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上期以《于丹〈论语〉心得》的热销和引起的广泛关注为个案，发表《中国文化阅读消费趋势研究显示：从中心城市到边缘区域呈波纹状传递》一文，阐述了在当代中国文化地图上，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图书消费路线，那就是各种畅销书一定是首先从北京等文化中心区开始出发，然后如波纹传递一样，逐渐向边缘区传递。

本期将着重阐述《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国当代文化出版中的标志性价值。标志性价值之一，这是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传统文化需要的重新发现。它为当代中国大众出版的未来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即在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传统文化依然是基本底色。标志性价值之二，即预示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学术、思想占据中国学术主流中心地位开始松动，长期被忽视的传统文化的巨大需求开始进入媒介、出版界的主流视野，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时期。

本文三大重要论点提要

●《于丹〈论语〉心得》的热销让出版界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需求发自家庭主妇、出租车司机等最平凡的人们，他们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哪一个层面的需求，在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自己所需。在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传统文化依然是基本底色。

●中国人文化习性获得的主渠道依然是在以家庭为基础结成的人群共同体的历史自然渊承，文化习性固有的自然传流特质，注定要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母体，因此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体现顽强的历史一致性。

●长期被忽视的传统文化的巨大需求开始进入媒介、出版界的主流视野，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时期。

《于丹〈论语〉心得》一书长达九个月的热销过程中，可能很多人最想了解的是，是谁在购买这本书？他们从事什么职业？这么大的一个消费群体为什么对这本书情有独钟？它对于未来的中国出版，有哪些启发和提醒？

经过跟踪和相关调研，笔者发现，该书的畅销具有多重启发，从图书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具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价值。

标志性价值之一，这是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传统文化需要的重新发现，为当代中国大众出版的未来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

当代大众图书出版的主流一定不是毫无民族文化自信的“跟随出版”，甚至甘愿做世界跨国文化集团蓄意制造的某种流行文化“殖民地”；更不是毫无文化责任的神怪虚幻流行出版，放任教化与引导，取悦贪婪与欲望。《于丹〈论语〉心得》的热销向出版界表明，大众出版的版图中依然存在着传统文化这样一座金矿，因为它依托民族文化习性的积累，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对《于丹〈论语〉心得》的消费者构成，笔者采用北京大卖场店内拦截访问方式，取得购书者职业身份和性别分析数据，显示如下两图：

《于丹〈论语〉心得》购书者职业身份

《于丹〈论语〉心得》购书者性别

图中数据表明，《于丹〈论语〉心得》的真正消费者不是研究生、大学教授，也不是学术、思想、教育界的文化精英人群，而是最普通的工商从业者、家庭主妇、初高中学生。其中女性高于男性，并不在于女性更喜欢《论语》，而是和于丹教授本身也是“美女教授”相关，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传播起到了关键的性别感染作用。

这里摘录几段《于丹〈论语〉心得》购买者的博客留言和ＢＢＳ中的发言，足可说明购买者的主要目的：“怎么样才能过上我的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是的，朴实的话说出了大家心中的梦想……《论语》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过上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署名：徐刚）；“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洗涤现代人疲惫的心灵，唤醒对古代智者的崇高敬意！”（署名：指尖灵纱）。限于篇幅，不再列举，但基本动机已经清楚：心灵慰藉，这或许就是《于丹〈论语〉心得》畅销九个月，销量超过５００万册的秘密。

当代中国人向传统先哲思想中寻求抚慰现代心灵的思想源泉，确实和《论语》本原的原典意义相去甚远，难怪学者们会议论纷纷。

《于丹〈论语〉心得》的热销让出版界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需求发自家庭主妇、出租车司机等最平凡的人们，他们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哪一个层面的需求，在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自己所需。在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传统文化依然是基本底色，引进的外来文化会在一时一刻引起世人的关注，然而更为长久、持续的文化消费依然是耳熟能详的母体文化资源，底色是巨大的，面积最大，人群最多。《于丹〈论语〉心得》在2006年至2007年的热销，不过是第一朵激出水面的浪花，在水下早就形成了波涛汹涌的激流。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传统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何种位置？对这个问题的发现，早在１９３４年就有人提出过。《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文教事业卷，第４６３页，福建教育出版社）中有一位署名李步青的人曾对开封相国寺各类书摊、租书铺的读物做过一番统计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图：

１９３４年开封相国寺读物统计

上图中的分类，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如故事与小说之间应该区别不大，“论说”是一种文体，放在以内容为区别的读物分类中显然不合理，但好在“论说”是一种，“故事”是一种，对整个数据没有太多影响。

上图的分类统计中，阅读数量前五位分别是小说、鼓词、医学、书信、占验。在最大的一宗读物：小说４１７种，占总数５８８种的７４．７３％，应该说是压倒性的比重。仔细翻捡小说一类的书目，赫然发现，《镜花缘》、《三国志演义》、《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精忠说岳全传》、《今古奇观》、绘图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绘图本《济公全传》、绘图本《红楼梦》等，今天活跃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各种媒介上的内容，也是六十三年前开封相国寺书摊、租书铺上的内容。在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历史仿佛并没有改变。开封相国寺，如调查者自己所写到的，“相国寺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其悠久的历史的，而且经过了多少朝代的变迁，依然保持着它的复杂的社会性。它在开封社会区域内的地位，正类似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真可以说是开封社会的缩影”。我们今天在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上看到、听到的十分熟悉的人物、故事，和六十三年前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的地摊、租书铺的内容如出一辙，足以说明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历史消费惯性是多么地强大。

