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世纪的幽默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当前位置：首页>报道详情

林语堂——世纪的幽默

翻译报道时间：1995/10/30 作者：东方笑

市井幽默与文化品味的幽默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纯粹追求生理快感，后者则透视人生悲剧性，锋芒直指伪善。林语堂先生的幽默无疑属于后者。在这本《林语堂论中西文化》里，最能体会到浸透东西文化的林先生一片人道主义爱心，他对自身所处的国度，爱之深而恨之切，爱自己的悠久民族血脉，恨自己的民族传统糟粕，在爱与恨之间的探索和摇摆，构成了林语堂随笔的冲突、矛盾。
林语堂时而独到精辟，时而也坠入文化迷雾之中。他针对当时“青年导师”太多，“保姆良医”太多，“禁他读这个，劝他读那个”，幽默风趣地说道：“古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西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你有姐妹，也可以放她们到后花园跑跑，到大公园走走，不一定关在深闺里，你们兄妹才保得住你们的清白啊！”他的“兼吝兼蓄、思想自由”，与近现代中国自中主义知识分子的心脉与共。他视辜鸿铭为一怪杰，“比之奴颜婢膝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充分展示了语堂先生人格独立的精神。
然而文化迷雾既弥漫多年，语堂先生也不能一时跳出其中。他说中国人“主张中庸、恶趋极端，”就没有看到中国人“主张”是回事、行动又是一回事；他对中国人的研究，与鲁迅《热风》和《坟》中对中国人的研究，云泥立判，我不得不说，此时的鲁迅具有透过现象有看本质的天才。林语堂又称：“法治学说古已有之。商鞅变法，卒车裂身殉。……秦用李斯学说，富强而有天下。但把这法治制度行于全中国百姓，二三十年中全盘失败。”我以为这正是语堂先生混淆了法治与刑治的概念。两人的法治建立在公众的立法上，韩非之流的“法”，无非是一种打杀政策，让百姓惧怕而已。法不能成为保护民众权利的工具，“法治”自然要失败。其余像说中国民族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个性发展比较自由”，均是把自由与放纵、个性与无政府状态混作一谈。
林先生学术上的判断并不影响他的激情、幽默和创造力。陋见以为，“五·四”后的十年内，林语堂先生在反专制文化传统方面，与鲁迅是一样的天才斗士，他的《萨天师语录》嬉笑怒骂，展示了那个时代真正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昂扬风貌——“在这城中情感已经枯黄，思想也已捣成烂浆，上卷筒机，制成日报。在这城中，奸滑都是老，无猜都是少；脸皮与年龄而俱增，寸心与岁月而弥灭……你傻笑，我傻笑，他傻笑……这是他们的文法；今日我正傻笑，昨日我已傻笑，明早我将傻笑，这是他们的动词变化、他们把我的笑话当做春药、麻醉剂，他们热心圣道……我恭贺你不曾维持风化、扶翼圣道。难道真理可以屈身入宫，为糊涂国君的嫔妃，或是来往街上，替你们的国君贴标语？”
这种犀利的幽默在《吾土吾民》中也偶有闪现：“满口道德者，原是强奸幼女之老手”，林语堂以极富洞察力的真知灼见，揭露了几千年东方专利文化下的人格分裂与伪善丑陋。
在《萨天师语录》中，林语堂方面揭示专制传统下的丑陋世象，一方面也嘲讽专制传统下的语言思维系统，这与幽默大师乔治·奥威尔“英雄所见略同”。
语堂先生这样笑骂：“读书是这些城狐社鼠的门路，识字是他们行窃行诈的法宝。他们写的是寿联、行状、墓志铭、讣告、碑文……他们做的是宣言、通电、书面谈话、新闻稿……敌党谓之‘伪’，仇军谓之‘贼’，在人谓‘沆瀣一气’，在我则‘精诚团结’……我在世上未尝见过这样拯斯民于水火的爱国军阀，也未见过这样涓滴归公、无私奉献的贪官污吏……”
语堂先生的幽默是高尚的、鲜活的幽默，它的出现为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七十年后读之，仍感到语堂先生的良知在逼视着我们！

林语堂——世纪的幽默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