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年，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业的各结构板块，按各自的轨迹生长。数据是其成长、衍变的充分证明，数据记录下中国出版业10年的兴衰、走向。

（由于2004年的统计数据尚未出笼，仅以1994～2003年的统计为据）

出版规模不断扩大，品种翻番，总印数增量不足

过去的10年是中国出版业实力明显增强，出版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时期。10年前的1994年，全国出版品种刚刚跨入10万这一档次，为103836种；10年后的2003年全国出版品种已几近20万这一档次，为190391种，10年间出版品种几乎翻了一番，增幅为83.36%。其中初版新书从1994年的69779种，增加到2003年的110812种，增幅为58.8%。10年全国共出版图书1369835种，其中新书804140种。依现今我国的年出版图书品种规模，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出版大国。（见表1）

与上一个10年相比，1984～1993年间，图书出版品种从40072种，增长为96761种。而此10年间，全国出版社数量（不含副牌）从295家增长为505家，新增出版社210家。而1994～2003年间全国出版社数量从514家，增长为535家，仅新增出版社21家，为上一个10年的十分之一。因此可以说前一个10年图书出版品种的增长是伴随着出版社数量的增长而实现的；而后一个10年图书出版品种的增长却主要是出版社努力开发出版资源，挖掘自身潜力而实现的：1994年，平均每家出版社出书202种，而2003年平均每家出版社出书达356种。10年间平均每家出版社的年出书品种增长26%，中国书业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勿庸讳言，这其中有一批文化工作室、民营书商参与了选题策划，但中国书业作为产业，其生产力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不争的事实。

10年间中国书业出版品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前期为1994～1997年，1994年当我国年出书品种达到10万种时，新闻出版署党组提出出版业要实施阶段性转移，即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转移。次年——1995年阶段性转移显示成效，全国图书出版品种出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而且成为至今25年间的惟一的一次全国年图书出版品种的下降。虽然1995年图书出版品种比上年减少仅2445种，但当年的初版新书却比上年减少10620种，而且由此连续三年新书出版品种一直低于1994年，连续三年图书重印率上升，从32.8%上升到44.56%，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出版品种的下降，特别是图书重印率的上升是阶段性转移的突出标志。后期为1998～2003年，这一时期出版品种再度持续增长，特别是随着新书品种的不断增长，图书重印率又出现回落、徘徊，未能超过乃至恢复1997年的重印率水平。图书重印率反映了有文化积累价值的长销书的比重，反映了出版资源的再生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书业的成熟程度。提高重印率也是降低书业成本的重要途径。而初版新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业的创新、开发能力，书业的持续发展，既要有相当数量的经久不衰的经典产品，又要有相当数量的传播新知识、反映新成果的新产品，二者应处于什么样的比例，重印率应居什么水平才是适当的，才是符合出版规律的，难以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需要，其标准也会因时而异，最客观的标准是接受市场的检验。

与10年间中国书业图书出版品种增长几乎翻番相比，10年间中国书业图书总印数增量不足，呈螺旋式上升。10年衍变以1999年分期，前期增势较显、较顺，从1994年的60.08亿册，增至1999年73.16亿册，增幅为21.77%。后期2000年总印数大幅回落，1年减少近10亿册，此后三年曲折发展，有升有降，但未再进入70亿册档次。由此导致中国书业的图书总印数历经10年几乎回到原来的起点，2003年比1994年仅增长11%。

中国书业出版规模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出版总印张，10年间除2000年同比下降外，以此为分界的前6年和后3年均呈持续增长状。其中增幅最大的为1996年的13.79%，其次为2002年的12.4%。历经10年，出版总印张从1994年的297.16亿印张，发展至2003年的462.22亿印张，增长55.55%。

与书业创利密切相关的要素——图书出版总定价，10年间的衍变态势与出版总印张相同，即除2000年同比下降外，此前的6年和此后的3年均持续增长。每年增幅均高于当年总印张增幅，增幅最大的同为1996年，达42.1%，其次为1995年的37.15%。历经10年，出版总定价从1994年的177.66亿元，发展至2003年的561.82亿元，增长216.23%。

10年间由于标志中国书业出版规模的几项要素：出书品种、总印数、总印张、总定价按照各自的轨迹衍变，导致反映中国书业状况的几项重要参数发生不同的变化：由于图书总印数的增幅远低于出书品种的增幅，因而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的（下同）每种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由1994年的58893册，降至2003年的35163册；由于图书总印张增幅高于图书总印数增幅，因而平均每册图书的印张增加，由1994年的4.49印张，增加至2003年的6.94印张；由于图书总定价增幅远高于图书总印数增幅，因而平均每册图书的定价有较大提高，由1994年的2.85元，上涨至2003年的8.36元；由于图书总定价增幅大于图书总印张增幅，因而平均每印张价格上涨，由1994年的0.58元，上涨至2003年的1.20元。这几个重要参数的变化反映出10年来中国书业一个基本趋势：每种书的印量减少，价格上涨，本子增厚。

七类图书品种、印数翻番

课本比重微降，少儿读物发展空间巨大

历经10年，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的22大类图书中绝大多数均和图书总品种、总印数增长相一致，也呈增长状。品种和印数增长均超过翻番的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总论、自然科学总论、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和环境科学等7大类；品种增长超过翻番的还有政治法律、语言文字、数理科学化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等5大类，印数增长超过翻番的还有艺术类和航空航天类；品种和印数均下降的有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和综合类，印数下降的还有工业技术类。各门类图书所占品种和印数的比重增减不一，但变化幅度不大，一般仅在1个百分点以下。品种比重变化大于1个百分点的有6类，其中工业技术、语言文字、政治法律3类比重上升，文学、综合、文化科学教育体育3类比重下降。工业技术、语言文字、政治法律3类图书的比重增长大，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由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网络的发展而带来相关工业技术图书需求的加大；由社会学外语、参加外语考试风气日盛而带来的语言文字类图书需求的加大；由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而带来的政治法律图书需求的加大。印数比重变化大于1个百分点的是艺术类和文教科学体育类，前者比重上升，后者比重下降。（见表2）

