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马莹

60一甲子，沧桑看巨变。60年，共和国意气风发，繁荣锐显；60年，中国出版业足音铿锵，风生水起。伴随新中国60年成长的脚步和改革开放30年奏响的乐章，一个出版大国已在东方崛起。回首60年，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出版业对振兴文化、凝聚民心的巨大推力，也能切身体会到其与时代同行、与读者同心的和谐脉动。

60年大浪淘沙。中国出版业告别“书荒”，走进“书海”；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告别封闭自守，走向开放合作；告别单一载体传播，走向多业态经营。

60年乘风破浪。中国出版业已经发展成一支门类齐全、实力显著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军，不但为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插上腾飞的翅膀，更为国民经济建设的增长添砖加瓦。2008年，整个新闻出版业的产值达到8000亿元，占GDP的3.02%。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版业面对金融危机，交出了一份逆势而上的答卷：图书销售增长20%以上，新媒体出版增长40%以上，投资增长36%。

60年披荆斩棘。中国出版正在经历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嬗变——出版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产业集群优势正在形成，大型出版“航母”开始组建，民营力量迅速崛起，新兴出版业态不断涌现，“走出去”加速推进，产业链稳步扩张，资本运作与主业挺拔叠加迸发……可以看到，出版业对经济、文化、社会的渗透和辐射效应日益凸显。

2009年，站在与国家命运共振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出版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竞争、大整合、大创新的时代。60年的激荡寰宇或许无法用文字全面记录，本文谨选取体制变迁、产业布局、出版文化、产业变革、共振国际5个维度，撷取出版业60年风雨淘练的结晶。

体制变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前所未有的丰富，新闻出版业前所未有的创新，出版业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纪元，这与60年来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变革密不可分。如果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国出版业是一幅即将展开的画卷，60年来出版管理的探索与革新则是承载这气派磅礴画面的卷轴。

产业复苏与机制激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行政管理机构经历了几次变迁：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作为政府主管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机构；1952年2月，新闻总署撤销，原新闻总署各部门的工作陆续归并到其他单位；1954年11月16日，出版总署所管理的出版行政业务划归文化部；1954年12月1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设立，于1969年9月被国务院出版口取代；1973年9月26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文革”结束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出版工作得到复苏和繁荣；1982年5月5日，原文化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5个单位合并，组成新的文化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为文化部出版局；1985年7月25日，文化部设立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出版局改称国家出版局，与国家版权局为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仍由文化部领导；1985年10月，文化部所属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1月13日，新闻出版署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版权局保留；2001年4月7日，新闻出版署升格为正部级单位，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目前，全国各省区市均建立了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基本形成一个国家、省（区、市）、地市、县区的4级新闻出版管理体系。

从新闻总署到新闻出版署，再到新闻出版总署，我国出版管理制度的变革并不仅仅是行政级别、机构名称、管理职能的变化，更是在出版管理的改革与创新中，明确新闻出版宏观调控、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定位；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法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新闻出版、版权法律体系，积极推进版权法规、执法、服务、行政、国际合作体系建设；不断净化出版物市场，建立出版物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等。出版管理行政机关正在实现由权力型、审批型政府向责任型、法治型、服务型政府转变。

可以说，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在激活中国书业的传统体制，推进中国书业的整体改革，繁荣国内图书市场，推动国民阅读方面一直扮演了重要角色——出版产业概念由模糊到清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事业单位走向了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化管理；国民文化阅读浪潮不断走高，出版物市场得到空前繁荣。

产业布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行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生产能力节节突破，出版结构不断优化，出版市场持续扩容，产业布局重构更新，写就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新篇章。与此同时，出版区域经济初见雏形、出版发行体系日趋完善、民营书业生机盎然等特征充分显现。

出版力量与产业结构

在出版结构方面，1950年，全国国营出版社只有25家，公私合营出版社有2家。中央级人民出版社和地方人民出版社从新华书店出版业务划分出来而成立，与此同时，承担作为专门出版教材和其他教育书刊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一批中央级专业出版社也随之成立。到1957年底，全国出版社达到103家，1965年，全国共有出版社87家。1977年以后，“文革”期间被迫解散或合并的出版社逐渐恢复。2009年，出版社数量则达到了579家，形成了社科、科技、古籍、少儿、大学等各类型出版力量，构成均衡的产业格局。同时，我国的音像、电子出版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共有音像制品出版单位378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40家。

