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文东

□历经60年全国年图书出版品种增长33.46倍，年图书总印数增长65.06倍。

□60年间，全国共出版图书3876371种，其中新版图书2378032种；全国图书总印数累计达2447.8亿册（张），其中1950～2008年图书总印张累计达11508.1亿印张。

□1950年全国出版图书12153种，比1949年增加51.91%，当年图书总印数比1949年逾翻番，达到2.75亿册（张）。1951年全国出版图书18300种，同比增长50.58%，当年图书总印数再次同比超过翻番，达7.03亿册（张）。这种出版生产力连续两年以超过翻番的幅度高速增长，在新中国出版业60年的历史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9～2008这10年间，图书总印数从新中国60年间的最高值——1999年的73.16亿册，经五起五落，至2008年为69.36亿册（张）。图书总印张从391.35亿印张增至560.73亿印张，增长43.28%。这10年间创下了新中国出版60年的几项之最：年图书出版品种最多：275668种；年新版图书最多：149988种；年图书总印数最多：73.16亿册；年图书总印张最多：560.73亿印张。

□1950年，全国销售图书2亿册，4500万元；2008年，全国销售图书达67.09亿册，539.65亿元，销量增长32.55倍，金额增长1198.22倍。60年全国共销售图书2477.62亿册，6672.78亿元。

□前30年书业销售数量的下降多属政治运动、经济困难所致，也可归结为社会文化消费极度萎缩；后30年书业销售数量的下降多系其他文化消费、新兴出版传媒冲击所致，也可归结为社会文化消费极度膨胀。

□期刊出版品种从1949年257种，发展至2008年的9549种，增长36.16倍；出版总印数从1949年的2049万册，发展至2008年的31.05亿册，增长150.54倍；新中国60年，全国期刊总印数累计达794.02亿册，总印张达2631.98亿印张。

□1985年的6.3册图书，成为新中国60年全国人均拥有图书的最高值；同年的2.42册期刊也成为新中国60年全国人均拥有期刊的最高值。

新中国60年是中国出版业大发展、大变革的60年，解读60年中国出版产业数据，可对60年新中国出版业的变迁给予客观、真实的回溯，透析60年新中国出版业的曲折发展、风雨历程。

60年累计出书387.6万种，2447.8亿册

中国作为发明纸张和活字印刷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出版历史。但20世纪由于外来侵略和国内战乱，中国出版业曾生存发展艰难。至新中国诞生元年——1949年全国出版图书8000种，总印数1.05亿册（张），按当时全国人口计算，约5个人分得一本书。而2008年，全国出版图书275668种，总印数69.36亿册（张），历经60年全国年图书出版品种增长33.46倍，年图书总印数增长65.06倍。按当年全国人口计算，2008年全国平均每人分得5.22册图书。从5人一本到1人5本，历经60年全国人均拥有图书比1949年增长约26倍。年新版图书出版1950年为7049种，2008年为149988种，增长20.28倍。年图书总印张1950年为5.91亿印张，2008年为560.73亿印张，增长93.88倍。

60年间，全国共出版图书3876371种，其中新版图书2378032种。60年间，全国图书总印数累计达2447.8亿册（张），其中1950～2008年图书总印张累计达11508.1亿印张。这几个数据反映了新中国60年图书出版的总体规模，体现了新中国书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见表1）