历经10年，课本出版占书业整体出版的比重变化不大。虽然连续几年的结构调整、学生减负，但课本品种、总印数、总印张、总定价10年间的总趋势均呈增长，书业中课本的比重仍嫌偏大。（见表3）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的图书中，课本的品种比重1994年为16.56%，2003年为15.27%，10年下降1.29个百分点；其间比重最大的为1997年的17.6%，比重最小的为1999年的14.9%，其余各年比重徘徊在15%～17%的档级间。课本的总印数比重1994年为50.07%，2003年为49.09%，10年下降0.98个百分点；其间有7年比重高于1994年，最高的2000年为57.14%。课本的总印张比重1994年为 47.37%，2003年为45.47%，10年下降 1.9个百分点；与总印数比重状况相同，总印张比重也有7年高于1994年，最高的2000年为51.98%。课本品种、总印数、总印张的比重，历经10年的下降幅度均没有超过2个百分点。惟一下降幅度较大的是课本总定价比重，虽然没有1994、1995年的统计，但仅1996年～2003年的8年间，其比重就从42.08%降至2003年的35.36%，下降6.72个百分点。10年间课本的四项比重变化不一，但有一个统一处，就是自2001年以来，四项比重均告持续下降，这也是几年来书业结构调整的成效，是书业降低对课本依赖的体现。尽管如此，历经10年，中国书业出版规模的近5成仍由课本所支撑，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重。

10年间，全国少儿读物每年的出版品种、总印数、总印张同比增减不一，但从10年的跨度来看，全国少儿读物的出版规模加大，出版品种从1994年的3064种，发展到2003年的7588种，增长147.65%；总印数从1994年13173万册，发展至2003年的19895万册，增长51.3%，其间有5年总印数超过2亿册，最高的为1997年的2.434亿册；总印张从1994年的439115千印张，发展到2003年的713282千印张，增长62.44%，其间1998年总印张曾超过8亿印张，2001年总印张曾超过7.5亿印张。（见表4）10年间，少儿读物出版占书业整体的比重也得以提高，出版品种比重从1994年的2.95%，到2003年的3.99%，其间多有起伏，最高比重为2000年的4.89%，最低比重为1995年的2.34%，10年平均比重为3.98%。总印数比重从1994年的2.19%，到2003年的2.98%，其间涨跌不一，最高比重为2001年的3.63%，最低比重为1995年的1.88%，10年间平均比重为2.84%。总印张比重从1994年的1.48%，到2003年的1.54%，10年间波动不大，上下值差未超过1个百分点，最高比重为1998年的2.16%，最低比重为1996年的1.4%，10年平均比重为1.68%。10年间，少儿读物出版占书业整体出版的这些比重虽然总势增高，但其增高得过于微弱，与1994年相比，品种10年平均比重增高仅稍超1个百分点，总印数、总印张的10年平均比重增高均不及1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近几年我国0～14岁的少年儿童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均在22%左右，2003年为22.1%，为2.86亿。面向近四分之一中国人口的少儿群体，少儿读物的出版规模仅为书业整体出版规模的3%，差额之悬殊令人吃惊。以3%的出版规模服务于22%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加大少儿读物的出版规模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少儿读物出版是中国书业亟待开发的经济增长点，少儿读物的市场潜力无可估量。

图书销售额持续增长，10年累计销售3285亿元，

图书销售量起伏徘徊，10年几乎重复一个轮回

10年来，中国图书市场不断扩展，图书销售额持续增长，从1994年的134.55亿元，到2003年的461.64亿元，全国图书销售额10年增长2.43倍，10年全国累计销售图书3285.26亿元。从10年图书销售的走势看，前期增幅高扬，1995年销售186.36亿元，增幅为38.51%；1996年销售266.62亿元，增幅为43.07%。中期增幅回落直至微弱，1997年销售313.17亿元，增幅为17.46%；1998年销售347.61亿元，增幅为11%；1999年销售355.03亿元，增幅降至2.13%。后期增幅平缓，2000年销售376.86亿元，增幅为6.15%；2001年销售408.49亿元，增幅为8.39%；2002年销售434.93亿元，增幅为6.47%；2003年增幅为6.14%。（见表5）这一10年走势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互联网、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对出版业的冲击。如今这一冲击虽已趋缓，但在新兴传媒、娱乐业愈加发达的今天，书业再出现每年三四成的销售增幅已几近天方夜谭。

与10年图书销售额增势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同期图书销售实物量的走势。与图书销售额10年增长2.43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图书销售数量从1994年的62.24亿册，到2003年的67.96亿册，10年增长不足10%，仅为9.2%，10年全国累计销售图书为704.4亿册。从年代分期看，前5年情况尚佳，虽然1994年销量比上年减少，但此后的四年销量都呈持续上升状：1995年为66.79亿册，1996年为72.61亿册，1997年为74.71亿册，1998年为77.04亿册。后5年情势发生逆转，不但持续增长不再出现，而且自1999年起连续3年销量下降，1999年降为73.29亿册，2000年降为70.24亿册，2001年降为69.25亿册，2002年销量虽略有回升增为70.27亿册，但2003年又再度下降为67.96亿册。（见表6）

图书销售状况是中国图书市场成长的晴雨表，是中国书业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标志。过去的10年，全国图书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不够稳定，有所波动，但总势是增长的，其起伏是在整体增势下的起伏，而且具有新兴传媒冲击等合理因素，因而应该说是正常的。这种增势如果能持续下去，将是中国书业的幸事。

