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华书店机关团购服务中

闭架售书

修缮前的北京西四新华书店

年画:我们热爱和平

挂历(1994年)

建国初的街头小书摊
■商报记者 张红玫/整理
新华书店机关服务部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经销部交由新华书店。按发行政策规定,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党和政府统一规定学习的政治理论书籍均由新华书店发行。由于那个年代这类图书发行量巨大,各地新华书店专门成立了机关团体图书供应部等相应的发行机构。
上世纪50年代,一批新华书店还开创了“红色背篓”精神,机关服务部职工下乡,既是流动送书员又是文化工作队,说快板、放电影,开展收鸡蛋、土特产折款换书等服务。这些举措都为机关服务增添光彩。
改革开放之后,书业也进入市场经济运行,机关服务部的功能与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各地新华书店对这些著作、重要文献和政治理论书籍的发行业务依然存在,但主要由书店的团购部在做。机关服务部这一名称仅在个别新华书店还能看见,但其内涵已大大不同了。
毛选出版发行热
出版《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也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简称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选》。1951年春,由人民出版社承担的《毛选》出版工作全面展开。
经过1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在1951年10月12日迎来了《毛选》第一卷在全国同时发行的日子。第一卷打出的七副纸型只在北京、上海、长春三地印制,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于是不久又重排,把第一副纸型浇出的铅版镀铜,这样便可以打出更多的纸型,加大印数。重排本第一卷中毛泽东像改用正面像,把暂编在第二卷的《矛盾论》归到第一卷末,护封改为褐色。
随后,《毛选》第二、三、四卷分别于1952年、1953年、1960年出版,都是25开本。之后,出版32开的普及本。1963年3月,出版委员会指示,出版《毛选》线装大字本,每卷一函,专供高级干部学习;同时,用普及本版子出版32开合订一卷本。
到1965年末,全国累计印制《毛选》1000多万套。从1951年到1976年共印制属于第一版的各种版本的《毛选》(包括少数民族文版、盲文版、外文版)大约2.5亿套。《毛选》第五卷于1977年4月出版发行,书中有些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经中央批准,新闻出版总署于1982年4月10日通知停售。
《毛选》第一版在“文革”中大量印制,以致造成积压,到20世纪80年代,《毛选》在书店无人问津。但在1989年以后,大学生们在历经纷繁复杂的思潮影响后,开始寻找《毛选》阅读,呈现“寻找毛泽东热”,《毛选》又一度脱销。
1991年2月,中央决定出版《毛选》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同时出25开本和32开本,于当年7月1日在全国发行。到翌年6月,全国发行达1194万套。1998年出精装8开典藏本,印1000套。
从1951年出版《毛选》第一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仍常销不衰。作为中国革命宝贵经验结晶的《毛泽东选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挂历年画由盛而衰
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年画,居然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一年里就发行了245万;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本本挂历,成了人们逢年过节送人的最好礼物。
1950年的春节,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神州大地百废待兴。为反映这种变化,文化部在开国大典后不久就作出了开展新年画创作的重要指示。于是,一大批新年画应运而生。《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后来,其出版发行在百万份以上,并不断参加出国展览。
在1952年,几乎每家每户都贴着这张年画,画面上是两个小孩抱着和平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我们热爱和平》这张年画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第二年的时候,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约占当年该社年画发行量的五分之一。
除了年画,另一个伴随当时的人们欢喜过年的就是挂历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挂历的印刷与发行是书业中很重要的一个板块,挂历多为12页,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那个时期的挂历并不是挂在普通百姓家的墙上的,大多数是作为对外宣传的礼品赠送给国外友人,因此,挂历上的说明文字一些不是中文。
挂历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挂历的发行进入了鼎盛时期。那时候,仅北京的挂历印刷品种每年就近百种,印数超过千万册,相当于每人一本挂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日趋多元化,千篇一律的“美人头像”渐渐退出挂历的舞台,挂历的题材和样式前所未有的广泛。而在发行上却渐渐发展成所谓“挂历大战”,拼折扣、拼品种,造成挂历泛滥而出版利润下降,市场由热而冷,最终竟至挂历退出书业领域。
在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年画和挂历的时代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它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其中蕴含的销售规律更值得专业人士去研究。(链接:2008年11月18日A16版,《30年书业变迁——挂历出版由盛而衰》)