开局良好 出版生产力翻番

新中国出版60年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而前30年当中又包括“文革”10年，其间多有曲折。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开国大典后的第2天194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国都北京组织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朱德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奠基礼，会后全国出版工作蓬蓬勃勃开展，特别是1950年11月出版业实行出版、发行、印刷专业分工后，出版业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1950年全国出版图书12153种，比1949年增加51.91%，当年图书总印数比1949年逾翻番，达到2.75亿册（张）。1951年全国出版图18300种，同比增长50.58%，当年图书总印数再次同比超过翻番，达7.03亿册（张）。这种出版生产力连续两年以超过翻番的幅度高速增长，在新中国出版业60年的历史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图书出版品种连续两年以逾50%的高幅增长，除大跃进的1958年外，也是绝无仅有的。无独有偶，1951年12.63亿的图书总印张，其同比也达到了逾翻番的高增幅，这在新中国出版60年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出版生产力的高速增长自然有旧中国出版生产力水平不高，新中国出版业起点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应该归结于新中国的成立使出版业焕发了生机和进入新社会上学学文化的人数激增所致。1951年课本总印数同比增长1.42倍，总印张同比增长1.32倍，二者增幅均高于当年一般图书总印数、总印张的增幅，表明学生用书的增长在当年出版生产力增长中起了主要支撑。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国出版业还显示出一个鲜明特色，即图书出版三要素品种、总印数、总印张，三者协调增长，处于理想的良性循环中。这体现在两组要素关系中：

一是总印数的增长大于品种的增长，即在图书品种增长的同时，图书单品平均印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当年图书出版总量的增长是由品种增长和单品印数增长合力酿成。中国书业的这一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已一去不复返了。这几年除图书品种持续增长外，图书总印数徘徊不增或微增，单品平均印数下降。或是图书品种增长并未带来图书总印数增长，书业受众面并未扩大；或是图书品种增长大于图书总印数增长，图书总量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品种的增加。新世纪中国书业的这种状况只是在2008年才有所转变。

二是图书总印数增长大于图书总印张增长。图书出版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总印数，它关涉的是出版业的受众面。总印数增长大于总印张增长表明出版业首先是着眼于扩大受众面，其次才是加大图书容量，这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尤为重要。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总印数代表了普及，那么总印张则可以说代表了提高，而提高应该是建立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一规律不但建国初期应当遵循，就是在当今仍应遵循。因为偌大的中国按人口平均，人均拥有图书量仍很微薄，要真正达到普及特别是全民普及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几经起落终前行 1978现新高

新中国出版的前30年，又可细分为3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49年至1958年。这一时期新中国书业从起步到初具规模，并在大跃进的1958年达到“文革”前17年的最高点。其标志一是年出书品种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45495种，比1949年增长4.69倍。而且这一年出书品种最高纪录还在新中国出版史上持续占据了26年，直到1985年才被打破。二是与年图书出版总品种一脉相承，年新版图书出版品种也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值——33170种，比1950年增长3.71倍。同样，这一年新版书出版品种最高纪录也雄踞了26年，直到1985年才被打破。三是年图书出版总印数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23.89亿册，比1949年增长21.76倍。这一年图书总印数最高纪录也保持了多年，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大量印行毛泽东著作后才被打破。而历经9年图书总印数就增长20余倍，这种高速增长在新中国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一时期我国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规定：至1957年图书出版总印数应达到121165万册，比1952年增长54.2%。在出版业的努力下，这一指标在1956年就已超额47.27%提前一年实现。而到1958年，中国图书出版四要素同时晋级，分别进入各自新的档级，这并非巧合，而是中国书业趋向协调发展、整体提升的体现。

这一时期中国图书出版的主体——出版社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据1950年统计，当年全国有出版社211家，其中私营出版社184家，国营出版社25家，公私合营出版社2家。仅相隔两年，全国出版社数量就翻了一番——1952年达426家，其中私营出版社356家。这也是此后直至1988年，30多年间全国出版社数量的最高值。1953年开始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出版社开始减少，有的实行了公私合营，出版社总体数量下降。1953年全国出版社数量为352家，其中私营出版社290家；1954年全国有出版社167家，其中私营出版社97家；1955年全国有出版社96家，其中私营出版社19家。至1956年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当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101家，其中国营出版社82家，公私合营出版社19家。