图书销售实物量是不含价格因素的实实在在的销售业绩，它是书业对社会贡献度和图书市场供求状况的最准确、最有说服力的反映。过去10年全国图书销售实物量的状况，特别是后5年的状况是不容乐观，而令人堪忧的。当然由于各种因素所致，图书销售额和图书销售实物量完全同步发展是难以实现的，谋求这一同步恐怕也并非现实。但是图书销售额和图书销售实物量的同向发展应该是正常的，也是符合基本规律的。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书业却出现了图书销售额和图书销售实物量这两项书业分销主要指标逆向发展的状况：在图书销售额增长的情况下，图书销售实物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而且这种状况不是偶然一次发生，而是反复出现，特别是2003年其销量下降到1996年以来8年中的"谷底"，使得图书销售量10年几乎重复一个轮回。这种状况可以说是不正常，而值得深思和不容忽视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一般图书市场发育缓慢，不适应书业产品结构调整后的需要。近几年来中国书业进行了实质性的产品结构调整，同时实行了课本出版限价、教材出版发行招标等一系列改革，以期改变中国书业长期以来过分依赖教材的局面。书业产品结构调整已取得初步成果，2000年以来全国书业总销售（含发行单位之间的批发销售）中，课本的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的比重均逐年下降：销售数量比重从2000年的54%，下降到2003年的52.7%；销售金额比重从2000年的43.2%，下降到2003年的39.5%。课本销售的下降，使书业整体中一般图书的销售有了较大的增长空间，但近几年一般图书市场的发育不甚理想，并未形成稳定的销售增量。1999～2003年的5年中一般图书总销售数量除2002年同比增长外，其余几年同比均下降。（见表7）

这一一般图书销量走势和同期书业整体销售数量走势相一致。它表明书业产品结构调整带来的课本销售下降，尚未促成一般图书销售的增长；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降低书业对课本销售的依赖和扩大一般图书销售，两者尚只实现了其一。要实现图书销售实物量的增长，加速一般图书市场的成长势在必行。

人均购书额11.35元～35.72元，增长2.15倍

人均购书量5.25册～5.26册，逆转徘徊

全国人均购书反映了书业对全民的贡献，过去10年全国人均购书的走向与全国图书销售的走向基本吻合。全国人均购书额逐年增长，从1994年的11.35元到2003年的35.72元，10年增长2.15倍；（见表8）除1994年外，每年的增幅略低于当年全国图书销售额的增幅，（见表9）最大差额不超过3个百分点，可以说由于近几年全国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未有大的起落，因而全国人均购书额增幅与全国图书销售额增幅基本同步。全国人均购书额反映了全民用于图书的消费，这种逐年增长的态势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图书购买力也不断提高，10年全国累计人均购书261.26元，平均每年人均购书26.13元。

如果说10年全国人均购书额的走势尚可引为欣慰的话，那么10年全国人均购书量的状况却是不容乐观，10年间始终在五六册之间徘徊。前5年状况稍佳，除1994年有微弱回落外，其余每年均呈增长态势，1997年突破6册，1998年达到6.17册。但此后的5年情况发生逆转，1999年跌势出现，不但一下跌出6册级界，而且一跌就是连续3年。2002年虽止住跌势，稍有回升，但2003年跌势再现，而且跌至9年中的"谷底"，仅比10年前的1994年增加0.01册。全国人均购书量反映了全民从书业的受益度，令人堪忧的是，这一重要指标10年间出现的是一个业界不愿看到的轮回：从1994年的5.25册，到2003年的5.26册，时间越过10年，指标几乎返回起点，这种状况值得业界认真反思。10年间书业改革、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壮大产业，提高全民的受益度，而这一受益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均购书量。历经10年，中国书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不说是显著的，但全民受益度却几乎无所提高，这不能不说是对书业改革发展成果的一种削减。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全国人均购书量的变化主要源于全国图书销售数量的变化，二者总走势大体一致。而除1994年外，全国人均购书量每年的走势又逊于全国图书销售数量走势：全国人均购书量的增势年，其增幅小于全国图书销售数量增幅，全国人均购书量的降势年，其降幅大于全国图书销售数量的降幅（见表10）。即相对于本已不理想的全国图书销售数量走势，全国人均购书量的走势更不理想。

全国人均购书量的下降还与书价上涨过度不无关系。虽然10年人均购书量走了一个轮回，几乎没有增长，但人均购书额却增长了2.15倍。即历经10年，读者购书数量未增，花费却增加了2倍，现今读者买一本书的消费相当于10年前买3本书的消费。图书价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书价上涨可以撬动市场，带来销售额的上扬，而另一方面书价上涨如不适度，在有限的图书总消费内又将导致图书销售数量暨人均购书量的下降。10年间的图书价格变化表明：书价涨幅倘若超过图书销售额的增幅，将导致图书销售数量暨人均购书量的下降；反之，书价涨幅倘若低于图书销售额的增幅，图书销售量和人均购书量都有可能上升。书价调整是否适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与全民的图书消费能力关系密切。当今社会的图书消费需求是有限度的，全民读者对书价上涨的承受力也是有限度的，在此限度内的书价上涨可能带来书业经济效益和全民受益度的共同提升；反之，书价上涨超出了限度，全民受益度就可能降低，甚至波及书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这个“度”会有所不同，书价调整要循度、适当，以使书业的发展不以全民受益度降低为代价。

书业所处的社会大背景进一步反衬出全国人均购书量下降状况是不甚正常而不容忽视的。首先，10年的全国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前5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左右，后5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应该说给人均购书量的增长提供了可能。其次，10年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逐渐降低，有的年份消费价格总水平不但没有上涨还呈下降状，而其中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涨幅也不高，有的年份也呈下降状；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逐年增长，其每年增幅均明显高于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的涨幅。应该说这种全民消费总额逐年增长，而价格水平基本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的社会大背景是乐观的，可喜的。（见表11）

处在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大背景下的中国书业，使全社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人均购书量，应该说这不是过高的追求，而近几年来全民消费恩格尔系数的逐年下降，更使人均购书量增长成为势在必然之事。遗憾的是这本应顺理成章的目标却未能实现。对比书业销售额、书价和全民消费总额、消费价格总水平可见：正是在人均购书量下降的后5年，每年书业销售额增幅均低于全民消费总额增幅，而反之书价增幅却远高于消费价格总水平增幅，特别是在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的年份，书价仍在上涨。这结果相反的两组对比表明：与社会大背景相比，书业销售不足，书价偏高。人均购书量的下降，与此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书业要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就要努力提高全民人均购书量，为此一方面要扩大图书销量，特别是一般图书销量；另一方面要适当控制书价，使读者以有限的图书消费获得更多的图书商品，扩大其受益度。

