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１月９日，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本报１３２２期刊发了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的长篇专文《出版企业：使命追求和经营之道》；３月２０日，本报独家策划了“出版人文化责任大型专题系列报道”，采访了图书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得到了包括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长江出版集团总经理王建辉、重庆出版集团总裁罗小卫、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副总经理孙庆国、高等教育出版社何明星等人以及一些著名作家和读者的支持，在书业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在天涯论坛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时隔一年，本报继续从“出版人文化责任”这一关注点出发，在金钱价值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出版界从业者标杆之一的时候，审视中国出版的商业时代，我们认为——文化与资本牵手后，出版业更应该注意对文化责任的自省。这是我们本期编发《商业资本不能改变出版链条上什么环节》一文最纯朴的愿望，也希望引起书业相关人士的回应。本报期待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与出版文化责任有关的深层次问题。（相关报道见2006年３月２０日１３４０期《读者为什么买书，读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梳理中国传统图书价值观》，2006年３月２７日１３４２期《出版人如何博弈商业与文化价值》，2006年４月３日１３４４期《正视文化责任下降的问题》，2006年４月１０日１３４６期《在混沌与清醒中和市场博弈》，2006年４月１７日１３４８期《文化：出版的本质，出版企业的终极目标》。

韦伯在１９２０年批判资本主义抛弃了宗教禁欲精神时说到：“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经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出版商业化已经上路的今天，在文化与资本正在日渐拉起手来的当下，韦伯所憎恨的、所批判的资本导致灵魂的丧失，西美尔所剖析的金钱由手段变为惟一目标的变异，对我们应该有哪些警醒？我们需要哪些内功和定力？

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写道：“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直控制我们时间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假如用西美尔的标准审视今天的中国出版界，毫无疑问，已经正在大踏步地迈向出版的商业时代，这已是一个无法回归大趋势。

一名图书策划编辑，所做的每个选题，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标准大多是：这本图书的市场价值有多大？一个出版社选题的决策者，首要决策依据是能够为出版社挣回多少码洋？年终盘点时，出版社老总们按照盈利能力对全社品种排队，对相关策划编辑、中层主管论功行赏。时下各个出版社正值年初规划，规划的第一项业务指标是回款多少，发货多少；文化出版的主管政府部门，统计的是该地区出版企业回报政府的税收、ＧＤＰ的增长率，以此决定所辖出版企业负责人的任职升迁。金钱价值正在或者已经成为控制今天中国出版业实践的一种意识，正在成为出版从业者一种心理价值。

商业出版时代，毫无疑问，我们已经上路。办法只有一个，回到原点，对出版进行如下的拷问：一是什么是出版的本质？二是资本时代的出版，金钱不能改变什么？三面对金钱我们需要练就哪些内功和定力？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足可以写一部皇皇巨著，笔者的这篇文字，只能算是一点浅尝辄止的思考。

回归原点：什么是出版业的本质？

如果回归图书出版业的原点，在作者、编者和读者这一图书业的链条中，作者永远是这一链条的发动者，基于作者个体的精神创造，永远是出版业源源不绝的“源头活水”。编者作为一个思想、文化的精神产品加工者，不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是基于一个组织还是完全出于个人兴趣，同样是基于编者个体教育、知识背景的精神活动。同样读者的阅读更是一种需求千差万别的精神活动，目的、方式、习惯因人而异，老人与儿童、男人与女人不同，高学历者与粗通文墨者有别。因此出版的本质，从作者、编者到读者，永远是基于人类的个体的精神活动。出版是人类相对于物质生活的精神活动，这一点，身处于２１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与几千年前的手写、抄书时代，与在梨木、枣木上雕刻士大夫诗作文集的时代，与尼罗河边用沙草纸记录的僧侣时代毫无二致。因为是精神活动，所以个性化是永恒的，共性是相对的，甚至共性是被暂时规制的。自由的精神、活泼的思想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特性，同样百花齐放的思想创新、千姿百态的文化创造永远是出版业追求的最高境界。基于个体的精神思想活动，是出版业的内容；理性、自由、个性，是出版业的品质。这是出版的原点。