第二时期为1959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的前期1959～1961年，是我国陷入严重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的3年，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出版生产力也随之降低。首先，1959年图书出版总品种比1958年下降7.89%；新版品种由于成本高，同比下降的幅度更大，为13.43%；图书总印数同比下降幅度大于前两者，为12.45%。接着，1960年总品种、新版品种、总印数三要素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继续下降，降幅分别为26.51%、32.28%和13.92%，均大于上一年度。除这三要素外，图书总印张也开始下降，当年同比下降10.61%，出版生产力整体收缩。而到了1961年困难继续加剧，由于纸张供应不足、电力短缺等原因，文化部不得不做出压缩书报刊用纸，减少出版的决定。当时还规定，一种书印1万册以上的，中央级出版社须经主管领导机关批准，地方出版社须经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批准。一种书印10万册以上的，中央级出版社须经文化部批准，地方出版社须经各大局宣传部批准。由此1961年中国出版业出现了更大幅度的整体收缩：图书出版四要素分别下降约一个档级——图书出版总品种从3万档级骤降至1万档级，下降56.07%；新版图书品种从近2万档级下降至不足1万档级，下降57.75%；图书总印数下降43.57%；图书总印张从40亿档级骤降至20亿档级，下降39.95%。这种连续3年图书品种和图书总印数的持续下降，成为60年新中国出版史绝无仅有的一段历程。

渡过3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书业开始全面回升，1962年图书品种回升至16548种，同比增长22.32%；图书总印数回升至10.85亿册，同比增长6.8%；图书总印张回升至30.73亿印张，同比增长5.12%。

此后，1963年、1964年、1965年连续3年图书出版总品种、新版书品种、图书总印数、图书总印张分别递增，其中56.16亿的图书总印张达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高值——图书出版生产力达到最高水平。

第三时期为1966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的前期（1966～1976）“文革”全面爆发并持续，许多正常的出版工作停顿、萎缩，除政治读物外，其它图书出版骤减乃至停止。1966年“文革”爆发，刚刚恢复发展的出版业受到全面冲击，再遭重创。当年图书出版品种从上年的20143种，骤减至11055种，降幅达45.12%；新版图书从上年的12352种，骤减至6790种，降幅达45.03%。而同时随着大量出版印制毛泽东著作，当年34.96亿册的图书总印数和65.99亿的图书总印张却分别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值。其中各种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等达18.65亿册（张），占总印数的53.34%。1967年随着“文革”的全面推进，除毛泽东著作等政治读物外，其它图书出版已寥寥无几；在上年出书品种已骤减的基础上，以更大幅度继续骤减，全年出书仅2925种，降幅高达73.54%，这一年出书品种甚至低于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为新中国60年出版史上的最低点。由于大学陷于瘫痪，中小学正常教学不再，当年出版课本仅36种，同样为新中国出版史上的最低值。此后几年图书出版持续走低，直到1971年历时4个半月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周恩来指示要恢复一些图书的出版后，1972年出书品种才回升到1949年的水平——年出书8829种。此后直至1976年，图书出版随政治运动的波澜有起有落。

“文革”10年浩劫后的1977年～1978年是这一时期的第二阶段。此期间，饱受“文革”灾难的出版业开始全面恢复，1977年的年图书出版总印张一举达到新中国成立28年来的最高水平——117.71亿印张。1978年，随着一批中外文学名著的重印出版，出版业的恢复性出版加速，而随着诸多领域的解禁，出版拓新开始起步，当年图书总印数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水平——37.74亿册。全国出版社经过“文革”后的恢复重建，1978年也自1958年以来首次达到了上百家——105家。

三要素全面增长 新冲击影响显见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紧随到来的1979年开启了新中国出版业的新篇章，中国出版业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1979～2008年的新中国出版后30年，可以每10年一个节点，分为3个阶段：