发行网点逐年下降，困扰十年，

大书城增势明显，专业店减少百余处

10年间中国书业一个年年令人担忧、始终未能扭转的态势，就是全国图书发行网点的逐年下降，这个态势困扰了中国书业10年，成为中国书业的“顽症”。从1994年的88998处到2003年的67356处，10年间全国图书发行网点减少了21642处。由此也使1994年全国平均13467人拥有一处发行网点，下降到2003年全国平均19186人才拥有一处发行网点。（见表12）

从时段看，10年间除1995年发行网点有微量减少，2000年减少3位数外，其余各年网点减少均在上千处至数千处，甚至高达上万处。

发行网点是中国书业最基础的“硬件”，虽然网上销售、直销等非店铺销售处于发展中，但在当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店铺销售仍将是图书销售最根本、最重要的方式，书业业绩的最大份额要通过门店来实现，因此发行网点的数量、规模、覆盖面是书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发行网点的结构看，10年间城市发行网点虽略有起伏，但总势呈增长状。从1994年的38937处到2003年的42260处，全国城市发行网点增加了3323处，其间有3年城市发行网点还增加到44000多处。城市发行网点的起伏和一些城市改造、发行网点被拆，一些城市书店开大书城、发展连锁经营，对网点进行整合不无关系，应该说是属正常状态。而农村发行网点10年间却呈直线下降状态，从1994年的50061处到2003年的25096处，10年减少了24965处，平均每年减少约2500处，平均每天减少近7处。（见表13）10年间，全国城乡发行网点的数量比重由1994年的44∶56，演变为2003年的63∶37。

10年间全国图书发行网点的减少，是由农村发行网点减少而酿成的，进一步对发行网点的类别剖析可见：新华书店的农村发行网点1994年为3189处，2003年为3838处，增加649处；供销社农村网点1994年为25619处，2003年为6170处，减少19449处；农村集、个体书店（摊）1994年为13228处，2003年为11251处，减少1977处；其它农村发行网点1994年为8001处，2003年为3847处，减少4154处。除新华书店网点外，其它类别的农村发行网点均告减少。曾经在农村发行中充当主力的供销社网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经济效益低下的图书经营业务，这种趋势恐怕已是难以抑制。供销社毕竟不是图书专营单位，作为农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经营者，其经营范围宽、类别多，图书只是其的一个经营类别，因追求经济效益挤占乃至放弃图书经营都是难以避免的。寄希望于供销社售书业务整体恢复往日辉煌，已是不现实。但部分供销社恢复售书业务，还是有可能的。近年来一些新华书店由于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并加强业务辅导，使一些供销社恢复或增加了图书经营业务，这样的事例也还是不少的。农村集、个体书店和其它农村发行网点的减少，主要也是效益不好所致。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经济效益不佳是不争的事实，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正是这不甚理想的现状才孕育了较大的开发空间；正是由于网点稀缺乃至空白，才使新建网点可以免除竞争，有较好的生存空间。农村图书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相当的区域尚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农村开设网点倘若选址适当、规模适当，经营品种对路，服务手段丰富，还是能获得经济效益并逐步提高的。有远见的书业经营者不该忽略农村这一深具潜力的图书市场，网点布局要城乡兼顾。

10年中国书业发行网点的演变还带来一喜一忧。喜的是大型门市发展较快，营业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门市1994年全国共463家，2003年在全国已发展至1282家，10年增加近2倍，这些门市中有相当一批是大型书城。1994全国约万平方米的大书城仅广州购书中心一家，当今全国万米以上大书城已发展至20余家。大型门市是中国书业重要的前沿阵地，它的快速发展表明中国书业的大型硬件设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是产业做强做大的一个重要特征。忧的是十年间中国书业的专业门市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前期略有增长，1994年为1104家，1996年增加至1212家；后期一路回落，至2003年已下降至960处。（见表14）

历经10年，专业门市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0多处。究其原因，应该说和近几年业界更多地倾注于大型卖场的发展，而忽视了专业门市建设不无关系。专业门市体现了书业的特色经营、特色服务，为许多专业读者所青睐。而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专业读者群将不断扩大，对专业书店的门类、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书业在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在专业书店的发展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书业要实现全面、均衡、协调发展，既需要大型综合卖场，也需要着力打造一批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的专业书店，二者不可偏废。

农村读物开发、投入不足，

农村发行比重先升后降，态势严峻

加强农村图书发行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也为业界所多次呼吁。10年间，先是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发起包括图书下乡在内的“三下乡”活动，该活动至今已持续多年；后有有关领导部门明确提出的出版业要为“三农”服务，要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但是10年来农村图书发行状况却不容乐观。

从出版环节看，农村读物的重要部分——农业科技图书的出版品种多有起伏，10年间增减不一，未见持续增长。而其占当年出书总品种的比重，却呈两期不同走向：前期5年比重上升，后期5年比重一路下降，至2002年比重已降为1.74%，低于起始1994年的2.3%，至2003又继续下降至1.71%。农业科技书的出版总印数、总印张，也呈两期不同走向：出版总印数为前5年增长，1998年曾达3067万册，后5年下降，最低的2002年降至1954万册；出版总印张的最高值为1997年的227065千印张，此后出版总印张几度下落，最低的2001年降至174678千印张。农业科技图书出版品种，反映了业界对农村读物的开发程度，而其总印数和总印张，则反映了业界对农村读物的投入规模。10年间，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反复强调加强农村读物的出版，但这三项出版要素均未获得持续增长，应该引起业界反思。（见表15）

农业科技图书作为面向农村的读物，其平均价格应该低于图书出版整体平均价格，以适应农村读者这个弱势群体的购买力水平。中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农村读物要使农村读者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是第一位的，只有买得起才有可能使其发挥功效，才有可能使农村读者受益。因此农村读物价格应相对低廉，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10年间的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仅以农业科技图书为例，10年间其平均单价始终高于当年一般图书整体平均单价，而且10年间其价格呈持续上涨状，这也成了几项重要出版要素中惟一持续增长的要素。只是这一持续增长并非理想状态。（见表16）

从发行环节看，城乡图书零售比重反映了农村图书发行在整个书业销售中的份额，10年间，这一份额也呈两期不同走向。前5年农村比重持续上升，从19%上升至28%；后5年农村比重一路下跌，从28%降至24%。（见表17）

