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哪得清如许”？北大出版社的发展壮大，是与每一位作者对北大社的信任与厚爱分不开的。

在恢复建制的30年里，北大社出版了许多学者的第一本书，可以说很多学者的学术辉煌由此开始。而北大社“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的品牌核心也于此铸就。

由于时间与版面的关系，这里只刊载了北大社庞大作者群体中一部分作者的发言及文章。但，对于曾经、正在以及将要在北大社出版图书的每一位作者，我们都深怀尊敬、心存感激。

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北大出版人在“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的信念支撑下，通过自己艰难的努力，奠定了北大出版社大厦的基础，形成了“立足北大、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型办社模式。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北京大学出版社经过前10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支有朝气、有能力、敢打硬仗、勇于奉献的优秀团队，开始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大出版社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教材优先、学术为本、创建一流”的经营方针。

今天的北大出版社，是在30年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北大出版社形成了一支在行业内处于优势地位的优秀团队，在出版能力、经营规模、社会影响和市场影响力等方面，都已跻身行业前列，逐渐向专业化、集团化、综合型方向迈进。“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更加明晰。

北大出版社下一阶段追求的目标，是要办成有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尽管实现这个目标任务非常艰巨，但我相信，北大出版人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达成目标！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作者眼中的北大出版

■北大出版社乃中国学术著作的出版重镇！

——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从很早就读北大出版社的书，因为有一些学术大师的书在这里。这些年，我不光作为作者，更多的是作为读者在和出版社联系。希望北大出版社发挥优势，保持品位和特有的风格，越办越好！——方在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购买北大出版社的书。如今才知道，那时出版社成立不过一两年而已。30年来我先是读书受惠于她的馈赠，而后的研究和写作亦受惠于她的支持。北大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的大量精品书籍固然使人获益匪浅，而这里的人们所表现出的热情、敬业、活力和对知识的敏感更令人钦佩。值此建社30周年之际，我所能表达的，似乎只有发自肺腑却词不达意的谢谢。

——高小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版社编辑和作者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为着发展和繁荣祖国教育事业走在一起了。也只有这样的精诚团结和互相支持，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让我参加出版社的顾问团，发挥余热。回顾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终身难忘，我祝愿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又一个30年取得更大成就！

——胡壮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我与北大出版社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几种我很喜欢的书都是在贵社出版发行。《科学史十五讲》重印了好几次，好些学校都在用。另外《南腔北调》也是一本我和刘兵都蛮喜欢的书。并且，我也买了不少北大出版社的好书。北大社作为一个大学出版社，做得恰到好处。因为有的大学出版社做了很多畅销书，大学社做畅销书不是不行，但应该把握好分寸。北大社出了不少有学术品位的好书，很多书都广受欢迎，并非都做曲高和寡的书，当然这样的书也该出。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一直以中国最高、最自由的学术殿堂享誉全球，素为学界所敬仰。北大的学术出版事业肇始于上世纪初年，但曾长期中断，到改革开放时才得而恢复，并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仍坚持以服务于教学科研和繁荣学术为主旨，这在学术界是很有声望的。从1991年由我主编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国际私法》一书以来，在这里已累计出版有关国际私法的全日制和自考用教材及参考资料等约十数种，总计近千万字。这些书大多至今仍保持一定的销量，双方合作得十分融洽。关系十分融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作者的充分尊重和信任，是他们对学术的繁荣始终如一的执著追求。

——李双元（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

■每一本教材、每一本论著的完成，都凝聚着作者与编辑的默契合作，缀结着编辑的集思广益，记录着编辑的执著与敬业，彰显着编辑的创新与突破。这样一批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力求完美的编辑，铸就了北大社30年的声誉，成就了北大社30年的辉煌。《诗经·大雅》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鲁迅先生也提出：“北大是常为新的”。比起111年的北大，北大社30年的历史还很年轻，第二个崭新的30年才刚刚开始，道任重，路修远。展望未来，争创世界一流的曙光正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放眼前瞻，北大出版社的明天，定将蓬勃创新，充满希望与光彩！

——李晓琪（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一个单位的气质取决于这个单位中每个成员的气质。在我和北大出版社几位编辑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他们的不凡气质。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北大出版社在“而立之年”的勃勃生机和迈向成熟的坚实步伐。——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我的第一本学术书

《中国小说美学》

叶朗著

1982年第1版

叶朗

1938年10月生，浙江衢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后，我感觉学术的春天到了。致力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我过去的夙愿。在研究中国美学史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明清小说评点，很有兴趣。到北大善本室查资料，一边看，一边抄，抄了好几本，图书馆的人都很熟悉我。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对中国小说评点与注的价值重视不够，这是传统的偏见。我在北大开了中国小说美学课，受到学生极大的欢迎，教室满满的，过道里也是人，连讲台上也坐了两个人。我整理的上课讲稿，就是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美学》。这本书紧紧跟教学结合在一起，先讲课，影响大，后出书。另外，传统研究注重诗说、文论，对小说不重视，中国注重诗歌理论，有“意境论”，西方小说理论发达，有“典型论”，这很片面，当时觉得有必要对一些片面的观念进行校正。