在市场规模方面，出版业经历了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变化，大批优秀精品图书不断涌现，满足了人们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需求。2008年，全国出版图书27.57万种，与1949年相比，种数增长33.5倍；全国出版期刊9549种，与1949年相比，种数增长37倍；全国出版报纸1943种，与1949年相比，种数增长6倍。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人民出版事业的刚刚起步，整体国民教育的落后，图书出版基本上处于微量状态。“文革”期间，文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万马齐喑，一片凋零。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发展驶入新航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高潮：2008年全国图书总印数69.36亿册，定价总金额791.43亿元，科技、社科、教育等各个门类出版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数字出版保持每年50%～80%的高速增长，2009年总产值有望超过750亿元；2008年，中国出版电子图书50万种，发行总量超过3000万册，收入达到3亿元；整个新闻出版行业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100万人，形成了布局合理、层次完整的人才网络。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的产业布局呈现几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出版区域经济初见雏形。随着产业的逐步发展，各省出版新势力崛起，出版区域间的合作走向纵深，开始独立搭建合作平台，以省（直辖市）为主的出版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北京、上海成为全国性的出版中心，聚合了全国相当大比例的出版资源。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区域经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以广东为中心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以及以两湖为中心的中部区域经济逐步显现。

第二，出版发行体系日趋完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设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出版物发行体系，初步建立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图书发行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联”，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出版物市场体系等几个阶段，我国出版物流通领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巨变，出版物发行网络遍及城乡，连锁经营发展迅速，大型出版物物流中心形成辐射力量，逐步完成新的市场格局、新的秩序和新的利益平衡的构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分销大市场。

第三，民营书业发展成为新兴出版生产力。发端于1982年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之际的民营书业，经历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提高阶段。经营项目由单纯的零售发展为二级乃至一级批发，经营内容由单纯的图书发行发展到介入图书的选题策划，并向出版社的核心业务领域渗透，成为我国图书市场的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民营书业一系列品牌机构出现，大量品牌产品涌现，不但促进分销领域变革的加速，还激活了中国书业的传统体制，推进了中国书业的整体改革。除此之外，民营书业也勇于在电子商务、俱乐部、产业服务等开放领域试水，增进了产业活力，扩大了产业边界。

出版文化

新中国成立60年，出版业既是亲历者，又是记录者。出版业作为内容产业，把文化内容直接转化为具有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产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60年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科学的空前繁荣和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

阅读记录者与时代风向标

回望60年记录中国历史进程的图书，既可以找到属于时代的阅读热点，也可以找到属于个人的阅读记忆。从一本红宝书走天下到对名著的求而不得，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武侠、言情到风靡20世纪90年代的科幻、侦探小说，再到21世纪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和卡通漫画……可以说，共和国沧桑60年里一个个阅读热点，成为不同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写照，留下了社会变迁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是“红色经典”的阅读时代。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激昂和质朴的表现方法，刻画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与此同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文革”期间，除了“红宝书”、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以及极少数文学作品外，在书店里几乎看不到其他书籍。文化沙漠中，人们对阅读的渴求则越发迫切，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1980年代，金庸和琼瑶大行其道，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迹；严肃文学涌现出一批厚重大气的作品；纯文学领域衍生出了朦胧诗、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诸多“文学流派”。1990年代，人们回归到一种理性状态，大众阅读由深度阅读转向实用和功利性阅读，图书出版内容也随之变化，股票类、财经类、生活类、健康书等成为这一时代背景下市场化运作的产物。21世纪“泛阅读”的大势之下，传统阅读受到互联网的强烈冲击，阅读市场呈现出青春文学畅销、网络原创文学异军突起等特征。《第一次亲密接触》、《明朝那些事儿》、《鬼吹灯》等正是受到新媒体形式颠覆式影响的代表作品。阅读取向更加多元的“泛阅读”时代已经来临。不难发现，60年来不断变化的文化轨迹、社会价值观，都可以通过图书折射出来。图书实质上是时代的风向标，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也在与时代进行对话。

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潮涌动的信息时代到来，阅读业已超出单纯书籍阅读的范畴，其所蕴聚的文化需求、价值需求、知识需求、信息需求功能日益放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更为突出。倡导全民阅读活动成为上至政府，下至各地书店、图书馆、学校积极推崇的“时尚”。今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做客人民网时，提倡全民读书，设立全国读书节；各种形式的阅读月活动、捐赠助读、读书讲座在全国遍地开花，惠及亿万农民阅读的农家书屋已建成9.3万家，将在2010年建设20万家覆盖全国的行政村。

产业变革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改革与发展同步行进。伴随出版“产业”概念的提出，改革正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引擎和动力。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出版业的产业化特征愈发明显，中国出版改革进入培育市场主体、战略投资者的阶段，一些新概念、新名词也成为出版业改革发展脉络上不可或缺的节点。