追问资本：不能改变出版什么？

在出版的原点上我们拷问，资本不能改变出版链条上的什么环节？借助先哲们的智慧，借助中国几千年的图书发展历史，应该是十分清晰的。

１．首先，资本不能改变出版的本质——作者、编者、读者的精神活动这一本质，精神活动永远沿着活泼、自由、个性的轨迹发展，思想永远沿着它不断超越与创新之路前行。资本就是金钱，也就是说，金钱不能僭越出版这一精神活动主体的位置，精神是本，金钱是末，不能本末倒置。

在作者的层面上，在中国文化历史的源头上，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精神生活中的经史子集，《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百家，已经伴随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了几千年，它的初始原创者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不是为了钱，也不是金钱催生了这些思想经典。而历经几千年的传播者、出版者都不仅仅是为了金钱才出版传播的，至少金钱不是唯一目的，有些环节甚至与金钱无关。

在出版者层面上，至少在中国几千年的图书史上，官刻、家刻不用说，即便是专以牟利为目的的坊刻图书也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图书历史主流，就是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也依然如此。最早步入现代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用自身经营所获利润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保存收购战火中流亡的古籍文献，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不仅不挣钱，反而耗费大量金钱。这种“存亡续绝”的历史责任，与中国传统几千年历史上那些不惜毁家兴业、麋田刻书的私人刻书家、藏书家、出版家，同属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

在图书的销售层面上，尽管经销的是文化产品，做的是文化生意，但也有能够超越金钱目的仁人志士。２０世纪初，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在国家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一大批文化知识群体开时代风气之先，他们从创办图书出版、销售机构开始，站在时代的最高点自觉从事文化启蒙变革运动，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职业革命者。如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在长沙组建文化书社、李大钊在北京组建新知识书社等等，他们不仅不是为了商业利润，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文化觉醒运动。无疑，这种境界来自于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是这种理性、自由的精神追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从知识群体开始发起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从而缔造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因此，无论在出版的哪一个环节，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属性都不能被忽视。金钱能够帮助作者改善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但不能代替作者去创作；同样，资本能够帮助专业编辑机构，给作者支付最优惠的报酬以便获得最有价值的文化产品，甚至用最好的技术生产，最快最好地传播，等等，但金钱不能改变编辑机构属于精神活动的性质。因此金钱决不能成为专业编辑机构生产、制造、传播文化产品的唯一标准。出版的精神属性，这一点是资本时代最不能被金钱溶化的。

２．资本的标准，尤其是金钱不能成为衡量精神产品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尤其不能成为出版从业者的编辑、选题出版实践准则。

不是印刷量愈大，发行量愈大、卖得越多的图书就是好书，就是好选题，就成为出版界你争我夺、蜂拥而上领域。资本在这一环节上对利润无限追逐的本性暴露无遗。在商业出版的时代，再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够抑制住资本的疯狂，抵挡住资本的扩张。因此对于出版人，应该清醒的意识到，不是流行就是进步，不是时尚就是最美的，而应该恰恰相反。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图书出版历史，总让人感到一种惶恐和自愧不如。在那些典籍的字里行间，有一种超越历史时空的人格力量在无形中鞭策着我们今人。他们没有今天信息获取的便捷，更没有如此方便、丰富多样的媒介手段可以随时表达，然而却在图书著述理念上、价值观上、以至于人生道德境界等等方面，远远高于今人。比如他们把图书看作自己有限生命的历史延续而倍加珍惜，一段文字、一篇文章、一本图书的著述，往往字斟句酌，１０年、２０年，甚至父子相继，集几代人之力才能完成，才敢示人，“立言不朽”是中国图书文化贡献给世界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在出版的资本时代，我们怎么评价它都不过分。或许，只有它才能够抵御商业出版的滚滚浊流。

最为重要的，面对财富、官职所带来的显贵与荣华中，“富贵利达，朝荣夕萎”，“富贵于我如浮云”，在金钱与财富中能够选择追求自在、理性、自由的精神生活。没有哪一个文明中有如此之多的行政官吏具有如此之多的文化创作、思想成果传承后世，在基督教、伊斯兰文明中，僧侣都曾经统治世界，辉煌一时，曾经用严酷的宗教法庭限制异端思想，然而都没有如中华文明一样，不仅创造了用统一文字文本表达的丰富多彩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在近千年的历史传承之中完整传播。以宋代流传至今的８００多种图书文献中，对作者身份的统计，其中有８０％属于官吏，它表明在１０００多年前诞生于士大夫阶层的官僚集团所具有的文化高素质。