当时北大出版社条件不太好，在郊区的一个小印刷厂，错误百出，我去校对了七天七夜，改错，有时越改错误越多，我还跟着一个校对员去印刷厂花了一天时间校对了一遍。书印出来后很好，第一次印了5万，马上发完了，很快加印了3万。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著名作家萧乾、梁斌都来过信，当时全国多家报刊发表评论，这种情况很少见。《中国小说美学》对我意义很大，有朋友说我第一本产生较大影响的书是《中国小说美学》。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

洪子诚著

1986年第1版

洪子诚

1939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时对出版社有点害怕，怕被退稿，那时出书不容易，出版社找黄子平审稿，写了个意见，还可以，出书了，还不错。当时影响也没有太大，我的那些问题又不热闹。后来才有人觉得有参考价值，很多问题提得比较好。

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很重视学术，关注学术深度，不怎么关注时髦的东西，这是出版社的风格。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的书就有学术深度。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著

1987年第1版

袁行霈

1936年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

我最早和北大出版社发生关联是1982年，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合编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在北大社出版，后来是《中国文学史纲要》。

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应该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你可以看一下林先生的序，比我整本书都重要，真是一篇好文章，后记中有一段话谈治学经验。为了《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封面，当年和乔征胜老师一起去城里看封面，封面上的“诗歌”两个字选自篆书，我们去复印、剪贴、设计成这个样子，出书后人人都说好，放在书架上很显眼，在1980年代初有这样的封面已经很不错了。整个合作的过程很愉快。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乐黛云著

1987年第1版

温儒敏

籍贯广东紫金。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大出版社总编辑。

我的第一本书应该是《郁达夫年谱》，1980年交给香港一家书局出版，王瑶先生还亲自作序，不料后来这家书局破产，书不能发行，连稿子都未能要回来。第二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定稿大约是在1985年，两年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但这是我与钱理群等学兄合写的教材。

我真正在北大出版社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是《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该书是博士论文，1987年通过答辩。那时北大文科的博士生很少，整个中文系第一届读博士的就陈平原和我两人，所以论文很引人注目。恰好那时北大出版社在筹划“青年学者文库”，在当时这也是领风气之先的，负责文库的张文定先生非常热心来拉稿，便把《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当作文库的头一批书出版了。那时出版一本书很不容易，记得连书后附录一个索引，也是和文定先生反复推敲才做成的。这本书写得匆忙，有“做文章”的痕迹，自己不是很满意，不过题目比较重要，有些问题是头一次认真讨论，影响比较大。后来得过奖，又被韩国翻译过去出版，甚至还引发了好些以思潮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

真的非常感谢北大出版社，在我最初摸索着走进学术殿堂时，曾给我鼓励和支持。我自己觉得生命中最丰盈的一部分，已经和北大出版社联系在一块了。

“学术的尊严 精神的魅力”

《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

温儒敏著

1988年第1版

乐黛云

1931年生于贵州，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

我与北大出版社的关联很早、很深。我主编的《茅盾与中国现代作家》是北大出版社的1号书，当时北大出版社刚刚成立。后来，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于1987年出版，那时我从美国刚刚回来。北大出版社对比较文学很支持，跟别的出版社不一样。张文定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支持、出版比较文学的著作，出了一大批比较文学的书，在全国的出版社里出得最全、最多，当时开风气之先，影响很大。我和张文定主编的那套“北大学术讲演丛书”里的詹姆逊的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对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后来也影响很大。很多书当时看不出来，三五年之后才能看出意义。

《金融法概论》

吴志攀著

1992年第1版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钱志熙著

1998年第1版

《审美现代性批判》

张辉著

1999年第1版

吴志攀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兼任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2年应北大出版社之邀，将我在课堂上讲过多遍的讲义《金融法概论》整理出版。

那时，我已开始用电脑写作，电脑是286的兼容机。这架台式机架在家中走廊吃饭小桌和暖气之间的木板上。每当写作时，键盘才拿到桌面上来。当时家住在中关园一室一厅房，一家三口人，住在一室里，厅里吃饭和接待学生，我写作业在厅里。

写作都是在晚上。妻子和孩子在屋里睡了，将屋门关上，在走廊里饭桌上，我敲击电脑键盘。家人已经习惯键盘的声音，也能睡着觉。我记得写作这本书时是个冬天，外面特别冷，走廊在夜间也比较凉。由于我将电脑架在暖气上，键盘也靠近暖气，所以，不感觉冻手。

我们的孩子那时还在上中学。放学回家，孩子也要用这张桌子写作业。如果孩子写作业晚了，就主动把作业搬到房间里的床上去写，为了给我写讲义腾桌子。我的稿子写好时，我的妻子杨锐细心地帮我检查页码，核对目录与每一章节的标题文字，校对文字等。这些细小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却容易被我忽略。多亏妻子帮忙，粗心大意的我写的书才没有出现简单的错误。