改革创新与战略投资

体制改革和组建集团对出版业产业变革影响深远。1999年2月24日，我国第一家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序幕由此拉开。此后，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等纷纷亮相。此外，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批准的一些出版集团也不断组建，集团化建设一时成为我国出版界的热点。在图书发行领域，1999年4月全国首家以资产为纽带的图书发行集团——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在南京成立。随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等多家发行集团陆续成立。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出版发行集团近50家。与之相应，产业园区、多元化、连锁经营、新业态成为集团化背景下出版业的新动作。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在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有21家。面对繁重而艰巨的改革任务，改革从体制创新入手，总体设计、分类指导，17家试点单位转企改制，4家实现企事分开，全面完成了出版、发行和报业改革试点任务，为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经验。2005年，总署进一步明确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出台政策，就转企改制、企事分开、职能转变等改革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攻坚，30个省级新华书店系统完成了转企改制。根据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大学社、地方社要在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部委社在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深化改革使新闻出版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大批富有活力的新型市场主体成长壮大，上市融资，资本运作、兼并重组、跨区域联合等市场化运作手段越来越多地在出版业上演。或许在未来几年，图书出版发行业就将迎来一个重新洗牌的时期，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逐渐形成，出版单位在担负文化使命的同时，也要不断利用资本手段增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共振国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出版为世界优秀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引进西方作品，让中国更了解世界，到推动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出版站在国际舞台的身影更加自信，也折射了世界出版格局下的中国出版业思想更加解放、观念逐步更新的脉络。

文化交融与未来使命

奏响出版交流序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文图书出口国家主要为苏联、东欧及亚洲国家。当时除了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著作，引进的大多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参加的也多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出版会议和书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调整出版物对外交流的政策，放宽对出版物出口限制，扩大出版物进口数量，国际间贸易与交流日益扩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一大批旨在引导读者“打开眼界，走向世界”的思想启蒙和科学文化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引进来”的序曲开始奏响。

窗口打开后，“西风”徐徐吹入，我国与苏联、东欧各国的出版交流关系得到恢复，与东南亚国家的出版交流开始建立，与欧美国家的出版交流则更加紧密。如今，我国与近100个国家建立了图书贸易关系，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均结为“版贸好友”。

中国文化快步融入世界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如今，每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美国书展、莫斯科书展、东京书展、华沙书展……处处可见中国出版人以及中国图书的身影。与大步“走出去”赴海外参展相对应，把国际友人“请进来”沟通交流的国内展会也硕果累累，今年9月闭幕的2009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12656项中外版权贸易意向与协议再创新高，外国出版物也越来越多地装点上中国元素。近年来，王蒙、铁凝、冯骥才等作家的多部作品陆续被译成10余个文种，享誉海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企鹅出版集团推出的英文版《狼图腾》，已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于丹〈论语〉心得》至今已签订国际版权30种，涉及21个语种、29个版本。

除了出版物实物出口，中国出版业融入世界的脚步逐步加快，“走出去”的途径走向多元化。2008年5月，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美国百胜书店合作的博库书城网络书店落地美国；2009年5月，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资创立的美国佩斯大学孔子学院在纽约揭牌；2008年9月，我国首次在越南、柬埔寨举办中国图书展销会暨版权贸易洽谈会，并将向东南亚辐射；2009年6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继在悉尼、温哥华、巴黎成立3家出版公司后，在韩国首尔成立了海外第4家合资出版公司——木兰出版社……

我国读者多、市场大，国外出版集团非常看好我国市场。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出版大国而不是一个出版强国，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谈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时提到我国出版业置身国际舞台暴露出的一些弱点，如与剑桥、牛津这样有近500年历史的出版巨头相比，我国出版社的市场主体不明确，品牌不响，进入国际市场的经验不足。我们的未来依然任重道远。

60年风雨兼程，中国出版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们既是60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的立身之本，也是未来屹立于世界出版之林的竞争法宝：

坚守先进文化。新闻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与传播格局。

推进依法行政。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既承担着宏观调控、改革发展的职责，也肩负着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的职能，要不断改革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执著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本质。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传播手段创新是出版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的源头。

恪尽服务读者。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新闻出版业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出版业应满足读者多方面、全方位、深层次、高要求的阅读需求，激发更大的文化创造力。

拓宽市场运作。随着出版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富有活力的大批新型市场主体成长壮大，出版业市场化进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发展加速推进。要进一步扩大新闻出版领域投融资渠道，加大联合重组、整合资源的力度，增强新闻出版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立足效能增长。由粗放型、数量型、扩张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质量型、科技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出版业长期的发展方向。要利用传媒领域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构建新的发展平台，以规模、实力、质量、效益决胜市场，提升竞争力，形成新的增长点。

持续科技兴业。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兴产业正在成为新闻出版业的新生力量，应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传输快捷的新兴新闻出版传播体系。

坚持扩大开放。通过不断增强对内对外开放的力度，对内形成大集团、大制作、大流通、大市场；对外充分运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真正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出版未有穷期，发展永不止步。60年只是一个起点，书业明天的精彩还待壮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