按2003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9.47%，虽然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低于城镇居民，但面向近60%人口的图书零售仅占全部图书零售的24%，其比例毕竟是太不相称了。

10年间农村图书零售比重的起伏，反映出农村图书发行之艰难曲折。这种状况的出现和出版环节的农村读物开发、投入不足，价格偏高以及农村发行网点的骤减均不无关系。这几方面的不理想状况构成了农村图书发行的严峻态势，要扭转这种态势需要综合治理。

期刊业整体规模扩大，总印数增长，

平均每种期印数下降

10年间，中国期刊业整体规模扩大，期刊品种、总印数、总印张均有不同程度增长。期刊品种呈持续增长状，增幅最大的为2000年的6.57%，10年品种从7325种增至9074种，增长23.88%。期刊总印数10年间同比涨跌不一，增幅最高的为1999年的12.18%，历经10年总印数从1994年的22.11亿册到2003年的29.47亿册，增长33.29%。期刊总印张10年间持续增长，从1994年的63． 86亿印张到2003年的109.12亿印张，增长70.87%，其间1999年增幅最大，为21.17%。（见表18）

期刊业的重要指标——平均期印数10年间涨跌不一，最高的1999年为21845万册，随后连续四年下降，至2003年下降至19909万册，几近起始的1994年水平。与平均期印数密切相关的指标——平均每种期印数由于期刊品种的增长，10年间跌势明显，虽然其间有几年小幅反弹，但终没有超过初始1994年的2.7万册水平，至2003年已跌至2.19万册，与1994年相比下降18.89%。

与书业相比，10年刊业的发展除期刊品种增长规模小于图书品种增长外，其余两项要素——期刊总印数和总印张的增长规模均大于图书总印数和总印张的增长。应该说这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空闲时间减少，快餐文化逐渐为更多人接受关系密切。而且这一趋势今后还会延续下去，因此刊业的发展前景在某种意义上说优于书业，其市场潜力也大于书业。

历经10年，各类期刊出版的衍变状况不一。文艺类和画刊类的品种、总印数、总印张三要素比重均告下降，导致这两类期刊在刊业的整体比重下降，反映出消遣性刊物的社会需求在减少。少儿读物类期刊的品种、总印数、总印张的比重均告增长，显示出其在刊业中的份量逐渐加重。其余四类期刊分别有两项出版要素比重增长：综合类、文教类期刊的品种比重和总印张比重均告增长；哲学社科类的品种比重、总印数比重加大；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的总印数比重、总印张比重加大。（见表19）这几类期刊出版要素比重的增长，反映出社会对应用性、研究性期刊的需求加大。

一个并非理想的状况是，除画刊类期刊外，其余六类期刊的平均每种期印数在经历了10年的衍变后，2003年均低于起始的1994年。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文教类期刊，10年平均每种期印数从5.9万册，下降至2.97万册，下降幅度为49.66%；其次是综合类期刊，从8.27万册，下降至5.45万册，下降幅度为34.1%。平均每种期印数是综合反映期刊活力的要素，是对印数和品种的综合考查，追求其的提高应该是刊业的一个重要目标。

耐人回味的是历经10年，全国平均期印数25万册以上的期刊种数，几乎恒定，仅有一种之差，1994年为127种，2003年为126种，其中中央级期刊由1994年的29种，增加至2003年38种，地方期刊由1994年的98种，减少到2003年的88种。平均期印数百万册以上的大刊1994年为21种，其中中央级6种，地方15种，2003年这一规模的大刊减少至17种，其中中央级5种，地方12种。

经过10年衍变，一些老牌的风行几十年的刊物如《大众电影》等退出了期印数25万以上这一行列，以《瑞丽服饰美容》为代表的新兴时尚杂志等取而代之。但是中国刊业这批重量级期刊中，无论是中央级的，还是地方的，其中以党建类期刊为代表的、公费订阅为主的期刊占了相当的份额。中国刊业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应是尽快打造出一大批走市场的、真正为广大读者喜爱的、自费购买的重量级期刊。

音像业总体增势强劲 载体新陈代谢凸显

1994～2003年是中国音像出版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音像出版业作为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传媒业，其发展速度远高于传统的图书出版业和期刊出版业。10年间我国音像业出版音像制品品种从9298种发展至28224种，增长2.03倍；出版数量从0.85亿盒（张）发展至5.74亿盒（张），增长5.75倍；发行数量从0.8亿盒（张）发展至4.56亿盒（张），增长4.7倍；发行金额从7.38亿元发展至27.55亿元，增长2.73倍。（见表20）这种超过翻番，甚至超过翻两番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实现了跨越性发展。

历经10年，我国音像业累计出版音像制品189678种，共24.35亿盒（张），发行音像制品20.98亿盒（张），发行总金额为159.64亿元。如今，我国音像业形成具有上游出版制作公司、中游复制生产企业和下游批发销售网络的庞大的、日臻完善的产业链，音像业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视听设备生产和电影、电视等上游产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产业。凭借2003年我国音像制品4.56亿盒（张）的发行量，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音像制品市场。

10年间，我国音像业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期。前期1994～1997年，为持续增长期，此间音像业出版品种、数量和发行数量、金额全面持续增长；中期1998～2000年为回落调整期，此间标志音像业出版发行规模的要素，或整体或部分出现回落，而后又有部分反弹，处于调整中；后期2001～2003年与新世纪同步，音像业再现新的持续增长期，此间，音像业的出版发行规模出现新的整体持续增长，且出版数量、发行数量的增幅高于前一个持续增长期。

这10年还是音像制品新老载体的交替、更迭期。此间，旧有载体的音像制品逐渐萎缩，乃至退出音像业；新兴载体的音像制品迅速成长，而且呈现出越是科技含量高的载体增势越强的势头。（见第23版表21）

10年间，先是在我国于1980年诞生的立体声密纹唱片，在3年内出版了最后的133个品种之后，于1997年结束了其17年的历史使命，退出了音像业。而后，在我国比立体声密纹唱片晚生7年的激光视盘（LD），也于1999年出版了最后32个品种后，告别了音像业。此间，于1979年在我国诞生、20世纪80年代曾为广大民众热衷的录像带（VT）也呈低迷走势，自1997年以来其出版数量持续减少，且减少幅度高达百分之五六十，其占整个音像业的份额10年逐年下降，至2003年已仅占0.03%，几近走到尽头。比录像带稍早在我国问世的盒式录音带（AT），虽然尚有一定市场，但10年间其出版数量多有回落，特别是其的产业份额不断下滑，已从1994年的92.15%下降至2003年的30.74%，10年缩小了三分之二。