同样还有那些专心致力于文化思想活动的学者、塾师以及辞官不做的士人，能够自陷于困厄之境，安贫乐道，追求“文章憎命达”精神境界，这种独特的文化追求成为中国图书历史所独有的价值观念和职业操守，是值得当代学人提倡和继承的光辉传统。

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塑造着中国独特的文化灵魂，这种力量具有恒久性。这些最普遍、最恒定思想、理念、传统才是当代中国出版的标准，才是当代出版业者实践的准则，才是我们今天大步迈向资本时代的所需要的内功和定力。今天，我们需要重建和复苏的就是这些内生于我们自己文化土壤的传统基因，来抵御资本时代把人变成“没有心肝的纵欲者”的变异。

３．金钱更不能成为衡量一个出版机构的价值大小的砝码，不是上交利税愈多的出版社就是最好的出版社，正如对本地区ＧＤＰ贡献最大的企业集团不一定就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企业一样。

出版社是伴随人类精神活动而出现的专业化机构，是伴随着机械化大工业生产时代应时而生的一种专业化组织，在中国近千年的图书历史进程中，还不到１００年，它的本质与单个个体的编辑、创作、阅读等精神活动无差别，只不过过去由单个个体的活动，变成为多人有组织的协调配合，正如回归原点后对出版的本质考量一样，有组织的出版社本质仍然是基于个体的精神活动。因此考量一个专业出版机构甚至一个文化组织的价值标准，一定不全是它的税收、营业额、利润等等大工业大生产时代的数字和指标，而要把它对每个人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对整个社会创造的文化贡献挂起钩来。

什么是精神产品的文化价值？中外图书出版的历史都表明，精神思想的原创性才能增加历史厚重感，历史厚重才能使图书具有传世之功用。它影响的是文化产品所传播范围内的人群，传播的范围有多大，影响的人群就有多广；传播的时间有多久，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有多久；而且文化产品直接作用于人类的思想精神，任何文化产品表面上是销售量、发行量的数字，而实质上都是一种精神、思想、观念在多大范围内被接受、被理解、被欣赏甚至化为社会实践。这就是拿破仑所说的“一支笔胜过一支军队”的含义。因此，切不可“乱花渐欲迷人眼”，一个专业图书出版机构和组织，所追寻的始终是具有一定思想创新的精神产品出版，它的文化价值不是销售量所能够代表的，不是一个产品的销售总值所能全部包含的，甚至它是金钱所无法来衡量的，也是不应该只用金钱来衡量。

以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与张謇的大生集团为例，二者同为清末状元，开创的事业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思想、志趣、追求相近。对二者所创办的事业进行分析可以更好说明文化企业与其他企业对社会贡献与价值的不同。商务印书馆最初只有３７５０元资金，张元济在１９０２年加入时商务印书馆也才不足５万元，此后经过广泛网罗人才，逐年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到１９２０年资本达到３００万，使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印刷所发展成为拥有书店、印刷厂、东方图书馆、电影场、仪器厂、玩具厂、中学、小学、职校、函校的多种文化实体。

再看张謇的大生集团，１８９４年，张謇考中状元，当上翰林院修撰，１８９５年，张謇集资５０万两银子，在通州的唐闸镇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到１９１７年，大生纱厂纯利７６万两，１９２２年更高达２６３万两。至１９２１年，大生集团的支柱第一、第二两个纱厂，资本接近３７０万两，历年纯利累计共达１６６０余万两。他一生中还创办了３７０多所学校。

张謇作为一个民族企业家，对中国近代轻工业、文化教育的贡献尤其是今天江苏南通地区，可谓巨大，然而仔细分析这两个清末状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与贡献程度，依然存在着地域范围、历史时间跨度的差别。张謇的大生集团，可以造福一地一区，乃至影响中国近代轻纺工业，而商务印书馆，影响的是整个近代中国，创造了一个文化思想启蒙的高峰，今天的出版人在一百多年历程中，有些仍无法企及。

