，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很宽泛，它是指传人的文化和传人的艺术，是用人体来表现，是代代相传的。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很新，但它所涵盖的内容都是众所周知的。

勿庸置疑，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因为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间断，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很有价值。

那么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是什么样的现状？

“我们处于濒危的文化遗产太多了：随着农业现代化，传统的农业耕作也将消失，另外还有民居、古村落、传统的手工艺术、年画、织绵、刺绣等，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包括他们的服装和语言以及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如鄂伦春的狩猎……曾经有外国学者说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服饰就到我们日本来。”向云驹用“太多”两个字来形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针对这一问题，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首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状况还不是非常了解，因此我们在进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时，提出了一个‘摸清家底’的口号，把民间文化存在的真实状况摸清楚，但这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工程。”

非物质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就像野生植物一样遍地存在；二是在中国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它们正在消失。各个地域的文化不同，民间文化像传说、神话、寓言等等都是口头传唱的，没有经过记录的，它们包含了很多精华，经过一代一代地创造，故事性文学性都很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我们未知的要远远大于已知的。

冯骥才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民间剪纸的故事来佐证。

民间剪纸是中国上千种民间艺术的一种，在民间大量存在。陕西最近故去了一个民间剪纸的艺人，据说他有点像梵高：精神有点问题，并且他只有在精神失常的时候，剪出来的纸才特别浪漫。而他生前并不为人所知，在他逝世之后，别人掀开他床上的褥子，发现下面垫了足有三公分厚的剪纸，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民间剪纸艺人。像他这样还有多少不为人所知的民间艺人我们无法统计。

“民间艺术家是口传心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万一传人故去了，传承的线索就断了，有代表的民间艺术和传人我们知道，但这个知道是有限的。又譬如杨柳青年画在民间有多少个艺人我们也不知道。因此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务之急是摸清家底，做田野调查。”冯骥才语速很快。

出版，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

向云驹告诉记者：“把民间文化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再流芳百世是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方式。而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成册在我们国家已形成了传统。”

他向我们介绍了民间文化整理出版的大概脉落。

要追溯关于民间文化最早的出版物，《诗经》应该是第一部了。它是孔子根据当时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记录整理的，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到了周代也有收集民歌的传统，以后《乐府》的出版……可以说历代都有官方机构或者文人士大夫进行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经史子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民间文化的。

到五四运动时期，它有一个重要分支，叫中国歌谣运动，该运动特别强调用民俗学的手段，来收集中国的歌谣和口头文化。

我们的红色文化也是一直关注民间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利用民歌、谚语来宣传革命，到延安时代，更是掀起了新民歌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应运而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整理中国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当时一大批的著名学者都参与了进来，郭沫若担任民协第一届会长，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尤其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故事、一些农民起义的故事进行了整理，经典的民间文学、歌谣、叙事长诗等得到了大量的记录，并且都得到了完整的出版。剪纸作品集、民歌集等也都成批地出版，并且这些出版物还影响了新创作，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不但用了民歌体，表现了很多说唱艺术，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8的新民歌运动，收集了大量的民歌，出版过的《红旗歌谣》都是很有影响的。

“它们的出版改写了中国的文化史。”向云驹强调。

过去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神话的国家，中国的文学也没有叙事的传统，而这些误解在对民间文化的整理记录中得到了澄清。

向云驹解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整理中发现了大量的口头文化，如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在经过调查翻译后，发掘出了我们国家的三大史诗：藏族《格萨乐》、蒙古族的《江格尔》、克尔克兹族《玛纳斯》，从而打破了外国认为中国没有叙事长诗的说法。据向云驹介绍，这三大史诗仍然活在当地民族人们的口头上，并且他们在规模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上完全不逊于西方的荷马史诗。

19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对中国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历经二十多年，涉及的资料达到四十多亿字，它补充了中国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规定一个国家每两年才能入选一个，但现在我们国家排队想入名录的就有几百个了，三大史诗每一部都可以进去，剪纸年画等也可以。向云驹说他们因此策划了一套丛书：中国民间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推荐丛书，据说这套丛书有五十本左右，已出版了近10本。这些书出版以后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但让普通的老百姓了解我们国家有这么丰富的遗产种类，而且遗产拥有者也更珍惜自己的遗产。无疑这些出版物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木板年画集成》的出版是对中国木板年画的抢救，该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木板年画是中国很重要的民间文化种类，该书不只记录年画本身，甚至把它背后所蕴含的民俗都做了很详细的解释，甚至对年画印刷的传承人、年画销售渠道以及销售路线都一网打尽了，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把年画作为一种文化保存下来，我们就像是苗连土一块挖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只把这本书作为民间美术的集成，还把年画所蕴藏的习俗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冯骥才如此评价《中国木板年画集成》一书。

同时，非物质文化有影响的出版物还有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结丛书”，包括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民间剪纸、民间年画、民间风筝、民间皮影、民间面具等民间文化。向云驹说，这些书的市场销售非常好，在社会上形成了民间文化的热潮。