与上述状况形成鲜然对照的是，数码激光视盘（VCD）在此10年间的1995年在我国一经诞生就产生强大的生命力，此后其出版数量持续增长，且出现3倍乃至8倍的强势增幅，其产业份额也一路飙升，仅8年就从最初的1%涨至53%，独占音像产业半壁江山。比VCD早生数年的激光唱盘（CD），10年间出版数量除1998年出现回落外，其余每年均告增长。其增幅虽未及VCD之高强，但翻番增幅也曾连续出现过3年。由于其只能满足受众单方面的听觉享受，故其产业份额远不及VCD.即便如此，10年间其产业份额多呈增势，从首年的2.27%发展至末年的7.56%。科技含量更高的更新一代音像载体——高密度激光唱盘DVD-A和高密度激光视盘DVD-V虽然只是在2000年才在中国同年诞生，但其强劲增势，令人刮目相看：DVD-A创下了前所未有的4207.5%的超高增幅；DVD-V仅三年时间就使其产业份额从不足1%扩展至8.45%，将已有十余年历史的CD甩在了后面。10年音像业的发展趋势似乎可以说明：处在高科技的社会，受众对高科技的产品更易于接受。

从音像制品节目源的分类看，磁带制品——录音带、录像带中自编节目的比重总势增长，虽然其间也分别出现过回落，但历经10年，二者内容中自编节目的比重分别从约7成增长为逾9成。（见表22）磁带制品基本上已是国产原创内容一统天下，引进节目比重日渐趋微。而第一代光盘制品CD、VCD的节目源中，自编节目的比重变化不大，虽然其间也几经涨跌，但历经10年二者均走了一个轮回，CD的自编节目比重从73.98%回到73.69%，VCD的自编节目比重从67.29%回到67.72%。二者的原创内容比重始终未有突破性扩展，引进内容与原创内容的抗衡基本处于僵持状态。而科技含量更高的第二代光盘制品DVD－A和DVD－V虽然在中国面世仅几年，但其自编节目比重都有较大变化。DVD－V问世首年，自编原创内容占8成，仅3年间这一比重就降至约5成，降势不可不谓明显。DVD－A问世前3年保持清一色的自编原创内容，而第4年态势骤转，自编节目比重从100%陡降至不足5成。DVD类音像制品中自编原创内容的比重大幅下落，系引进节目的强势进入使然。

从音像制品的内容细分看，10年前，录音带的主要内容为音乐歌曲，其占录音带的数量比重为57.63%；而历经10年，2003年录音带的主要内容已转为文教和语言，其占录音带的数量比重已达89.24%。这一内容主体的变化表明，历经10年，录音带的主要功能已从音乐欣赏转变为学习工具。10年前，录像带的主要内容为卡拉OK、MTV,其占录像带的数量比重为38.23%；而10年后录像带的主要内容为文教，其占录像带的数量比重为86.67%。这一内容主体的变化显示，录像带的主要功能已从娱乐转为教育。录音带、录像带这两类磁带制品经过10年的岁月，由于其在音质、画质、容量、体积等方面均落后于后崛起的光盘制品，其娱乐功能正逐渐丧失，之所以生命力犹存，在音像业中仍占有一定份额就在于其向教学功能的转换，其完全退出音像业、寿终正寝近几年恐还不会出现。CD的主体内容为音乐歌曲，1994年其占CD数量的比重为84.88%，2003年其占CD数量的比重为79.8%，历经10年比重未有大的变化，其音乐欣赏功能已算定型。VCD1995年在我国面世时，其主要内容是卡拉OK、MTV,当时这一内容占了VCD数量的60.96%，其次是影视故事片，此内容占VCD份额为16.52%。经过8年的衍变，VCD的卡拉OK内容逐渐衰退，而其影视故事片内容迅速生长，至2003年其在VCD中的比重已达59.29%，VCD的影视故事片观赏的主要功能得以确立。DVD－A2000年在我国一经面世就以其主体内容确立了自己的主要功能：其音乐歌曲内容占58.33%，音乐欣赏功能凸显，至2003年由于引进节目的加入，这一内容在DVD－A中的比重已升达80.67%。DVD－V问世首年（2000年），其影视故事片内容占25.14%，主体位置尚不明朗；3年过后的2003年，这一内容的比重已增至69.15%，DVD－V影视故事片观赏的主要功能昭然若揭。

历经10年，各载体的音像制品分别形成了自己的主体内容，确立了自己的主要功能，为今后按照各自轨迹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使得许多消费者可直接从网上下载影像，或通过MP3从网上大量下载歌曲和音乐，这对音像业的冲击不可低估。

电子出版业异军突起 发展速度居出版业之首

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我国电子出版业，在1994～2003年进入长足发展期。1994年底之前，我国正式出版只读光盘（CD-ROM）仅12种；1995年出版约100种；1996年出版约300种；1997年出版达1025种，只读光盘复制总量为753万张。连续几年，我国电子出版物出版品种和复制总量的年增长率超过200%。1998、1999、2000年，我国电子出版业的出版品种，以每年约400种的幅度增长。而自2000年起在出版的门类、品种、数量上均有较快发展，出版门类除以只读光盘为主外，还有交互式光盘、高密度只读光盘、照片光盘等；出版品种持续增长，从2254种到4961种，增幅大于翻番；出版数量从近4000万到近亿，增幅同样超过翻番。（见表23）

