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中小学教科书出炉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为了尽快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国民教育体系，党和政府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50 年，一批专家、学者齐聚北京，成立了专门编写、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1954 年，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指示下，这支教材编写的专家队伍进一步扩充到300 人左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写教科书的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作为人教社首任社长、总编辑主持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1950 年，人教社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开始启动中小学《语文》、《算术》及其他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51 年秋，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出版发行。由于时间紧迫，这套教材在部分民国教材、东北解放区教材和苏联教材的基础上修订和改编而成。1956 年，另一套完全由新中国自主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正式出版发行。这两套人教版教材都可以称作上世纪50 年代新中国第一代中小学教科书。

人教社原语文室主任刘国正当时是人教版《语文》教材的编辑之一。他记得当时为了编好《语文》教材，出版社从琉璃厂拉回两车书，并根据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选择文章。叶圣陶最常对编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捡到篮子里都是菜”，意思是说，编写语文教材不能拿到文章就用，要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很多名人大家的文章都在调整之列：当时，郭沫若的诗歌原名是《天上的市街》，编辑觉得“市街”不符合口语的表达习惯，比较拗口，于是就备了函给郭老，经其同意后才改名为《天上的街市》。这种例子在编写《语文》教材的过程中比比皆是，甚至连叶圣陶先生自己的文章《蚕儿和蚂蚁》在选用时名字也被改为《蚕和蚂蚁》。

曾在人教社工作过的语文教学专家蒋仲仁在《语文教学三十年》中回忆说，叶圣陶常常把编辑教材的同志们约来，一篇一篇地出声诵读，根据“文本于语”的原则，一边读一边改，改了再读再改，有的一读通过，有的二读、三读通过，有的通不过舍去另选，这种做法延用了很长时间，成为语文教材编辑工作的一个传统。

其实不光是《语文》教材，人教社当时在编写其他科目教材的时候也主张要简洁明了。人教社原地理室主任陈尔寿1954 年进入人教社，当时他负责主编第一套小学地理教材。说起当时编《地理》教材的情况，陈尔寿说，“叶圣陶先生强调，不管编哪一科教材，都等于编语文教材，文字一定要精练准确。句子要短，如果句子太长学生不好念。叶老还主张写话不要舞文弄墨，你怎么说话你就怎么写。”一直到1966 年“文革”爆发之前，人教社出版的约500 种中小学教科书中，绝大部分文句都经过了叶圣陶先生的审定。光阴荏苒60 载。到2004 年，人教社编写出版的中小学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开始投入试用，这已经是人教版第十套供全国选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与此同时，基于2000 年前后开始的新课程改革，全国中小学教材出版进入开放竞争时代。经过8 年时间的发展，先后已经有80 多家出版单位参与到中小学教材出版中。但无论如何，学习叶圣陶等老一辈人教人，以认真到苛刻的态度来对待教材出版，这应该是整个行业共同继承和遵循的道德遗产。（王东）

