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元济刚到商务时，就同夏瑞芳谈妥“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他为此进行了40多年的探索。期间他的教育思想经历了“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转变。这种转变基于对当时具体国情的深刻理解及对文化和国家命运的彻底反思。研究这段历史，对我们当前的出版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从老一辈出版史学家汪家熔先生的这篇近作当中，我们甚至能见到张元济在100多年前就把是否普及教育看做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关键问题的炽热文字。这对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当今，如何处理好出版和教育的关系，很有启示。

摘要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出版史上的巨人，他的学养与成就如参天大树，教育出版思想与实践只是其中一端。

张元济的教育思想是是博大的，包括英才教育和普及教育两个向度，他早期十分关注英才教育，从北京的通艺学堂到上海的南洋公学，张实践的都是以培育经天纬地的宏才为目的的精英教育，但黑暗沉沉的现实中国促使他反思。使他明白了中国要兴盛还必须启蒙普罗大众，兴办新式初级教育，只有广开民智，才能推动社会从根本上进步。因此，张极力反对蒙童从小读八股文，同时也不提倡过早地研读西文。而应该根据中国历史文化要义编写新式教材、开设新式课程。随后，这一宏大的社会改良工程便由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这一民间出版企业建构起来。20世纪初叶，商务凭倚新式教科书的出版获得高速发展，同时也推动中国近代教育的全面刷新。

“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之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

这段话出自于商务印书馆1904年关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是我国早期的一批出版人经过40年摸索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其中的有力倡导者就是张元济。

兴“英才教育”

张元济晚年有首七绝，首联曰：“昌明教育生平志，故向书林努力来。”“致力于文化事业”是研究张元济的门，而他的教育思想则是钥匙。

张元济的教育思想，旨在以教育救国救民。他认为日益衰落的中国，需要一批懂新政的官吏来实施改良。所以才应兴办英才教学。

人们谈到张元济都说他戊戌前在北京时办过通艺学堂。其实，那是件令他极伤心的事。因为通艺学堂是同学合办的英文学校，入学诸人均京官，常和同文馆攀比，虽初学，却要洋教授：“敝馆教习事，有数同学必欲延洋师。弟亦如兄意，总不谓然，然亦不能违众。目下尚难定夺。”（《张元济致汪康年第26信》，《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44页）不几天后聘请了洋人：“敝馆教习已请定，由伦敦聘来。每岁修金二千两。弟本不欲办，且经费并未充裕，何能出此巨修。无奈同学坚持，若不如其所愿，将来必有许多不便。”（同上第27信，第645页）但很多人和同文馆学生一样，并不好好学，混资格而已：“同学有二十余人，hui（岁羽）高、刚甫，均不可多得之才。惟不免溺于旧学；致于西文一道，等诸游戏。弟谆劝再三，未能动听。”（《张元济致汪康年第10信》，《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29页）又说：“敝馆比来渐生魔障，弟惟以坚忍持之，不知果能抵制否？盖自有考差乡试而云雾迷蒙，几无复能见青天矣。伤哉！”（《张元济致汪康年第12信》，《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32页）这是1897年的事。如果再看他同时给总理衙门代拟的通艺学堂请等同同文馆学生给予“出身”的公文，就知道他也认为读洋文是可以得官做并能救中国。十足的英才教育思想。这是从1862年开始的同文馆的教育模式。当时的先进人士认为只要挑选一些年轻官员，教他们学些洋文，能读洋书，国家就有希望。也就是能做到多年前魏源说的“师夷之长以制夷”。同文馆开办后，各地纷纷仿办。可悲的是，同文馆是洋人将皇帝赶出京城后按洋人旨意办的；办洋学近40年，到1900年，洋人又一次将大清皇帝赶出北京城，这个现实，迫使有心人深入思考。

倡“普及教育”

有文献记述，光绪二十七年农八月（1901年10月）张元济在给盛宣怀的信里表达了他与早先追求的英才教育观截然不同的普通教育观：“仰元济更有陈者，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之也。”他所说的学，就是今天讲的普及教育。100年前他已将是否普及教育看作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关键。真难能可贵。

他又说：“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而进于智争。力争之世不必开民智也，取用其力而已足也。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之人之智，而后其智始充。”而“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

接着谈到他当年办英才教育时的反思：“元济前尝习洋文，且推重专门。以为设学堂必当办此。经数年练历，渐悟其非。以洋文不能尽人皆晓，专门更非尽人能习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则知为求独立也，令纳租税，则知为谋公益也，则无不欣然乐从矣。盖如是而后善政乃可得也。今试执常人而问之，其能知此意者有几人乎？嗟乎！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彼言练兵，此言理财，试问前途岂能有济，行之数年亦不过如梦幻泡影耳。”（以上引文均引自《张元济致盛宣怀第6信》，《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8页）--这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基础教育，比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高一百倍。