10年间，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约1.9万种；2000～2003年出版电子出版物数量达2.75亿张。电子出版物作为科技含量更高的新兴传媒，特别是其所独具的、其他出版物所未有的"交互式功能"，使其愈发为更多的受众所喜爱。因而，1994～2003年间，我国电子出版业的发展速度既高于传统的图书出版业和期刊出版业，也高于同样以光盘类出版物为主体的音像出版业。其间，我国电子出版物还屡屡在莫必斯国际大赛中获奖，显示了我国电子出版业所具备的一定国际水平。但由于我国电子出版业毕竟起步较晚，且其对科技含量的要求更高，因而其在中国出版业的整体规模中，份额尚显弱小，特别是近几年网络出版的崛起对其也产生一定的抑制（网络游戏对游戏类电子出版物的冲击已十分显见），电子出版业在中国出版业整体中地位的提升尚需时日。不过目前，我国已有只读光盘复制企业88家，已投产只读光盘生产线464条，年生产能力23亿张，而目前我国电子出版物的年出版总量尚不足1亿张，电子出版业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进出口业务各有所长 贸易逆差严重

10年间，中国出版业出口业务长足发展，几大类出版物出口额全面增长。（见表24）其中图书出口业务由1994年6061万人民币的出口额，发展至2003年1866.74万美元的出口额，10年增长约154%；出口数量由于前3年未有统计，但仅1997～2003年7年间，就从220.5万册，增至465.02万册，增幅达110.89%；在同一个时间段，图书出口交易由105290种次增至1028855种次，增长877.16%，这种图书出口交易频度、出口数量、出口金额均以超翻番乃至翻三番多的强势增长，反映出中国图书的海外市场获得成规模的扩展，虽然其间也曾有过回落，但增长总势是起主导的。出口的图书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比重最大，其次是综合类图书，再次是文艺图书。

期刊出口业务的发展劣于图书，7年间出口额从267.53万美元发展至365.22万美元，增长36.52%，出口交易种次由19915增至47347，增长137.75%；只是出口数量并未增长，2003年尚低于1997年，因而期刊出口业务的增长中价格因素起了一定作用。

音像制品出口业务的发展优于图书，1997年出口额为19.04万美元，2002年出口额最高，达178.26万美元，增幅达 836.24%；而出口数量则从1997年的2.08万张（盒），增至2003年的128.98万张（盒），增幅更是高达61倍；而其出口交易种次7年间更是增长了324倍。出口的音像制品以VCD为主，其次是CD.

电子出版物作为更新一代传媒出口业务起点较低，1997年仅出口交易2种次，出口900张，3.1万美元；7年间2002年出口额最高，达38.7万美元，增长11倍，增幅之大为四类出版物之首。其出口数量几年内最高增幅为136倍；出口种次7年内增幅更是高达3490.5倍；均大大高于其他出版物。

出版业进口业务10年间的态势，不同出版物各有不同。10年间，图书进口额在1996年曾高达4.35亿人民币，而后进口额虽有升有降，但始终低于1996年的水平；图书进口交易种次2003年比1997年增加近8倍。进口图书中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占了主要份额，表明我国图书进口更多地是出于发展科技的需要。

期刊进口在每年的出版物进口中占了最大份额。1997～2003年7年间，除1999年期刊进口额低于上年外，其余各年期刊进口额持续增长，2003年进口额达9700.35万美元，比1997年增长3.23倍；进口交易种次逐年增长，2003年达41326种次，比1997年增长73.17%。期刊进口以科技类期刊为主，这与进口图书类别的一致，反映出我国进口书刊的基本出发点——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

音像制品的进口起伏较大，最高进口额为2001年的413.42万美元，最低进口额为1998年的39.12万美元，进口数量、种次的起伏与进口额一致。进口类别绝大多数为CD.

电子出版物是几类出版物中惟一的进口额连年增长的出版物，从1997年的185.58万美元，到2003年的2124.35万美元，增长10.45倍。电子出版物进口需求的持续增长，似乎与我国对电子出版物这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最新传媒的出版制作尚不成熟、与国外先进的电子出版水平尚有差距不无关系。

纵观10年间的我国出版物进出口业务，一个突出的事实是进出口的贸易逆差十分明显。从进出口额看，每年、每一类出版物的进口额均大于出口额，而且有的年份某类出版物的进出口差额甚大，贸易逆差相当严重。如2003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其出口额的77.39倍，同年期刊的进口额为其出口额的26.56倍；而1997年音像制品的进口额为其出口额的11.94倍；图书的贸易逆差较小，但2001年的图书进口额达到其出口额的2.06倍。以统计完整的1997～2003年为据，7年间我国出版业出口总额为11724.16万美元，进口总额为52429.65万美元，逆差为40705.49万美元。其中图书出口9125.91万美元，进口17156.29万美元，逆差8030.38万美元；期刊出口2003.25万美元，进口29129.18万美元，逆差27125.93万美元；音像制品出口484.85万美元，进口1349.97万美元，逆差865.12万美元；电子出版物出口110.15万美元，进口4794.21万美元，逆差4684.06万美元。各类出版物在各个时间点上的输出输入均呈现逆差，这种全面逆差状况持续时间之长，4亿多美元的逆差，程度之巨均是业界所不可忽视的。特别是1994年至2003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态势是连续10年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且出口额连续10年持续增长。（见表25）处在这样一个连续10年外贸顺差的大背景下，出版业却是连续10年外贸逆差。这一鲜明的反差是对出版业的无形压力，也对出版业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出版业应顺应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趋势，尽快扭转出版外贸逆差的状况，这就要求中国出版业尽快推出更多的适应海外需求的出版物精品，这些精品应涵盖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诸门类。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中国出版业出口交易种次已大部多于进口交易种次：其中图书自1997年起连续7年出口种次大于进口种次，期刊曾有5年出口种次大于进口种次，音像制品有6年出口种次大于进口种次，电子出版物有四年出口种次大于进口种次，这反映出中国出版业出口交易的频次已基本高于进口交易的频次。而中国出版业的出口数量也有相当一部分高于进口数量：其中图书连续7年出口数量高于进口数量，期刊曾有3年出口数量高于进口数量，音像制品曾有4年出口数量高于进口数量。中国出版业进出口种次和进出口数量这两方面的态势表明，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的逆差的产生，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进出口的出版物价格之差偏大。但即便如此，还应正视的是恰恰是占进口最大份额（55.56%）和占贸易逆差最大份额（51.74%）的期刊，其出口数量1430.32万册，比进口数量2432.46万册少了41.2%，差额为1002.14万册。它对高额逆差的产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队伍整体规模缩小 发行人员比重居首