1970年代的读书生活

1970 年我去了东北林场，那时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集体生活。在一个要住24 人的大帐篷里，任何隐私都不会存在。深山老林里，我们除了《毛主席语录》和过期的《红旗》杂志，再有什么文字材料，就是信件了。每个星期，下山的人回来，是大家最企盼的时刻，“有没有我的信？”是100 多个人的同一句问话。然而，这些在路上走十天半月的信件，通常要在连部放一夜才能分发，忠于职守的连部领导需要选择性地拆开检查。一天，指导员突然把我们几个连部的人召到一起，严肃地对我们说有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是我们连的一个上海女生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严重，需要批判。我们都一头雾水，这个女生还算有才的啊，一手字蛮漂亮，“红旗飘飘战鼓响”之类的顺口溜也会编，干活也肯下死力气，只是不爱跟人说话罢了，怎么就一下子挂上了阶级斗争了呢？我们要求指导员说具体些。我们那个牛鲜花似的指导员，却支支吾吾起来。我们说，不告诉我们，怎么批判呀？相持一会儿，指导员突然就脸红了，甩出一封厚厚的信来，说：“你们自己看吧！”哇，一看真吓人，按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那可真是个肉麻！可是，谁也批判不了——不知道用什么词去批判。这事不了了之，但从此这个女生的信就总是被拆，被连部的人传看，而且有段时间不看还惦记着“她怎么没信啊？”其实，事情也很简单，这信是她的一个男同学写来的，可能就是有点爱慕她吧。每次的信，主要就是抄书，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文摘”，抄的都是外国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片段。不知是有人走漏了消息，还是上海那方有什么变化，后来那男生就不再来信了。1975 年底我回城了。在“待分配”的焦灼无奈的日子里，昔日的同学开始偷偷交换一些不知来自哪里的甚至无头无尾的书籍。在看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一批外国小说后，我才幡然醒悟，原来那信上的让人脸热心跳的片段，就抄自这些书籍。再后来，在闺密之间，我们开始传阅一些不知作者是谁的手抄本。记得当时看过的手抄本有出自民国时期旧小说的《塔里的女人》之类，有创作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等……1976 年所传的最热门的手抄件就是天安门的清明诗歌和后来被不断追查的《总理遗言》了。

1977 年恢复高考，最热门的书就是各科复习用书。而1978 年以后，老书新书不断出版，我们这代人的文化饥渴终于得到了满足。（骆丹）

草原上活跃着汽车书店

广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常年活跃着一支汽车流供小分队，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农牧民输送精神食粮，被农牧民亲切地称为“汽车书店”。从上世纪50 年代起，新华书店曾先后用马、骆驼、马车等到牧区流动供应图书，但毕竟效率太低。上世纪80 年代，盟新华书店配备了5 辆北京吉普，组建了车队，开始了全盟范围的机动车巡回流动供应。供应采取“边销售、边批发、边清退、边送课本”的全方位、多项目服务方针，为草原民众留下了动人回忆。内蒙古新华书店的老书店人刘海春回忆说，有一次，流动供应小分队到了白音部日德浩特德一条小河边，水流湍急，汽车不能通过，牧民们闻讯赶来，热情地搭起小木桥；有的牧民听说“汽车书店”到了临近的浩特（居民点），骑马赶去把流供车请到自己的浩特，天黑后就点灯在蒙古包里选购自己喜爱的书。一位牧民买到书后高兴地说：“马新特日格诺敏得勒古尔，赛那！”（汽车书店好啊！）流动车到了学校，总会受到热烈欢迎。孩子们每次都奔跑呼喊着，通红的小脸上写满快乐。边防哨所和油田也留下汽车书店的道道辙印。战士们上前嘘寒问暖，如见亲人，他们腾出会议室或较大的房子供卖书用，并热情地为书店同志安排食宿。（杨琛）

新华寻根修复遗址

1937 年4 月24 日，新华书店在延安清凉山诞生，其遗址一直为全国新华书店高度关注。1995 年6 月下旬，中国图书商报副总编陈斌在西安参加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一个专业会议后，到延安采访，其间在延安新华书店负责人的陪同下，到清凉山新华书店诞生地瞻仰，看到的只是一个荒凉破败的石洞。延安新华书店负责人表示了希望修复这一遗址的强烈愿望。陈斌回京后向新华书店总店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建议全国新华书店集资修复新华书店诞生地遗址，为总店领导认可。同年7 月中旬，借北方图书城开业之机，中国新华书店经营协调委员会在沈阳开会，会上总店发出全国新华书店集资修复新华书店诞生地遗址的倡议，为会议一致通过，同时决定集资建立一座新华书店延安希望小学。其后，全国新华书店纷纷集资捐款。这两项工程于1995 年11 月同时启动，并于1996 年10 月完成。1996 年10 月15 日，新华书店发祥地旧址揭碑仪式和新华书店延安希望小学落成典礼在延安隆重举行。新华书店发祥地旧址的修复满足了新华书店寻根的心愿，也成为献给新华书店成立60 周年的厚礼。此后，全国众多新华人来此瞻仰。（杨琛）