为什么历史内容有这样强大的文化惯性？这是一个宏大的学术命题，以本文的篇幅是无法阐述清楚的。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是：中国人文化习性获得的主渠道依然是在以家庭为基础结成的人群共同体的历史自然渊承，这个主渠道在１９３４年的中国社会与今天的社会结构里没有根本的改变，变化的社会制度因素只不过起着后天规范的作用。文化习性固有的自然传流特质，注定要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母体，因此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体现顽强的历史一致性。

《于丹〈论语〉心得》是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新发现，这个结论还可以通过改革开放近几十年的历史文化图书出版数据来证明。

２００１年以来，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图书，市场的销量远远超过任何一部现在包装、炒作甚至被媒介极大关注的产品，有的累计销量超过千万册。早在２００１年，长于古籍出版的岳麓书社就出版了一系列传统文化产品，连续几年四大名著的销售量每年都在三万册以上。各种版本的四大名著累计销售超过千万册，超过任何一部出版社和传媒精心打造的“畅销书”。

据开卷监控的数据估算，2006年全国各大出版社的四大名著销售数量接近３００万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版本分别超过１００种、６０种、５０种、３０种，四大名著销量占全部文学类图书销售数量的１／４。这个现象再次表明，传统历史文化的内容在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所占据的牢固地位。

《于丹〈论语〉心得》畅销的第二个标志性价值，即预示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学术、思想占据中国学术主流中心地位开始松动，长期被忽视的传统文化的巨大需求开始进入媒介、出版界的主流视野。

学术出版的版图从面对思想、文化精英扩大到面向普通大众，西学的引进翻译是学术，传统思想文化的当代解读也是学术。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时期。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主流的思想、学术与文化生活中，西方思想、学术、教育等西方文化一直是中国人所追逐的主体，“言必称西方”已经十分普遍。在媒介、出版等领域，以“汉译世界名著”为标志的西学的引进出版迄今已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同时也是传统文化被鄙视、被“打倒”，消失在文化思想的主流视野之外的一百多年。

然而对于学术出版而言，与大众的精神生活需要之间、文化消费之间是哪种关系？当然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多向度、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群体、不同条件、不同阶段，总会有不尽相同的需要主题和层面，不会完全契合，但从基本的出发点上，在一个文化版图上，一定不是“二人对面不相识”的关系。

上文曾经对开封相国寺做民众读物调查的李步青，在１９３４年就感叹道：“至于号称领导民众的人们，只是常喊口号，发宣言，一点不着边际。还有最出风头的人们，正在提倡改造汉字，试验罗马字，或者提倡大众语，就是这些先生们功成名就，还是没有什么东西，供民众读啦，唱啦，说谈啦……其实这些先生们，口口声声说为民众，心目中何曾有民众，也不见得认识民众，不过站在知识阶级的立场放空炮罢了。”“于是让那些下等书贾和下等文妖，整天揣摩如何可以赚钱，继续做那些民间流行读物的工作。政府和文人学者们，从不把这些读物看在眼里，也没有想用什么来替代这些读物。”１９３４年是文化启蒙运动与国家危亡并存的一段非常历史时期，主流文化精英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狂热追随和对传统文化的鄙视、批判有其历史的大背景，今人无可厚非。但对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民众来讲，当性命存活已不成问题时，心理情感的需要自然列入了密切关照的日程。

学术出版与最普通的大众心灵、情感需求之间一定是在某个层面上相契合，甚至是上下循环流动、互相支持，国家积极号召和提倡文化出版的“三贴近”决不是空穴来风。《于丹〈论语〉心得》，“半部论语修自身”，正契合了普通民众这种安顿心灵、快乐生活的大众需要，并通过娱乐化、市场化的方式乘需而起。

正如广告所宣传的那样：“《论语》，二千五百多年前的经典语录，今天还能启发我们的心智吗？还能对我们今天的心灵产生触动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紧扣２１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结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这是一种学术大众化的成功尝试，也是学术、思想主流与最普通中国人精神生活需要的一场不期而遇，不仅不应该批评、抨击、谩骂，还应该大力鼓舞、发扬。正如于丹自己也说：“我觉得学术有很多层面，有些层面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大众化的，比如说高能物理、人文科学中的经典哲学。但也有一些学术，它有纯学术的一面，也有大众化的可能。比如《论语》，可以解读为儒教的、儒术的、儒学的，也可以解读为个人生命方式的。有解读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不让大众分享？”

在网上盛传一首描写《于丹〈论语〉心得》热销盛况的诗也说明了大众追捧热：“京城书市蔚奇观，半日签名逾万千。清早门庭人济济，夜深场外队弯弯。常闻《论语》多生涩，谁料如今当美餐。饥渴寒风全不顾，三更也要见于丹！”标题为：“《于丹〈论语〉心得》签名售书盛况感赋”。

当代学术出版面对被重新发现的传统文化巨大市场需求，扩大的学术大众化版图，加上出版业日益加温的体制改革热潮，也一定会让更多的出版商纷纷加入到大众传统文化这条“大鱼”的行列中来。

不过应该提醒的是：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出版，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一定要拿出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而不是“陈芝麻烂谷子”，中华文明只有在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够彰显其伟大价值。这个“传统”的内涵，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统”，它带有新的世界性、当代性意义。当代出版人要清晰地辨认出未来中国出版已经扩大或正在扩大版图和路线，才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出版人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