1979～1988年第一个10年间，年图书出版品种从17212种增加到65962种，翻了近两番；其中新版图书从14007种增加到46774种，也翻了近两番，但增幅低于总品种增幅；重版重印图书从3205种，增加到19188种，翻了两番多，重版书增幅大于新版书增幅；重印率从18.62%提高至29.09%。年图书总印数从40.72亿册（张）增加到62.25亿册（张），增长52.87%，图书总印张从172.5亿印张，增加到269.03亿印张，增长55.96%。10年间图书出版总体处于稳步增长状，年出版品种、新版图书品种连年递增，图书总印数于1983年和1988年各有1次小幅回落，1986年图书总印数和总印张同时出现约22%的回落。比较而言，这10年是新中国出版后30年发展中起伏最小的10年。

1989～1998年第二个10年间，年图书出版品种从74973种增加到130613种，增幅为74.21%。而此间1994年年出书品种首次达到10万种档级。新版图书从55475种增加至74719种，增幅为34.69%。图书重印率从26.01%提高至42.79%。年图书总印数从58.64亿册增至72.39亿册，增长23.45%，此间总印数升降不一，1997年曾达到10年间的最高点——73.05亿册。年图书总印张从243.62亿印张增至373.62亿张，增长53.36%。比较上一个10年，这10年图书出版发展的稳定性下降，其间1995年年出书品种减少，这是自1977年后首次出现年出书品种减少，也是新中国后30年出版业唯一的一次年出书品种下降。这是当年出版业实施阶段性转移，并开始实行书号总量控制的历史性成效。这一期间，图书总印数4年下降，6年上升；总印张两度出现下降。书业发展中的波动，与大众文化消费愈加丰富，图书的魅力大受冲击不无关系。

1999～2008年第3个10年间，年图书出版品种从141831种增至275668种，增长94.36%，历经10年品种几乎翻番。新版图书从83095种增至149988种，增长80.5%。重印率2008年达到自1965年以来的最高值45.59%。其间，2004年图书品种跨进20万档级，从10万档级到20万档级，中国书业正好走过10年历程。10年间，图书总印数从新中国60年间的最高值——1999年的73.16亿册，经五起五落，至2008年为69.36亿册（张）。图书总印张从391.35亿印张增至560.73亿印张，增长43.28%。这10年间创下了新中国出版60年的几项之最：年图书出版品种最多：275668种；年新版图书最多：149988种；年图书总印数最多：73.16亿册；年图书总印张最多：560.73亿印张。除图书总印数外，其它几项均为2008年创下，显示了中国书业随时代发展的大势。图书总印数最高值为10年前创下，此后几经起落，仍未再进入70亿档级，书业遭遇的网络冲击、新媒冲击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后30年出书总量为前30年3倍

新中国图书出版的前后两个30年书写了新中国书业的两大史册，记录了新中国出版生产力发展迈过的两段阶梯。

前30年，中国累计出版图书488569种，其中新版图书321178种，图书重印率为34.26%。图书总印数累计达583.54亿册（张），图书总印张累计达1547.05亿印张。平均每种图书印数11.94万册，平均每册图书2.65个印张。

后30年，中国累计出版图书3387802种，其中新版图书2056854种，图书重印率为39.29%。图书总印数累计达1864.26亿册（张），图书总印张累计达9961.05亿印张。平均每种图书印数5.5万册，平均每册图书5.34个印张。

上述两组数据，反映了新中国60年出版生产力的变化。对比前、后两个30年，后30年图书出版品种比前30年图书出版品种增长6.93倍，其中新版图书增长6.4倍。社会日趋进步，文化渐趋发展，民众文化水准逐渐提高，必将带来图书选题的不断丰富和图书品种的不断增加。后30年图书品种数倍于前30年，乃事成必然。只是前30年当中遭受了“文革”10年劫难，出版业一度严重萎缩、停滞，整整10年出版业处于非正常状态，否则前30年和后30年图书出版品种的差距会缩小许多。而图书总品种增幅大于新版图书品种增幅，则表明历经时代的洗礼，中国出版业日趋成熟，图书生命力加强，重版重印比例加大。后30年重印率比前30年重印率高5.03个百分点就是佐证。后30年的图书总印数是前30年图书总印数的3.19倍，表明出版生产力的明显提升。后30年图书总印张是前30年图书总印张的6.44倍，总印张之比大于总印数之比，则表明前30年和后30年成书规模的差别。而前30年平均每册图书印张和后30年平均每册图书印张的差别表明：后30年平均1册书的规模相当于前30年的两册书。大书、厚书在后30年已成不小的趋势。