总店为抗美援朝组织“战地文化服务队”

新华书店总店在历史上曾经号召与组织全国书店职工参加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地文化服务队”。战地文化服务队前后分几批去朝鲜，总人数为59 人，在朝鲜工作共2 年零7 个月。服务队在炮火纷飞中把图书拉到各个阵地，他们的工作成为各级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被誉为马特洛索夫式英雄的黄继光牺牲时，其衣袋内还装有战地文化服务队赠送的连环画册《苏联卫国战争英雄马特洛索夫》。

高照杰同志是那个时候新华书店人的杰出代表。在朝鲜的阳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新华战士高照杰在牺牲前工作尽责，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中弹后，同志们用担架把他送往卫生部时，他还关心抬担架的同志：“你们换着抬啊，累了就休息休息。”途中敌机又来，在隐蔽时高照杰同志问：“我的那本《保尔的故事》给我带了吗？”同志们告诉他带来了，他又讲：“我要向保尔学习，但是我连他的万分之一都没学到”。在路上，他见团小组长在送他，就说：“你是我们团的小组长，我是一个青年团员，我忽略了防空，以致遭受了这样的严重打击，应该向你做深刻检讨啊。”高照杰同志在牺牲前几分钟，还不断喃喃地讲：“我完了，工作还没有完”。（杨琛）

性知识图书出版“欲拒还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彻彻底底“谈性色变”的年代。在这个年代，1956 年7 月，王文彬编写的《性的知识》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经历这本书出版的人现在几乎都已经退休了，人卫社的编审姚林琪查看以往资料时曾经看见过相关记录，于是又翻出“几乎用力一碰就碎”的泛黄纸片，回顾了这一段尘封的“关于性知识图书的曲折故事”。

从1956 年出版到1957 年1 版第3 次印刷，《性的知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发行量达到180 万册，3 年的总发行量达到了428 余万册。无论是文化、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还是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这本书被人们互相传阅，甚至还出现了手抄本。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读者来信辗转到了出版社。一方面，一部分读者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认为书中讲的是科学知识；还有部分读者反映买不到书要求出版社重印。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读者批判这本书，一个读者在信中说《性的知识》是“一本大肆贩卖资产阶级腐化堕落、宣扬淫荡生活、腐蚀青年的坏书”。类似批评性的读者意见也被反映到了卫生部、文化部。后来，有关部门给全国新华书店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将这本书就地销毁。于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性的知识》“消失”了，但同时也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1979 年，出版社又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他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再版。为此，人卫社编辑专门走访了几家医院，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再出版这样一本书，在请示卫生部之后将《性的知识》重新修订出版。（文冀）

捡字工操刀“传统工艺”

1966 年，我上大学期间在内蒙古的省报实习，第一次跟“捡字”打交道。因为捡字工是重体力劳动，又有铅污染，社领导不要求实习生干捡字活。但我耐不住好奇心，还是经常往捡字房跑，有时也给捡字师傅打打下手。那时捡字房是省报印刷厂的一部分，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靠墙竖着一排排木制的铅字架。一个报社要有多少铅字呢？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六七千个字，都必须浇出铅字，而且报纸常用的字体宋、黑、仿、楷、魏都要齐全。每种字体的每个字都要浇成从小五号到初号字的多种字号。在每种字体、字号中，每一个字大约都要准备出三四十个铅字，更常用的字就得有上百个字备用。这些字（都是反字）按照偏旁部首和笔画的顺序依次排列。捡字工收到编辑部下达的稿件，就端着长条木盒子，拿着镊子，穿行在各个字架中“捡字”。一篇文章捡完了，打成字条，送校对科校对。每校一次，字条再返回捡字工修改换字。三校之后，一块版中的各篇文章开始“汇总”，交由拼板师傅“拼板”。这时的“木盒子”变成报纸原样大小，拼版师傅打碎捡字工的“字条”，按照编辑部画好的“版样”进行整版拼列，用无字的铅条加字距、行距，装上制好的“图”型，用结实的线绳将版型紧紧地捆好，一块版就可以上机印刷了。