商务印书馆具有广泛的作者群，这些人都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巨匠。他们曾经是中国这个传统国家向新世纪转变的文化启蒙者、思想探索者和开路先锋，有的还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可以说，一个出版企业出版的不仅仅是图书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孕育了一批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家、教育家甚至政治人物。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开国大典前，与张元济见面时说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我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由此观之，从对社会与时代的影响程度、广度与深入人心来说，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够比得上文化出版。

当代出版人如何应对

资本时代商业化的滚滚浪潮？

任何时代，有充裕的资本都是一件好事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然而以笔者之见，资本是一把沉重的双刃剑，没有定力反而会伤着自己。因此，中国出版应该首先基于中华文化内生的传统土壤，重建理性、自由、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为每一个置身于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找到能够应对全球化、商业化等滚滚商业浪潮的精神定力，这才是置身于２１世纪当代中国出版人肩上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

什么是理性、自由、创新的文化品格？理性是一个时代、地区、国家和民族文化思想发展的标志。一个富有理性的时代品格，意味着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知识本身具有自我传承的内在衍生机制，使它本身就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它不是一种附属和派生，而来自于一个贯穿始终的文化思想目标。

因为内功与定力不是一簇而就的，必须基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而恰恰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就孕育着抵御资本主义的天然基因。

以宋代流传至今的图书文献为例分析，共有两股力量支持着这些图书在千百年里得以传承：一是作者宗族后裔的力量，二是官府的财力支持。祝尚书教授在《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中统计的８００多部诗作、文集分析来看，相当一部分属于宗族后裔子孙收藏手稿，并由子孙发动自谋财力刻书，或者子孙成为官吏后借助官府财力刻出来；也有相当一部分文集文献，因为是作者曾经为某一地区的广有政声官吏、学者或者文人，而来该地的州署、知县官吏为了弘扬本地文化而捐资、资助刻书。这两股传播力量的目的都不是追求金钱，其中已经具有了理性、自觉、创新文化品格萌芽。正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文化”，洋洋大观的两宋文化精品，雕版印刷时至两宋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甚至产业，官刻、家刻、坊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闽、蜀、杭等印刷中心，时人赞叹有“山积”之富，然而传至今天大概“十佚其八九，至于名姓无闻，篇章湮灭如方恬诸人者，更指不胜屈”。这里再次表明，一个时代的文化精品要具有长远的历史生命力，不是由印刷数量多少、传播范围的多寡所能够决定的，其生命价值源自于文化产品本身，外在于文化产品的其他力量都无法使其永垂青史。

时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伴随着文化思想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出版从最初的混乱、彷徨、举步，到逐步走上经济商业价值、技术发展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出版之路，理性、自觉、创新的文化品格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大批近代专业出版机构中逐步显现，并脱离传统历史中宗族、官刻主导的出版现状。一批职业化的知识群体为出版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源头，而出版作为一个知识转变的中介性载体，又对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经济支撑。知识生产的内在衍生机制健全、良性发展，初步形成了能够抵抗其他力量干扰、冲击的文化自足结构。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出版实践。

根据新闻出版署的统计年鉴，截至２００５年，承担高校教材出版的出版社虽然不足百家，但其高校教材出版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册数与码洋的年增长率都是每年大幅提高，２００４年达到５．４３亿册，销售总码洋为８４．７４亿，２００５年的销售册数、码洋增长更是大幅上升，据统计，教材销售册数和码洋分别达到６亿册接近９６亿码洋，2006年为６．５亿册、１００亿码洋。２００４年，高校教材出版占我国图书出版总体份额４８６．06亿的１７％，接近１/５比例。按照通用版税８％计算，大约有６．７８亿元版税可补贴教材作者或者教材编写单位，２００５估算有８亿元，2006、2007的数据肯定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数字。我国教材作者群体目前基本是以高校教师为主，按照教育部统计公布的数字，我国高校专任教师的正高职有９６５５２人，副高职有２７８２００人，中级有３１１９５８人，三项合计为６８６７１０人，正是高校教材版税的直接受益者，相当于每位教师从教材出版中得到大约１０００元补贴，从宏观上来讲，这在我国高校教师平均收入已经占有一定比例。