不过后30年的出书品种是前30年出书品种的6.93倍，而总印数是前30年总印数的3.19倍，这一不小的差距说明后30年的单品印数明显下降：前30年图书单品平均印数11.94万册，后30年图书单品平均印数5.5万册，前30年为后30年的2倍多。

前30年图书出版和后30年图书出版，在单品印数和单册印张上互为同等倍数，显示了两个不阶段图书出版的不同特征：前30年图书品种相对匮乏，出版业着力提高单品印数，扩大受众面。后30年图书品种丰足，出版业着力丰富图书内容，加大图书容量，以特色扩大影响。

60年累计售书2477.6亿册，6672.8亿元

新中国60年的图书销售数据，反映了中国书业的市场规模，折射了中国书业的市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全国销售图书仅2亿册，4500万元；而至2008年，全国销售图书达67.09亿册，539.65亿元，销售数量增长32.55倍，销售金额增长1198.22倍。60年全国共销售图书2477.62亿册，6672.78亿元。（见表2）

在图书销售的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中，销售数量不含价格因素，反映了社会对书业的实际需求，而且销售金额和销售数量之间是一种依存关系，销售金额因销售数量的变化而变化。从总体看，新中国60年图书销售与图书出版总印数的轨迹基本相仿，同样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

在前30年阶段，图书销售总计为59.56亿册，116.36亿元；平均每年销售20.54亿册，4.01亿元。解放初的1951年，图书销售数量为5.41亿册，同比增长逾翻番。这种大幅增长在新中国60年的图书销售中尚是唯一的一次。此后15年，图书销售数量在1953、1957、1959、1961、1962年共有5年呈下降状，其余各年销售数量均同比上升。此间销售走势呈马鞍型：虽小有起伏但总体攀升，至1958年曾达到一个峰值——首次年销售数量达20亿档级。这年的销售峰值和同时出现的出版峰值，与当年大跃进的大氛围不无关系。此后，销售先降后升，至1966年达到一个新的峰值——年销售数量首超30亿档级。这和当年同时出现的图书总印数峰值一脉相承：“文革”爆发，毛泽东著作大量出版、发行。从年销售逾20亿册到年销售逾30亿册，历经8年；而此后从30亿档级跨至40亿档级，却历经14年，跨越两大阶段，至1980年才实现，其间曾经历了8年销售数量下降。前30年阶段，图书销售数量有13年处于下降状，在如此频繁的回落中，销售数量从2亿册，增至30余亿册，增长逾15倍，实属不易。

与销售数量相比，同一时期的图书销售金额起伏稍少，有8次回落，增长也较慢，从1952年的上亿元，到前30年末销售金额尚在9亿多元，仍未跨入10亿档级。此期间，图书平均销售单价为1.95亿元。

后30年阶段，图书销售总计为1882.02亿册，6556.41亿元，平均每年销售62.73亿册，218.55亿元。这一阶段前期——20世纪80年代销售数量增长很快，1980年即跨进40亿档级，此后仅两年间，又在1982年跨进50亿档级；仅又过3年1985年就跨进60亿档级。这种购书量的快速增长，显示改革开放初，广大民众如饥似渴，读书、求学、增长知识蔚然成风。这种仅历经6年图书销售量就从30亿档级跃升至60亿档级的状况，是中国书业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给中国书业带来的空前盛景。这种图书销售数量的连续7年递增，使中国书业进入黄金期。这一黄金期在新中国书业史上是空前的，此前从未出现过，即使是建国初期至大跃进时代也未曾有过；同时，也可以说是绝后的，因为从那以后中国书业的这种佳期再未出现过，当今在数字出版、各种新媒的夹击下，中国书业更不可能再重温这种“幸福时光”。