“图”型是怎么“制”出来的呢？先将手工绘图或照片通过灯光“照”在铜锌版上，然后浸入硫酸中腐蚀，大约经过十几个小时，无线条的部分被腐蚀掉，制成了阳版图型，打出钻孔，钉在木托上，和反浇的铅字一块再印出正面的图像。

如果报纸印的份数超过几万，一块版上的铅字经过反复印刷后会被磨平，就得打“纸型”了，即将一层又一层掺着铅粉的麻纸盖在铅版上和水拍打，一直加到四五毫米厚时，取下来烘干就成了“纸型”。等到用的时候，只要将铅水灌在纸型上凝固，就又成了“铅版”。1967 年1 月，我随省报代表团到上海文汇报参观，那里已经用上铅字的词组排列，这对于捡字工是个不小的革命。（方菲）

活页文选与时俱进

活页文选作为一种出版形式，在上世纪物资短缺的特定年代，由于低廉的定价、丰富而权威的内容，一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以“活页”命名的杂志虽然依然存在，但这种出版物形态在市场上却早已难觅芳踪。

《中华活页文选》是最知名的“活页”，其实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有“活页”这种出版形式了。1960 年，中华书局创办《中华活页文选》，精选中国古代文史哲著作名篇，请名家做注解，以散页的形式在新华书店销售。当时《中华活页文选》每月的期数、每期的页数乃至定价都很灵活，是真正的“活页”。在当时，能够花很少的钱买到经名家注解的古代名篇，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来说，不啻为一个福音，因此《中华活页文选》在推出后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在那个年代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有不少是读着《中华活页文选》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根基。

虽然因“文化大革命”而遭到停刊的命运，但读者一直都没有忘记活页文选。“文革”一结束，前身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将之前出版过的《中华活页文选》编辑为一套合订本出版，现在在旧书市场上能看到的“老活页”，在散页刊物之外，还有就是这种合订本。

现任《中华活页文选》杂志社社长的尹涛是2003 年毕业后就到杂志社的。在他看来，1998 年《中华活页文选》复刊，一是应读者的强烈需求，二是为了满足当时传统文化阅读和教育的需要。1998 年1 月1 日，刊载有周振甫先生注解《周易》部分章节的《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以及适应中学生的初中版和高中版正式与读者见面，无论学者还是经销商都对这份“梅开二度”的刊物非常看好，季羡林先生甚至称其为“及时雨”。期刊市场在当时刮起了一阵“活页风”，很多以活页命名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其实复刊后的《中华活页文选》已经是一份装订起来的刊物了，但是其中所刊载的内容和超低定价都还延续了老“活页”的传统。不过时过境迁，活页文选的大众读者和低价杂志的定位已不符合市场的实际情况，杂志社和经销商预期的热销局面并未出现。由于对这份定价1 元钱的刊物如何实现终端销售并无清晰的判断，从1998 年下半年开始，《中华活页文选》的发行迅速跌入谷底，甚至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

从1999 年下半年到2000 年，《中华活页文选》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学生版。2000 年9 月活页文选邀请教育界和出版界专家学者召开“新大纲、新教材与新《中华活页文选》”座谈会，学生版全面改版，定位为阅读类教辅期刊。2005 年年底，考虑到当时市场上古籍读物出版的繁荣，加上选题资源的枯竭和订数的下滑，杂志社停止了成人版《中华活页文选》的发行。

《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停刊的时候，很多读者都打电话到杂志社询问，对这个行为表示不解。在尹涛看来，在他们手里停掉了这样一份传统悠久的刊物，自己也觉得很不舍，但是这个版本的终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籍图书出版的繁荣，而新刊物在中小学教育领域所形成的口碑，其实证明“老活页”的精神还一直在传承。（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