据笔者的初步调查，１００多家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作者队伍的来源上，本校教师与外来作者之比大约为７∶３，即以所属大学为主的作者队伍构成，兼顾其他大学或社会专业机构作者，大体上形成了以我国高校教师正、副教授和中级讲师，约６８６７１０人为核心，再辅之少量专业科研机构的作者群体；在出版物的构成上，学术与教材出版相互支撑，教材与学术之比为６∶４，个别为７∶３，教材利润补贴学术出版，形成良性互补。而愈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大学出版社，反哺主办大学的比例愈高，有些大学甚至以大学出版社为一个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

这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文化实践，体现的是出版商业化之后文化利润最为合理的走向，同时也是职业出版人的自觉追求。它与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暴发户取得第一桶金之后，所产生的夸耀性消费有着天壤之别。更为重要的是，大学教师队伍通过大学出版社这个知识商业化的中介环节，获得了初步受益。最有价值的意义在于，这个群体的收益可以说是第一次大规模来自于精神文化本身的再生产系统，通过精神活动再创造、再生产获得收益，实现了学以自养的根本目标，这是职业知识群体的形成、稳定和我国文化出版产业发展最为稳定的基石。

２．为什么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属于当务之急、迫在眉睫？

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的《中国新闻周刊》上，刊载了署名为“秋风”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到：“我们的社会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人们的财富和生活的确有了大幅度提高，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确丰富多彩极了。但是，在这些物质的背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却是虚无的，这种虚无蔓延到精神到人们精神的各个层面：个人的信仰，个体的私德与公德，怜悯之心，公民精神，等等。人们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整个社会因此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焦虑症。” “就精神崩溃之全面、心灵虚无之彻底而言，可能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与我们这个时代相提并论。”

这段文字，曾经在网上盛传，它道出了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置身于２１世纪中国人在全球化、商业化的浪潮中精神生活的实际现状，所以才被不断粘贴、不断复制。与这种精神生活的现状相对应，大众图书出版不是“鬼怪”文学盛传、“盗墓”之风劲吹，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某某“畅销图书榜”的抢购，某某商学院图书奖的引进照旧；专业图书、学术著作的出版在所谓“名家大师”的盛装下，掩盖着毫无新意的“创新”，有的干脆就是抄袭剽窃。稿费、版税愈来愈高，印刷量愈来愈大，而作品的生命周期愈来愈短。资本驱动下的毫无意义的包装与炒作在制造着大量的“文化垃圾”。

这，应该是具有辉煌历史传统的中国当代出版所应该具有的本原面貌吗？

爱弥尔·涂尔干在拷问资本的终极目标时说道：“如果财富不能抑制绝大多数人的欲望，那么增加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难道反过来进一步唤起贪婪的欲望吗？”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可供今人借鉴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观念强调对人心灵世界的治理，人性在自我保存之余首先是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当人性接触社会现实时，良知往往被人情物欲所遮蔽。因此我们看到古代先贤往往把道德伦理教化当作第一治理要务。所谓人心正则学术明，学术明则天下治。调解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深深埋在人心之中，而外在的法律、制度、规范如果不能引起人内心深处的共鸣，就不能获得长久的功效。

具体到文化出版精神，在中国漫长的图书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书著述观、图书价值观、图书历史观，它们约束、规范甚至塑造着参与图书著述、编撰、刊刻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人们的行为、心灵和情操。因为它作用于人的内心，并能够使人自觉遵从，不仅比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等刚性制约更有力量，更具有恒久性，而且构成一个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特质。

因此我们强调重建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尤其强调出版的经济理性，其意义就在于当中国图书出版在大步走向资本时代的同时，最迫切的是复兴悠久的历史传统，汲取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精髓，先让出版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具有了一定的内功和定力，才敢于拿起资本这把双刃剑，才能不被资本所异化为韦伯所痛恨的“没有心肝的纵欲者”，才能创造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只有文化出版既不是政治的仆从，也不会拜倒在金钱的脚下的时候，只有理性、自由、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普遍建立的时候，中华文明才能再次赢得世界其他文明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