我在这本书中，使用了一些历史资料。写作也是沿着时间延续的线索，让叙述的内容逐步展开的。我采用这样写作的方式，心情很愉快，好像不是在写教科书，而是在写“历史故事”。

出版社的编辑非常照顾我，除了要求我符合有关教科书的格式外，编辑尽量保持了我的个人风格。我写第一本书时，没有写书的经验，特别是对多章节的书，将几十万字的内容梳理清楚，脉络分明，我心里还是感到没有底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编辑的帮助下，心里感觉好多了。没有第一本书写作的紧张感和疲劳感，每天晚上都写一点，不间断地进行着，不知不觉，晚上写点文字，成了习惯。

顺便要提一句的是，这本书的封面，是按照我的建议设计出来的：黑底金字的书名，没有任何其他装饰。在我的脑子里，有两个想法，促使我用这样的设计。一是，黑色和金色很大方，也很简洁。好像鲁迅所说的黑人戴着金色项圈，十分醒目。二是，北大出版社出版过曹凤岐老师《货币金融学》的封面，就是采用了这样的风格。我读过这本书，感觉封面设计很好看。出版社编辑尊重了我的要求。书出来了，我看到样书时，就知道我建议的设计失败了。我的朋友和同学，看到这个封面都认为失败了。但大家给我面子，不好意思当面对我说。学生们对这本书的叫法更让我记忆深刻：“黑皮书”。

此后，我又写过多本书，但我再也不敢擅自对封面设计发表任何意见了。封面设计是一种专业，不是外行人随便能做的。如果不信，书摆到书店，让读者看看，就知道结果了。

后来我的书，封面设计完全交给编辑，一切都由编辑决定。结果每次封面设计，都比我想象的要好。我也看过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一本关于封面设计的书，更加认识到，这必须是专门做这行的人，才能胜任的工作。书中对封面设计的理论、线条和色彩，文字与构图等，都是很有学问的。读了这本书，让我眼界大开：工艺美术训练、电脑图形操作的经验，市场图书流行的颜色和款式，简直就像是服装设计行业那样复杂。服装设计师为模特做衣服，封面设计师给书做衣服。《金融法概论》后来修订了四版，经过16年，还在不断修订和出版。责任编辑李霞女士换了冯益娜女士，后来是邹记东先生。我非常感谢他们。

作者眼中的北大出版

■记得季羡林先生说过：“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北大出版社恢复建制以来，出了很多好书。在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诸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希望贵社在今后的岁月里出版更多好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大的飞跃！

——刘培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祝愿北大出版社越办越好！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说过去：依托中国最高学府的资源优势，北大出版社已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旗舰，历史辉煌。

说现在：和北大出版社的交流处处能够感受到敬业、专业、乐业的文化氛围。今日北大社之风格可概括为：灵活而不逾矩、创新而不冒进、严谨而不刻板、精细而不繁缛。

说未来：在精干高效的管理团队的带领下，北大社的优秀群体必将能够把北大社打造成一个无与伦比的出版集团。

——王国军（对外经贸大学员工福利与社会保障学系主任、教授）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而重要的法学部门。经济法学是一门独立而重要的法学学科。加强经济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于培养法学专门人才，发展经济法学，加强经济法制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包括由我撰写或主编的多种经济法教材、专著和其他有关著作在内的大量经济法著作，对于经济法的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和北大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一直是真诚的、愉快的，未来的合作一定能够顺利发展。

——杨紫灯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希望北大出版社在出版社中的地位中能像北大在大学中的地位一样！

——刘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而立之年，不负众望；生日致贺，更多期待。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便懂得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物的珍贵，并对之怀有一种肃然起敬感和高度的信赖感。因为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出版世界经典作品，传播知识，成为时代精神的喉舌，是符合逻辑的。两者是相互的需要，是互动的关系。

这才是我看重北大出版社，以在这里出书为荣的根本原因。出版社抬高了我。我写书，常有“一句坐中得，寸心天外来”的况味。北大出版社视野广阔，脚踏文理科两条船，崇尚学术为本，为我抒写“人生于天地间”的感悟提供了平台，是我要衷心感谢的。祝北大出版社繁荣昌盛，继续成为民族魂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之一！

——赵鑫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读者勤奋地登上书山，乐意地泛舟学海进行学习时，真正得益的多少，还决定于书山和学海中蕴含宝藏的多少。只有蕴含丰富宝藏的好书，才能吸引读者乐意地去阅读，并从中受益。祝愿度过而立之年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发扬优良的传统，出版更多富含宝藏的书籍，指引读者健康茁壮地成长，提高知识才智，使他们在解决有关专业问题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

——周公度（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我与北大出版社很有缘。第一，我是北大的学生，并且在学生时代就参与图书出版活动，曾受惠于学校，受惠于出版社；第二，作为作者，我的好些书都是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甚至我的第一本书也是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第三，作为一个合作者，我曾经与出版社的编辑一起策划编书。北大出版社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我希望北大出版社能做全国学术出版的一面旗帜，一个标杆。也希望北大出版社发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优势，成为全国知识精英的出版社，对学术界有所贡献。

——周宪（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