此后，1986年情况逆转，销售数量下降且跌出60亿档级。而后两年，虽然销售数量回升，但至1989年销售数量再度下降，但总算维持在60亿档级。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有两年销售数量下降，但总体处于上升态势，并跨入70亿档级，创下77.04亿册的新中国年销售数量最高值。

20世纪90年代来，互联网在中国迅猛发展，传统书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1999年起连续3年销售数量下降，而且跌出70亿档级。2002年销售数量仅仅回升一年，次年起又是连续3年下降，这无疑系数字出版、新媒雪上加霜的冲击使然。2006年，2008年虽然销售数量回升，但始终未再恢复至70亿档级。

后30年的销售金额可谓一帆风顺——30年间连年递增，无一例外。细分可见，前20年，年销售金额递增幅度大，除个别年份外，其余各年递增均达两位数。其中1996年递增43.07%，1979、1985、1995年递增幅均逾30%，1980、1988、1989、1993年递增幅均逾20%。后10年递增幅度降低，均在9%以下，这一方面系销售数量下降所牵引，一方面也系书业适当控制书价所致。

文化消费多寡 双向制约书业

对比前后两个30年的新中国书业销售，可见计划经济下的前30年和市场经济下的后30年中国书业销售呈现不同的特征：

一是前30年书业销售数量的下降多属政治运动、经济困难所致，也可归结为社会文化消费极度萎缩，民众无力购买、无书可买。而后30年书业销售数量的下降多系其他文化消费、新兴出版传媒冲击所致，也可归结为社会文化消费极度膨胀，民众无暇读书、兴趣转移所致。简而言之，前30年的书业销售下降，源于文化消费过少；后30年的书业销售下降，源于文化消费过多。

二是前30年书业销售数量的下降，多导致书业销售金额的同时下降，销售数量与销售金额二者间的依存度高。而后30年书业销售数量的下降，并未导致书业销售金额的下降（销售数量下降达11年，销售金额却一路上升，持续增长）。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书业学会较多地运用价格杠杆，较前日趋成熟。但另一方面应该引起思考的是：中国书业的发展对价格的依赖度加大，这是不可讳言的。

三是前、后30年书业销售数量下降，与图书总印数下降相伴的频次不同。前30年销售数量下降的年份多于图书总印数下降的年份，其中有9年二者同时下降，二者同向并轨运行24年。后30年书业销售数量下降的年份少于图书总印数下降的年份，其中有7年二者同时下降，二者同向并轨运行21年。就中国书业生产和销售的匹配度而言，前30年高于后30年。但反之又说明，后30年中国书业的市场化程度加深，书业市场走势和生产态势的差异加大。

60年累计出刊794亿册，品种增长36倍

期刊出版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一翼，作为中媒，它兼具长媒——图书的深博、传承和短媒——报纸的迅捷、时效之特征与功能，受众更为宽泛。新中国60年，期刊出版品种从1949年257种，发展至2008年的9549种，增长36.16倍；出版总印数从1949年的2049万册，发展至2008年的31.05亿册，增长150.54倍；出版总印张从1950年的78790千印张，发展至2008年的157.98亿印张，增长199.51倍。新中国60年，全国期刊总印数累计达794.02亿册，总印张达2631.98亿印张。（见表3）

新中国期刊出版60年，虽然也多有起伏，但比起图书出版来其历程“落差”较小，“震波”较缓。60年跨度同样可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30年两个阶段：

