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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行改革推波助澜

翻译报道时间：1997/3/14 作者：潘国彦

是新华书店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我16岁就进书店工作）培养成一个多少能干点事的干部。我自愧贡献甚少。值此新华书店60大庆，祝愿新华书店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发行体制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有幸在改革的起步阶段为这篇文章添加过一段小插曲。
大家都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店之间长期实行包销制度。在建国初期，由于政治读物等书大量由公费购买，这种制度对保障供应曾起过积极作用。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行，这种包销制度越来越落伍。包销制度的起点是凭订货目录订货，“一举定终身”，好比指腹为婚，美满与否全凭天命。如何突破这种模式，是书店同志苦苦思索的问题。1978年夏天，国家出版局领导开始进行拔乱反正工作，这是推行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思想准备阶段。1979年初，恰好香港三联书店给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寄来一封信，反映凭订货目录订货语焉不详，有“隔山买牛”之感，要求改为凭样书订货。这封信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使我找到了改革订货制度的突破口。于是我赶写出《隔山买牛》的短文，历述现行订货制度之弊，提出为改变“隔山买牛”的状况，可否恢复“文革”前部分图书（主要是年画）看样订货的制度；二是改变目前所有图书不管质量如何一律由书店包销的制度。此文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出版工作》1979年第5期刊出。此后，“隔山买牛”一词成了出版发行行业的常用语。在出版行政机关的积极推动下，订货制度开始逐步改革。
由于以上的机缘，1982年我被借调到国家出版局，参与一次发行体制改革会议的报道工作。会议期间，受局领导指派，由我代《光明日报》撰写一篇短评，题目为《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发表在1982年6月19日该报头版。
此后，我对发行改革做了进一步思索。我曾参与接待日本出版界代表团的工作。当日本同行听到新华书店网点遍布全国，社店之间实行包销制度，出版社不愁书卖不出去的，表示非常羡慕。一位团长感叹地说：“要是日本有这样一家新华书店就好了！”日本同行为什么有此感慨？原来他们实行寄销制度后，每年有30％的退货，正为“退品公害”所困扰。这样一对比，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中日两国发行制度的优劣，认为应当互相取长补短，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我国发行体制改革要走自己的路。于是我又写了《“买书难”的问题需要综合解决》，提出改革的四项具体建议：第一，改革订货制度，逐步推行初版试销重版包销制度；第二，加快书刊印刷厂的技术改造，为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的需要，应当发展照相排字和增加平版机，才能缩短出版周期；第三，力行发行体制改革，改革的中心是要解决“买书难”，并提出要推行经营责任制和承包制度。要大力发展多种专业书店，大城市应有一个品种齐全的图书中心；第四，要大力搞好培训工作，使书店工作人员成为“知书达礼”的干部。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1983年7月15日发表后，《文摘报》及人大资料中心出版专辑上都作了转载。
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改革建议除第一项外，其余都已变成现实，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比如目前书店已在大力推行代理制和建立发行集团，实行规模经营等，大大增强了新华书店的实力，主渠道在改革中正重展雄风。
回忆这些往事并不是说我在发行改革中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由于整个大形势的发展使然，同时是由于长期书店工作的实践使然。书店许多老前辈和同志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尚空谈，注重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在书店干过的人养成了粗活细活都能干的作风，这些好传统好作风教育了我，使我终身受益。是新华书店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我16岁就进书店工作）培养成一个多少能干点事的干部。我自愧贡献甚少。值此书店60大庆，祝愿新华书店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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