张元济教育认识的这一转变，不是普通的方法的变化，是不同统治阶级对教育的不同要求。封建社会，它要将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劳动者愈没有文化，愈易被束缚，所以不曾重视基础教育。作为工业化社会，则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其水平愈高，对社会用处更大，谋生也愈容易；失业时愈容易另谋他业而不致成为游民，利于社会安定。所以资产阶级不仅鼓励上学，且规定基础教育为双方义务。

同年底他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里又述说了他这观点：“鄙人于教育之事夙未研究。然历年试验，略有所得。既承明问，焉敢自秘：“一、勿存培植人才之见。非谓学堂不足以育才。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泰西人罕不学，非必皆人才也。然于人当知之事无不知之，而民智大开。在上者有所施行，亦不至于妄为阻抗。此善政之所以能行也。吾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屯蒙浑噩，蠕蠕于群动之中。临如是之人民，虽有善政，行且见恶。故诏兴铁路，则谓有碍本地风水矣。诏废书院，则谓绝寒士路矣。吾皇圣明，而海内谤之，亦此故也。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少无长、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第170页。原刊于《教育世界》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号。）

严复亦说：“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严复：《致张元济第九信》，《严复集·第三册·书信》第539页。）有了普遍提高的民族素质，就有了从低层次的农业社会逐渐进入工业社会的可能，即有了逐渐和列强抗衡的条件。

张元济非常看重“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少无长、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这基本要求。所以他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还有些条款如“勿给学生膏火”、“勿滥派游学”。均着重于节省经费，可使有限的经费办更多基础教育。慈禧“万寿”大赦后，到1906年，张元济曾一度任职学部。他有几则条呈，其中一则反对学部为所谓普及教育，实行低学费制度的决定。他提出相反意见：在办学经费短缺，不足以普遍设校时，学堂都设于经济发达的城市，而广大集镇和乡村则根本没用学校。应适当提高收取学费标准，使有限的经费可用在开办学堂上，而不是花在维持少数学堂日常经费上。使更多人有学堂可上。（参阅张元济：《关于学费标准致学部堂官书》，《张元济诗文》，第121页。）

反对儿童读八股文及洋人课本

庚子事变以辛丑条约结束。辛丑条约不仅内容之苛刻为各不平等条约之冠，而且议约时间之长亦为罕见。在议约过程中，西方各国代表曾不断提出条约之外的建议：有些被慈禧接受，清廷以她名义宣布，称之为“新政”。虽然宣布实行“新政”内容很广，但原有一切规章制度纹丝不动。譬如宣布提倡办学校，但科举依然举行，而且考试内容仍旧是八股八韵。并规定学校“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七年》第4719页，中华版。）。所以“新政”刚公布，就遭到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香港、日本刊物上的公开批评。张元济不能公开说，借《埃及近世史》的出版，在《序》中以埃及为鉴，提出学外国，“必有至诚恻怛之意，而后可以言变法；必有卓立不移之概，而后可以言维新。否则未有不召乱而速亡者。”又说：“不务其实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先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以至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拾也。”（《张元济诗文》第287页）

就教育讲，新政虽名为提倡办学堂，但朝廷既规定“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就无须新编教科书和颁发教学大纲。而且编写教科书，并不简单。蔡元培讲：“小学教科书。其事在我国至新，虽积学能文之士，非其所习，则未易中程式。”（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页。）所以一般想办新式教育的人，虽可以抛弃四书五经，但没有符合教学原理的新式课本，饥不择食，拿到什么就用什么。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一文中，对此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他针对清廷规定学校“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

的荒谬规定，指出：“勿滥读四书五经。往圣大义微言，髫龀之子讵能解悟。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天下事唯求其是，断非可以意气争。四书五经虽先圣遗训，而不宜于蒙养，至于今日要已大明，则又何必故为袒护乎？愚意《论》、《孟》二子只宜中学【堂】。其他诸经必列专门，非普通毕业者不令讲授，似于尊经重道之意亦未尝刺缪也。”（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第171－172页）在他看来，办学“最要办法”是“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尝闻美国人言，中国财政之权在英，军事之权在德，教育权吾美人其勿失之。斯言之可畏也。国家之气恃教育以维系之，此为何事，岂可援之外人者……彼见吾国人之中无所主也，乃阴使其攘窃之计：不肖者肥其囊橐，行黠者植其羽翼，而学堂人才遂不复为中国有矣。”（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第171页，商务。）不仅要防止洋人直接插手教育，还要防止间接插手：“勿沿用洋人课本。童子于入学之始，脑质空灵，先入一误，始终难拔。无论洋文读本宜自编纂；即华文教科书，各教会学堂所刊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愚意均不可用。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将旧有各本详加改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要较少矣。”