前30年的中国期刊出版先后出现两个峰值。第一个峰值为1958～1959年间：1958年首先出现总印数峰值，总印数跃上5亿档级，为5.29亿册。从1949年的2000万档级到1958年的5亿档级，历经9年。紧接着次年，出现品种峰值和总印张峰值，品种达851种，总印张达12.05亿印张。期刊出版在这一时段达到峰值，与大跃进的大氛围不无关系。而在1959年图书出版已开始下降之际，期刊出版还在当年达到峰值，两者的这一时间差，原因在于期刊出版的年度周期和以订阅为主的供应方式，使得大跃进的“余热”无法立刻散去。1960年起，随着经济困难的蔓延和纸张紧缺的加剧，压缩期刊出版已成定局。先是1960年期刊品种骤减近半，总印数、总印张分别以两位数下降。继之，1961年期刊出版总印数、总印张均以逾50%的幅度骤减。1963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期刊出版开始回升。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前线》杂志首当其冲，随之大批期刊被诬为“黑刊”而停刊，至1969年全国仅存期刊20种，跌至新中国60年期刊品种谷底。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出版工作开始恢复，期刊出版出现转机，当年期刊品种、总印数、总印张均明显回升，总印张更是达到“文革”后的高点。此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期刊总印数、总印张已回升至新中国成立后最高值。至1978年，期刊品种、总印数、总印张全面增长，升至前30年第二个峰值：品种逾900档级，总印数逾7亿档级，总印张逾20亿档级。前30年首尾相比，品种增长2.62倍，总印数增长37.65倍，总印张增长27.86倍。

后30年，期刊出版开端喜人——1979年期刊出版三要素全面跃升，品种首次逾千档级，总印数首次逾10亿档级，总印张首次逾30亿档级。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期刊出版的新开端，此后期刊出版一路飙升。第二年品种即跨入2000档级；之后从2000档级跨至3000档级，仅两年之隔；从3000档级跨至5000档级，仅四年之隔。直至1989年，期刊品种连年递增。1990年期刊品种出现自1969年后20年间的首次下降，但很快次年期刊品种就又回升，并在3年间上升至7000档级。继之在世纪末的1999年升至8000档级，在新世纪的2002年升至9000档级。期刊出版品种从5000至7000，历经7年；从7000到9000，历经9年。2005年继上次品种下降15年后，期刊品种再次下降，下降后的9468种，持续了3年，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期刊出版史上尚属首次。这系新闻出版总署严控期刊品种所致。

后30年中，期刊总印数虽然总体走高，但也多有波折。前期，发展平稳：1979年的期刊总印数为11.84亿册，1984年总印数达到21.82亿册，从10亿档级到20亿档级的跨越仅历时5年。此后自1986年起，期刊总印数几经起落，多次下滑，延缓了发展进程。30年间，年期刊总印数下降达12次，平均几乎隔年一次。而这12年的总印数下降，只有1990年和2005年是和期刊品种下降相伴发生的。其余10年均是发生在期刊品种增长之年。这10年，一边是期刊品种增长，一边是期刊总印数下降，这种逆向走势是出版业最不愿看到、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这一状况还导致期刊出版的重要参数：平均期印数和平均每种期印数分别下降，且降幅大于总印数下降幅度。

30年间的12次年期刊总印数下降倒也均衡分布：20世纪80年代4次，20世纪90年代4次，新世纪4次。不过新世纪仅过去8年就发生了4次，其频率快于上世纪。只是自2006年起期刊总印数连续3年回升，并于2007年跨进30亿档级，才使期刊业在接近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扭转了颓势。但这一从20亿档级向30亿档级的跨越却历时23年，和之前从10亿档级向20亿档级跨越历时5年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网络、新媒对传统期刊业的冲击是重要致因。

后30年的期刊总印张比之期刊总印数，其发展进程比较顺利。从1979年跨入30亿档级到1981年跨入40亿档级，1983、1984、1985年分别跨入50亿、60亿、70亿档级，每年以10亿左右的跨度增长。1986年起期刊总印张先后出现5次回落，其中20世纪80年代3次，20世纪90年代2次，特别是1988、1989、1990年曾连续3年总印张下降。这是新中国后30年中期刊总印张发展曲折的一段。但自1994年最后一次总印张下滑后，期刊总印张的路可谓一马平川，连续14年递增。其间从90亿档级向100亿档级的跨越，从110亿档级向120亿档级的跨越。从130亿档级向150亿档级的跨越，都是仅历时一年。期刊总印张的增长大势，既有总印数增长所致的原因，更为期刊内容愈加丰富、厚刊流行使然。