1994～2003年，全国书业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各环节的机构数量、人员数量有增有减，且幅度不一，（见表26）使书业的人员结构、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

印刷环节所处环境竞争激烈，由于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许多印刷企业印力大大增强，而印刷业"蛋糕"的加大远不及印力的增长，加上一些非定点书刊印刷企业的蚕食，书业印刷企业优胜劣汰严重。10年间，国家书刊印刷定点厂减少约百处，而省级书刊印刷定点厂在1996～2003年8年间减少了37处。随着印刷企业的减少，书业印刷环节也相应减员：国家书刊印刷定点企业10年间从20万余人减少至11万余人，减员近8.9万人；省级书刊印刷定点企业在1996～2003年8年间减少3万余人。

图书发行环节直接面向市场，网点变化较大。大书城的方兴未艾，连锁网络的纷纷构建，挤垮了许多生存能力弱小的网点。一些发行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网点布局，或整合归并网点，或削减效益不佳的网点；另有大批农村发行网点由于效益低下而自行泯灭，因而书业发行环节的网点在10年间减少了2万余处。而作为发行环节主体的新华书店系统由于调整比较得当，10年网点数量变化不大，其间网点数量的起伏在千处以内，2003年比1994年还增加了300余处。书业发行环节人员10年间从23万余人，增加到24.6万余人，增员约1.6万人，其间2001年曾达最高点——逾25万人。而新华书店人员10年间从11万余人增加至14万余人，增员约3万人，其间2002年曾达逾15万人。

出版社、印刷物资公司由于相对远离市场，按自身轨迹发展，因而机构变化微小。在严格审批、严格控制的原则下，历经10年，全国出版社增加21家；而印刷物资公司10年减少了3家。虽然出版社增加很少，但由于10年间各出版社的出版品种大幅增长，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各出版社人员均有不同程度增长。10年全国出版社人员从近3.9万人增加至5万余人，增员1.1万余人，增长约3成。印刷物资企业由于业务相对稳定，10年内人员规模变化不大，仅在约500人内浮动，最高曾至约3800人，10年首尾从3314人减至3267人。

10年间，书业各环节人员的增减，使书业产业队伍的结构发生变化。如1996年全国书业产业队伍共62万余人，其中印刷环节份额最大，占53.63%，发行环节次之，份额占39.51%，出版环节份额为6.35%，物资供应环节份额为0.51%。而至2003年全国书业产业队伍缩小至53万余人，其中印刷环节份额下降，不再居首位，占43.42%，发行环节份额增长，升居首位，占46.45%，出版环节份额也增长，占9.51%，物资供应环节份额也增加0.1个百分点，为0.61%。而10年间书业各环节机构的增减，又使书业的产业结构乃至物业结构发生变化。如发行网点的大批量减少，使发行环节在书业中的份额及在书业物业整体中的比重均发生较大变化。

产业创利增长 利润结构失衡

1994～2002年间，全国出版系统创利水平增长（有关部门2003年未作统计），9年间共创造利润351.25亿元。其中前6年，创利持续增长，2000年利润小幅回落，2001年利润回升，2002年再次回落，2002年为利润最高年，达53.38亿元，比起始的1994年增长3.25倍。（见表27）

从利润结构看，图书出版单位利润份额最大，共实现利润244.75亿元，占总利润的69.68%。9年间，出版单位利润走势和总利润走势一致：前6年持续增长，2000年回落，2001年反弹，2002年再次回落。不同的是其利润最高年为1999年，达389.74亿元，比1994年增长3.87倍，利润增幅大于总利润增幅。

印刷企业虽然利润额最少，占总利润份额最小，但却是扭亏为盈，创利起落最大的环节，即从1994年的亏损，次年即发生质的变化，实现利润，9年间盈亏相抵，共实现利润4.02亿元，占总利润的1.14%。自1995年创利后，8年间年利润水平有增有减，最高为2001年达0.66亿元。

图书发行企业与其他环节相比，9年间利润增长最稳定，仅在2000年出现一次1.25%的利润小幅回落，其余各年利润均告增长，持续增长的时间长于其他环节。9年间，图书发行企业共实现利润89.05亿元，占总利润的份额为25.35%，位居第二。其间，2002年利润水平最高，达13.41亿元，比1994年增长2.78倍。

物资供销企业9年共实现利润8.5亿元，占总利润份额为2.42%，居图书发行企业之后。其间，各年利润升降不一，最高年为2000年，利润额为1.53亿元；而1997年利润曾降至0.43亿元，前者为后者的3.56倍。

其他企业虽然在书业中系非主流企业，但其利润水平高于印刷企业，9年间共实现利润4.93亿元，占总利润的份额为1.4%。与其他环节相比，其利润水平9年间起落最频繁，或升或降，最多两年就转向，其最高利润水平为2002年的1.35亿元，比9年间的利润最低水平——1995年的0.17亿元，增长6.82倍，两者间的差距之大也是其他环节不可比的，这表明这些非主流企业创利的不"稳定"因素较多。

综上所述，我国书业现阶段的利润结构是出版社约占7成，发行企业约占四分之一，印刷企业仅占1%左右，物资供销企业约占2.5%，书业四大主体的利润水平差距较大，而各环节人均创利水平差距则更大。仅以2002年为例，出版社人均创利69265元，图书发行企业人均创利5393元，印刷企业人均创利261元，物资供销企业人均创利44156元。出版社人均创利为书店的12.84倍，为印刷厂的265.38倍；物供企业人均创利为书店的8.19倍，为印刷厂的169.18倍。如此惊人的人均创利差距，使得业内对调整书业各环节的利润结构多有呼吁。出版社以占书业约9%的人员，实现书业约70%的利润，书店以占书业约45%的人员，实现书业约25%的利润，印刷厂则以占书业约45%的人员，实现书业约1%的利润，这就是中国书业的现状。不同类型的劳动会创造不同的劳动价值，但在同一产业内不同劳动实现不同价值的反差如此悬殊，是不适宜的。目前我国书业产业利润结构的过度偏倚，是不利于书业整体协调健康发展的，也是不利于充分调动书业各环节积极性的，调整这一利润结构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