编辑自己的教科书

张元济将滥读四书五经、沿用洋人课本指为“学堂通病”。社会上产生这两者的原因是没有适用的课本。所以，他将目光投向编辑课本。张元济在1901年夏秋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就和夏瑞芳约定，以后商务印书馆“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张元济诗文》第240页。）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不久，除了开拓社会科学译著和西洋小说的出版外，就是编写教科书。第一套是由杜亚泉在馆外编写的《文学初阶》混合型初小课本。接着商务印书馆又“延请海内外通人名士，研究教育问题，知国文科为最亟。乃合群力，集众智，商榷体例，搜罗材料，累月经年，始得要领。”（商务印书馆：《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第二套是聘请一批像杜亚泉那样半路脱离科举道路、有自学西学和外语的浓重志趣、有教学经验的读书而不准备做官的有理想的年轻知识分子：高梦旦、蒋维乔、庄俞、谢慎冰、徐隽等人，不久杜亚泉也加入。中国知识分子有“文人相轻”的恶习，知识分子因而都是“单干户”。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要能切磋琢磨，发挥他们同心合力，的确是很难；但如果能做到，一套好书就能编出来。高梦旦就有这样调和众人的能耐。所以他们编纂的第一套分科课本《最新教科书》，“往往一课之题，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又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憾焉，而后写定。其预拟而为目，综合而成编，审慎周详，无不如是。编辑者之日力，缘是而虚糜者颇巨，不敢吝也。”（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页。）精工保证了质量，质量保证了销售：《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后没有几天，初次印4000册就销售一空：“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已出来，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蒋维乔日记选》1904年二月十五日。）而我们从1904年二月十三、十四、十五3天《中外日报》上找到了《最新初小教科书》第一册的广告。广告出来书就卖完。

本文开头提及的《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说：“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可见小学语文（国文）课对人的重要。但历来，我国启蒙教育并无国文（或国语）教育。

创立“国语”课程

有人说商务这套课本的成功“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庄俞：《商务印书馆的课本》，《同舟》总第7期，1934年。）其实并非如此。当时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小学课程计门：修身，每周2钟（即两小时）；读经讲经，12钟；中国文字，4钟；算术，6钟；历史、地理、格致各1钟；体操，3钟。（《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科目及每周教授时刻表》，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179－182页。）读经是主课，每周12课。而“中国文字”并非语文，而是文法课。讲“动字、静字、虚字、实字之区别，兼授以虚字与实字联缀之法。”（同上，第179页。）并无识字的“国语”一门！按传统教学方法，识字融和在读经里的。

母语的语法只能用归纳法学，要刚上学没有文字实践的小孩学语法，实在是天大笑话。在提出要实行新政，还要小孩子读四书五经和学文法，作为国家教育这两条规定都是错误的。章程公布时《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正在编写，蒋维乔记下了当时的反应：“十二月十四日午后小谷、长尾来。因京师大学堂新定章程（当时主管全国新教育的是京师大学堂--引者），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而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谋利起见，颇有强从之意。而张菊翁、高梦翁及余等均不愿遵之。小谷、长尾意亦然。长尾见此章程心中懊丧，因写一绝云：‘珠履凄凉古庙门，春申城外欲黄昏。枯杨满目生梯晚，寂寂江南烟雨村。’轻视中国之意见于言外。然中国政府固属可笑，而不能将中国之人一概抹杀也。余遂奋笔和一诗，不计工拙。诗曰：‘荆棘铜驼叹墓门，茫茫地老与天昏，会看汉族风云变，大泽龙蛇淮泗村。’”（《蒋维乔日记选》1903年农十二月十四。）清廷公布的学制、科目适应科举需要，没有最关实用的语文，并不符合广大民众的心意。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等并不从清政府不合理的规定出发，首先编辑出版了“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正是符合了民众摈弃科举的要求。所以极受大家欢迎。正是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等人违背了清廷不合理的规定，编纂了我国第一本分科教科书《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光绪三十年二月出版），“国文教科书”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学校里的实际主课。小学国文课虽不合法，却是合理，其他出版社就纷纷跟进，最早是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南洋官书局出版由“春风馆”编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到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连学部编译图书局也编出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上均据《涵芬楼藏书目录·地字号目录·文学部》，1910年）。直到1912年1月19日民国教育部颁布学校课程，“国文”才成为国家规定的课程。商务印书馆整整早了8年，对文化贡献何等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