21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进行了一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包括对民俗文化的收集整理，如衣食住行、经济、生产、贸易、节日、民俗等。

向云驹的设想是，民间泥瓷、民间作坊、年画、剪纸、女书、史诗、纳西族东巴文化、铜鼓文化、二人传、妈祖文化等等这些民间艺术将来都有可能出版。

“把民间文化进行了拉拢式的全面的整理，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向云驹对记者说。

我们都知道这最后的机会是指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电视网络等媒体影响，民间的口头文化已经很脆弱了。

过去我们的民间文化很难登大雅之堂，因此普通的老百姓还不是很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可以借版物来引起对我们身边文化的重视，让人们认识到大众文化就是他们身边的文化，认识到民间文化是老百姓自己创作的，和杰出的艺术家的创作一样重要。

加强文化自珍自爱，保住我们文化的根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出版的意义在于，它保存和保留民间文化，并且通过出版物向人们展示了稍纵即逝的民间艺术，再配上光盘和照片这样一些有形有像有音的记录，来保留历史，让我们的后人看到我们今天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但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工程浩大，投入很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正遭遇着困境。

向云驹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调查工作难度很大，这一块遗产最大的特点在田野，越贫穷的地方保留得越完整。因此他们在经费上、队伍上都在经受挑战。

对此，冯骥才也持相同观点，因为我们过去对民间文化的底数不清楚，很多民间文化具体的项目上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因此缺乏经费和缺乏专业的研究人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加上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太快，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面，但是很多民族独特的文化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在消失，他们的建筑或者生活方式正被所谓的现代化代替，被全球化同化。

冯骥才告诉记者，让人感到有点痛心的是，当他们去一些地方进行民间文化的调查整理，跟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讲这些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时，有些地方政府因为把经济和经济的回报看得很重，除非能带动当地旅游业，否则他们也不感兴趣。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冯骥才说，首先摸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底要调查，经过专家的鉴别，提出保护的方案；第二是提高地方的决策人对文化的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文化的传人，注意对他们的保护，有些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化非常独特，我们最好能给他们建博物馆，另外对一些特别技艺，譬如少数民族制造首饰和服装乐器等，帮助他们找到传承人。最后我们还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上加强乡土教育，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尊严和光荣感，加强文化的自珍自爱，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己文化上的特征。

当记者问到出版业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时，冯骥才和向云驹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出版界的态度让他们感到高兴和欣慰。

冯骥才在做完一些民间文化的整理工作联系出版前，以为这些投入大的出版项目，出版社不会感兴趣，因为这是出版社很难承担的，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当他们拿着整理的成果跟出版社洽谈时，很多出版社都很感兴趣。像即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这是一个由几十本大画册组成的出版大工程，有10亿字左右；即将由四川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俗文化志》，文字也有8到10亿字左右。出版社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在追求畅销书的时代毅然承担了如此大的出版项目，不得不让人佩服他们的眼光和气魄。

不过因为掀起的民间文化热，也给这些出版物带来了销售商机，出版社认为对于中国文化人的一种自觉：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举动很有价值，他们支持是应该的。

“这是最近这半年来，我感到的一种特别有希望的东西。”冯骥才很高兴地说。

“在整理成果上得到了出版界的支持，出版界的反响热烈超乎我们的想像。我们以后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整理成果要出版，我们想信也有更多的出版社会加入进来，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四川时代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都给过我们合作和支持。”向云驹高兴地对记者说。

那出版社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版是怎么看的呢？

中华书局编辑也是《中国木板年画集成》一书的责任编辑宋志军向记者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版当然是很重要，它不像物质文化遗产，以物化的形态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口传心授的东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宋志军说：“譬如我们出版的年画，很多地方没有贴年画的习俗了，被明星的挂历取代，如果现在不记录，将来我们的后人不但看不到年画，就连年画究竟是怎么回事、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都无法知道了。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出版目的时，宋志军说自己拿到《中国木板年画集成》的稿子时，被那些民俗工作者的精神所感动，据说他们去地方调查是没有政府拨款的，而他们仍然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地做这些工作，是很令人钦佩的。因此他们当时决定出版时，考虑到的不是经济受益方面的事，更多的是从它包含的社会价值来考虑。

同时，一些出版社也表示以后他们还会关注这方面的题材，因为非物质文化的出版让大家觉得是有价值的，因此出版社会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像冯骥才和向云驹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的文化人还有许许多多，而他们在工作中也遭遇过很多困难，他们只能用“数不胜数”来形容他们在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遇到的困难，但他们仍然这样不遗余力地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都抱着一种同样的责任感：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而在巨大的经济变革中，我们的文化也正进入了转型时期，如果我们不注意文明的传承，就特别容易丢掉我们的文化传统，因此保住我们文化的根，是所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大家都漠视，很多文化就会消失，我们的后代想做也做不了了。

由于出版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保护方式，又加上社会上掀起的民间文化热潮，因此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金出版时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