期刊：前30年单品量大，后30年单册厚重

对比新中国期刊业的前、后两个30年可见：前30年起点低，虽其间因经济严重困难和“文革”两度遭遇重创，但总体发展速度不低。30年间，其总印数增长37.65倍，总印张增长27.86倍，远远大于后30年间总印数增长1.62倍，总印张增长4.24倍的增幅。而前30年期刊品种增长2.62倍，低于后30年期刊品种增长5.5倍的增幅。

前30年，期刊总印数累计达86.51亿册，期刊总印张累计达233.4亿印张；平均每种期刊年总印数69.46万册，平均每册期刊2.7个印张。后30年期刊总印数累计达707.52亿册，期刊总印张累计达2398.58亿印张；平均每种期刊年总印数35.4万册，平均每册期刊3.39个印张。前30年，由于期刊品种较少，期刊供应的品种集中度相对较高，平均每种期刊的年总印数约为后30年平均每种期刊年总印数的1.96倍。而后30年，由于期刊扩容渐成趋势，期刊总体容量加大，印张增多，平均每册期刊印张约为前30年平均每册期刊印张的1.26倍。由此，似可归纳出新中国期刊出版前30年和后30年各自的一个特征，即：前30年期刊出版单品量大；后30年期刊出版单册“厚重”。

出版物人均拥有：从5人1书到1人5书

出版物人均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出版发达水平和出版受众度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出版业对全民的贡献度，是出版业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程度的量化体现。

新中国60年出版物人均拥有量，是新中国出版业60年社会作用力的一个缩影。在全国人口未有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出版物人均拥有量的变化与整个出版业的走势密切关联，是出版大势的一个准确备忘。（见表4）

新中国元年1949年，全国人均拥有图书仅0.19册，人均拥有期刊仅0.04册；平均5个人分得一本书，平均25个人分得一本杂志，的确少得可怜。建国初，民众对图书的需求甚于对期刊的需求，特别是图书中还包括课本，是学知识、学文化必不可少的，因而隔年1951年人均拥有图书就升至1册以上；同年人均拥有期刊0.35册。继之，1956年人均拥有图书升至2册以上；人均拥有期刊升至0.56册。在大跃进的1958年，人均拥有图书再升至3册以上；人均拥有期刊也升至新中国成立后最高值0.8册。3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均拥有图书、期刊均告下降。1964年，人均拥有图书开始回升，至“文革”爆发的1966年由于毛泽东著作的大量出版更是升至新中国成立后之最高值4.69册。期刊由于是“文革”中的重灾区，人均拥有量一直处于低值。

“文革”结束后，期刊开始复苏，“老刊”复刊，新刊涌现，至1979年全国人均拥有期刊升至新高——突破1册，达1.21册，虽然数量不大，但却经历了20年的艰难曲折。同样，人均拥有图书量也逐渐攀高，1981年达到新高5.57册。

改革开放以来，1985年人均拥有图书量曾达到6.3册。只是其后由于音像、网络、新媒等多重冲击，图书总印数一直徘徊而未有大的增长，但全国人口却持续增长，本不多有的图书总印数增长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因而20多年间，人均拥有图书量始终在四五册间徘徊，再未回升至6册档级。1985年的6.3册，由此成为新中国60年全国人均拥有图书的最高值。

全国人均拥有期刊自1979年升至1册档级后，持续上升，至1984年跨进2册档级后，次年升至2.42册。此后，几乎和图书出版同样的原因，人均拥有期刊量始终在2册左右徘徊，再未突破2.42册。1985年的2.42册也由此成为新中国60年全国人均拥有期刊的最高值。

同在1985年产生的图书6.3册，期刊2.42册，作为新中国60年全国人均拥有书、刊数量之最，定格在新中国出版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