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李鹏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期刊业经历了两次高峰：1950年代及改革开放至今，这占据了整个中国期刊史5个高峰中的两个（其余3个发展高峰分别为戊戌变法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波澜壮阔的新中国60年，期刊作为文化的一个缩影，和这个国家一样有着抱负、骄傲和成就，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过徘徊、迷惘和痛苦。我们以年份为坐标，力图勾勒出新中国刊业在每个10年里的整体生态。

新中国60年来中国刊业的发展过程仿似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先后经历了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新生、1960年代的波折与1970年代诡异政治气氛下的低谷；而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之后，中国刊业抱着理想开始复兴、创业，并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了各路资本和各种品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而到了今天，在数字化等因素的冲击和挑战之下，中国期刊开始面临着未来何去何从的新的选择。

新生 期刊第一波

1949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历史意义的划时代事件，1949～1958年，伴随着整个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期刊出版也逐渐活跃起来，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并在这个10年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出版高峰。

和这个年代的国人一样，中国期刊在这个10年里，呈现出了自己最为热情和积极的一面，光从杂志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既有《大众电影》《红旗》《学习》《新建设》《新华月报》等时政杂志的“又红又专”，又有《大众医学》《航空知识》《科学画报》《中国语文》等大众杂志的谆谆善诱；既有《中国摄影》《漫画》《说说唱唱》《剧本》《歌曲》等文艺杂志的载歌载舞，又有《人民文学》《文艺学习》《诗刊》《民间文学》等文学杂志的百花齐放……

在这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期刊从用纸到印刷再到发行，诸环节都遭遇着现在不可想象的巨大困难，纸张匮乏、排队印刷、发行渠道不畅等物质制约不但没有束缚杂志的内容制作，反而使得这波在艰苦环境下诞生的“共和国长子”期刊更显得热情和具有活力。

不过，这些杂志终归还是无法摆脱“左”的历史烙印，在期刊对时政、文学、科技等领域的热情报道中，也挥之不去地带着“左”的思想脉络。这种思想在接下来的近20年中几乎被发挥到极致，尤其是接下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让中国期刊的很多优秀传统消失殆尽。

波折 “反N型”发展

1959

期刊的命运总是跟大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1959年，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时期，期刊的生产条件也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不过，物质上的匮乏永远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刊业一下子深陷谷底。

1959～1968年，中国期刊业经历了两头低、中间高的“反N型”发展态势，1959～1962年，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中国期刊的品种和总印数持续下滑，1963～1965年，随着自然灾害的结束和经济的好转，中国期刊业又呈现出恢复性增长的爬升势头，并逐步攀近下降前的水平。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来临，期刊无论从品种和总印数上都跌到了新中国成立时的水平之下。到了1968年，中国期刊的总印数只有可怜的2700余万册，还不及1950年百废待兴时的3500余万册。

这个“下上下”的发展模式，就像是一个人掉到水里，然后慢慢地向上浮，突然一个潮头打来，又无奈地沉了下去。

低谷 政治题材“独角戏”

1969

1969年对于中国刊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年代——统计显示，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的严冬和全民备战、准备打仗的大氛围下，中国大陆的杂志曾经只剩下了20种，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期刊品种最少的时期。

从1969—1978年，政治题材成为中国刊业的绝对甚至是唯一的主角。众多其他类型的大众期刊、文学期刊、学术期刊纷纷停刊，整个刊业就像这个年代清一色的蓝灰色衣服一样乏善可陈。

中国刊业在1969、1970年完全冰封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热潮开始逐渐催暖了一批杂志的创刊，这些杂志从刊名上听起来是科技期刊或是大众期刊，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体社会思潮下，基本上都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1971年创刊的《科学实验》、《东北民兵》，1972年创刊的《四川画报》，1973年创刊的《连环画报》，1974年创刊的《河南文艺》、《吉林青年》、《青海卫生》，以及随后创刊的杂志基本上都是披上了重重的政治外衣，从1969～1978年，不论是何种类型的杂志，在表现形式上，却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文革”刊物。

理想 青年精神重塑

1979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缓缓开启，之前一直受到禁锢的中国，在这一阶段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呈现出喷薄欲发之势，期刊作为文化和政治的副产品，也在这一阶段迅速恢复、崛起、超越。正如当时广大中国青年的蠢蠢欲动一样，中国期刊界也洋溢着一股青春之风。《中国青年》、《辽宁青年》、《青年一代》、《山西青年》、《深圳青年》、《黄金时代》等一大批复刊、创刊或改刊为“青年”刊名的期刊纷纷在这一时期创造了令人咂舌的发行纪录，其中《青年一代》的期发行量更是一度突破500万册。

以《读者》、《青年文摘》为代表的一批刊物对于树立当时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功劳可谓是善莫大焉，现代中国文化的雏形也正是从那里开始，一批名刊成为思想塑造重要的“桥头堡”。还记得“潘晓”这个名字吗？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或许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早已老去？喇叭裤、蛤蟆镜等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标志符号早已隐匿于历史的尘埃？除了《青年文摘》等品牌依旧屹立外，如今大多数青年类期刊早已不复当年的盛况，或销声匿迹悄然停刊，或垂垂暮年苟延残喘，抑或无力回天地躲在行政资源的树荫下乘凉……当如今的青年都无奈地蛰伏在网上，就像撞到蜘蛛网的猎物一般再也逃脱不掉时，青年类期刊将再也回复不了在这10年的辉煌之象。