闭架售书
过去的书店最早多采用方式,门市都设有柜台。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一批书店开始撤去门市柜台,图书一律实行开架供应。后来开架销售的书店日益增加,临近解放前,绝大部分书店都实行开架销售。
1953年,新华书店总店在北京王府井门市进行门市改革试点工作,主要从商品保管出发,试行闭架售书方法。各地分店纷纷派人前去学习。1957年,新华书店总店颁布修订后的《门市工作改进方案》和《总店关于推行以“专柜负责制”为中心的改进门市工作的意见》,根据这两个文件精神,书店开始推行闭架售书的方法。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读者的强烈呼吁和要求下,部分书店的部分柜组重新试行开架售书。1978年,新华书店总店在北京召开了十大城市书店开架工作会议。从改善购书环境、方便读者购书、扩大图书销售出发,决定新华书店均由闭架售书改成开架售书。开架售书盘亏率一般确定在8‰左右,实行全奖全赔。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大批新型大书城开始建设,在书店系统首次采用全方位电脑管理,所有经销图书的信息均由计算机分类建库,组成索引文件,并由网络将商场的收银机和后台的文件服务器、终端机相连,通过收银机收集图书销售信息并交后台综合处理,这样可随时了解图书进货、销售、调拨和库存的运转情况,进行定时动态管理,改变了过去凭记忆和卡片来管理进、销、存的老办法。这为大型书店实行现代化管理作了有益的尝试。
租书摊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租书是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之一,租书业是图书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为数不少的租书摊,从事图书租赁服务。有的是定点设摊,有的是采取游动方式,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在当时租赁的图书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连环画。出租摊也向读者出租不良倾向的消遣作品。
为改变这种图书写作、出版发行的无政府状态,党和政府开始大力整顿租书摊:取缔淫秽色情读物,限制出版武侠、言情小说,对租书老板和伙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一系列的举措下,表现新思想的新连环画、新文艺图书逐渐挤进了旧的租书摊,逐渐占领了旧文化的阵地。
1955年国务院批准执行《管理书刊租赁业暂行办法》,规定“书刊租赁业应当租赁和发行正当的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书刊图画”,对于违反者将处警告、没收其部分书刊图画、勒令暂停营业、撤销营业许可证等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当地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经过整顿,旧的租书摊铺面貌焕然一新,五四之后的新文艺作品,如茅盾的《虹》、《子夜》,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鸡毛信》、《东山少年》等新连环画也进入到租书业的流通之中。
1960年,文化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租书铺摊改造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新华书店介入租书摊铺的管理工作。1962年开始,新华书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租书业务,成为最大的图书租赁业的经营者。私营的租书业逐渐走向衰落。改革开放之后,私营图书租赁业再度复苏,但由于文化生活日渐丰富多彩,已经今非昔比、风光不再了。
供销社售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十分重视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然而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农村发行网点。1955年秋,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影响下,农村的扫除文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鉴于江苏如皋、山西晋城、河北三河等不少支店委托供销社卖书收到了良好效果,新华书店总店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应局达成协议,决定在全国农村的基层供销社增设图书发行业务。著名出版人王益亲笔起草的文化部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联合指示》于1956年1月30日正式发布。同时,总店在业务处成立农村发行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经过种种努力,1956年的农村图书发行总量比上年增长一倍多。全国农村供销社的图书业务在曲折起伏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走入正轨。上世纪80年代有4万处以上的基层供销社较为稳定地经营图书。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销社改制等多种原因,供销社售书点日益萎缩,大幅度消失。
发行所
1950年3月25日,出版总署发布《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强调全国新华书店必须迅速走向集中,加强专业化,逐步走向统一经营。4月1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在各大行政区设新华书店总分店,直接受新华书店总管理处领导,在总分店下设分店,设立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业务部门,原则上每省一处,分店以下设支店。总分店在各野战军及军区设随军书店。新华书店从分散走向集中是我国发行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1950年12月1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正式改组为新华书店总店、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管理处三个独立单位。经过3个月的筹备,1951年1月1日,新华书店总店正式挂牌办公。新华书店成为全国统一经营与统一管理的书刊发行机关。