一批杂志的发行量在这时达到了高峰，如《大众电影》复刊后期发行量一度接近960万册，创下的纪录至今无人能及。1979—1989年这10年，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某个类别期刊的成功，它更是中国刊业的一场集体舞蹈。如今驰骋于刊界的一批老刊品牌，可能在这时候并不显眼，不过，经历他们一代或几代期刊人的卧薪尝胆和悉心调教，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们将在接下来的又一个10年里上演一场美轮美奂的演出。

创业 奠基现代刊业

1989

1978年我国期刊有930种，年发行总数是7.6亿册，到1985年期刊品种已上升为近5000种，总印数达25亿册。但此后，中国的期刊年总印数再也没有实现过大幅的上升，因此从这个10年开始，中国期刊的内部竞争时代开始来临了。

1989～1999这个10年，对于中国刊业来说，即是市场竞争期和品牌打造期，也是从计划到市场、从文化到商品转型的重要时期。比如，《女友》为了开拓广告业务，选择了“宁可发行量下降也要广告发展”的道路，在那个年代无疑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时尚》更是开高端“广告刊”先河，10元一本的定价一度被讥讽为是“痴人说梦”，但正是靠着不断的解放思想和经营创新，中国期刊的大发展时代开始来临。

一批如今响当当的本土品牌基本上都在20世纪90年代同时唱响：1993年的《时尚》，1994年的《商界》，1995年的《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的《新周刊》，1998年的《财经》，这些当今期刊界耳熟能详的名字几乎全都孕育于这个年代。这无疑可以称为是中国期刊创业的“黄金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更多获得成功的杂志都源于对国外著名期刊的模仿和借鉴，新闻杂志学新闻杂志，财经杂志学财经杂志，时尚杂志学时尚杂志，整个刊业的“依葫芦画瓢”使得1990年代成为中国刊业真正“放眼看世界”的年代。各种名刊、大刊通过模仿和创新最终沉淀出了自己的特色。

开放 外刊凶猛

1999

1999～2009年，是中国刊业飞速发展的10年：新刊持续涌现、细分市场被持续挖掘、集团化模式成型、广告刊和市场化成为主流、发行市场整合加剧、外刊持续在国内开花结果……市场开放带来的这一切的改变，注定要使之成为中国刊业令人印象最深刻的10年。

商业化大潮的汹涌为中国期刊提供了持续的利润来源。“商品”、“市场”这些明显带有城市化烙印的词汇也开始把中国的期刊引入城市化的语境体系。期刊从此不再简单是劳动人民的政治口号，也不再仅仅是文学青年抚慰心灵的工具，而是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众多商品的宣传阵地以及倡导新一代生活方式的前沿舆论阵地。

城市化总是和现代文明紧紧相连的，国外期刊通过注资、代理、合作等方式见缝插针地挤入了中国期刊市场，在极大拓展中国期刊国际化视野同时，也对本土原创期刊品牌造成了严重冲击。一时间，似乎只要贴上了“版权合作”的标签，就意味着杂志的内容更优质、对广告主更有号召力。

1999～2008年这10年中，《国家地理》、VOGUE、BAZZAR、《财富》、《商业周刊》、《美好家园》、《体育画报》、《读者文摘》……世界期刊界最耀眼的名字经过几大本土大型期刊集团的“引荐”，齐齐来到了中国大陆，并凭借着强大的资金优势和品牌优势攻城掠地。当然，它们中间也不乏败走麦城的落寞者，但是外刊（版权合作期刊）成为中国刊业独当一面的事实却没有人能否定。欧美出版商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无疑使中国市场在世界期刊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中国期刊与世界期刊全面接轨的步伐全面加速。

选择 向左走，向右走？

2009

在数字媒体的巨大冲击之下，有人断言，未来的期刊业将会继续走向衰落。这一年发生在国内外的现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由于金融危机毫无征兆的爆发和数字媒体的继续挑战，2009年，多份世界知名的百年老报或百年老刊纷纷关张大吉。是坚守杂志阵地，回归杂志最初的本质？还是反戈一击，大举进军新媒体？中国期刊面临着“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艰难选择。

数字化的冲击更多只是一种表象，而办刊体制、机制的转变则对于众多偏安一隅的中小刊社更为“致命”。刊社改制、报刊退出机制在主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之下，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失去了习惯多年的权力庇佑之后，一些刊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将成为必然。

新媒体、金融危机、改制、集团化、国际化、资本运作、市场饱和……种种因素和考量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期刊在2009之后的10年里面临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为复杂的发展局面。中国期刊经过60年的孕育、发展和壮大之后，正面临着新一轮迷惘和痛苦，期刊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再一次考验着中国期刊人的集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