1954年8—12月,新华书店6大区总分店相继撤销。8月,沈阳、上海发行所成立;9月,武汉、重庆发行所成立;这些发行所直属总店领导。同年12月,新华书店总店划归文化部领导。
1956年1月起,新华书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店及所属的支点、门市部交由地方文化行政机关管理和领导。新华书店总店对全国新华书店的工作仍负有领导和监督的责任,承担直接管理所属北京、上海、沈阳、武汉、重庆5个发行所的任务。
自1958年,文化部发布《关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新华书店总店成为文化部在图书发行方面的职能机构。新华书店设在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的4个发行所分别划归上海、辽宁、湖北和四川文化局领导,其管理权力实现下放。
在出版社自办发行能力不强和各地新华书店分散进货的大背景下,发行所很好地发挥了中盘这个图书集散地的功能。1990年代初,全国共有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科技发行所,上海发行所,首都发行所,天津发行所,重庆发行所和湖北发行所共7家发行所。1990年代后期,由于出版社自办发行能力的增强及各地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的推进,发行所的作用逐渐削弱,其名称也逐渐为业内淡忘。
60年原址原貌的书店
据悉,因大修而停业2年多的北京西四新华书店,初定于今年国庆节前重新开张迎客。修缮后的西四新华书店,将完全复原清光绪二十年建成时的原貌,成为西城区的重要街景。
据说在西四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和东北角,曾各有一座曲尺形的两层转角楼,皆建于清光绪二十年,是为慈禧太后庆贺60岁大寿而兴建的景点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这两座转角楼后来分别为新华书店和工商银行。上世纪80年代银行拆除重建,整体结构由原来的砖木结构改为了砖混结构。工商银行改造后,就只有西四新华书店仍保持着最初建成时的历史原貌。
谈到修缮原因,西四新华书店经理牛守义介绍,由于所用材料至今使用已过百年,历经风吹日晒,早已损坏严重。特别是书店周边的道路均高于书店地面近20厘米,只要下雨,水就往书店内流,造成木质梁柱因湿气过大而严重腐烂。2005年5月,地铁4号线施工时发现书店承重木柱局部破损并有较大的倾斜,部分墙体开裂、地基沉降。2007年6月底,西四书店停业大修。
此次修缮为“落架大修”,可以说,这是文物修复中最彻底的。修缮后,将恢复原有的木质“锦格窗”,同时还将增加现代气息,柱子与横梁间将有非常精美的祥云图案的彩绘。修缮后的古建部分的建筑面积仍为440平方米,楼下和楼上各220平方米。书店仍将主要经营图书和音像。目前正在考虑在新开张的书店内增加一些关于书店历史的介绍,以便顾客了解。
最后的老印刷机
60年前,北京新华印刷厂与新中国同年诞生。当时,北京新华印刷厂拥有国内先进的制版、印刷和装订设备,无论在规模、技术、人员上,还是在工艺、品种、效益上都堪称第一大综合印刷厂。
1970年代初期表格印刷,我国引进的第一台电子分色机和海德堡四色印刷机首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落户,新华厂也在国内印刷企业中率先实现了照排代替铅排。
“铅排”是何物?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而对于老一辈报人、出版人来说,那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关“铅与火”最原始的记忆。
铅字印刷的主要工艺流程为: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字排版,以版印刷。在铅字印刷年代,每个编辑都备有一把钢尺、一叠版样纸,把文字按照字数精确地换算成版样上的行数。在铅排车间里,排字师傅手上托着沉重的字盒穿梭于几十排的字架之间,时间长了手都托不住。铅字需要用镊子一个一个地拣出来排列好,一个即使再熟练不过的工人一天也只能排一个版。铅排车间又黑又脏又有铅污染。
1970年代中后期,我国印刷业出现了新的革命。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王选毅然跳过当时日本的光机式二代机和欧美的阴极射线管式三代机,创造性地研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系统,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激光照排”。从此,铅排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老印刷机亦成为历史文物。
从算盘到POS机
多少年来,在书店,算盘是革命的本钱,计价、开票、收款、盘存、核算,时刻都离不开它。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事业空前繁荣,书店仓库图书收发频繁,工作量增大。如何做到图书收发又快又准呢?提高珠算技术质量,成为书店工作人员努力开拓的方向。部分优秀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逐步改进了算盘的传统计算方法。比方说,打算盘改为左手拨珠计算,右手执笔书写,提高速度。运用心算等速算方法直接写出得数。采用滚乘法,即每笔运算不写出金额,而在算盘上利用速算方法速乘带加,直接得出总价。利用“收发平衡”原理直接计算、誊印收发平衡表,做收发货清单。算盘计算方法的改进,大幅度提高了书店的工效和质量。被夸为“珠算高手”,成为对当时员工尽力工作的很高评价。
上世纪80年代新华书店总店曾在全国推广使用收款机。上世纪90年代,零售书店开始采用POS系统,新技术应用实现了书店管理的飞跃。1995年7月,长春市新华书店率先开通了“书店条码扫描技术应用管理系统”,解决书号输入难题。随后,新华书店总店华威精品店开始使用“新华书店门市销售系统”(简称POS系统),使计算机在发行工作中的应用从进货、仓储等后台管理系统引入门市销售前台管理系统。1996年,深圳书城也推广了POS机。随后,零售书店“POS机收款”方式渐成气候。卖场中算盘噼里啪啦一片响的景象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