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韬奋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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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韬奋

翻译报道时间：1999/11/26 作者：

编者按　韬奋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出版人，这种魅力一方面源于他的人格力量和道德纯粹，另一方面也源于他的文化魅力。回顾他的大众文化传播生涯，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他的身影既在台前，又在幕后，而不拘于“作嫁”的角色定位。韬奋身后给我们留下600万字的文稿、著作，这当中既有直面社会生活的评论、杂谈，又有纯正学术品味的职业教育著译、体裁风格多姿的文艺作品译作，还有灵动、清新的个人生活与游历的自述。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韬奋：我的出版主张》一书搜集他谈论办刊、办报、出版图书与办出版社的文章94篇，起自1927年，止于1941年，作为《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之一，本书编者徐诚、王一方在成书后特写信给王仿子先生征求意见，王仿子先生也热情地回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报在此刊登他们的通信，相信通过重读韬奋，可以更加吸引我们去探究他的精神生活，体会韬奋精神的意义与内涵。
王仿子先生的回信
徐诚、一方同志：
书两册收到，十分感谢，十分感兴趣。
先说《韬奋：我的出版主张》。你们两位花了大力了，这样的编法，没有功底是做不了的。下编中很少几篇，我在当年（在衡阳、桂林生活书店时）从《店务通讯》上读过，多数是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单行本上读的，这一次你们超出这单行本，又从《韬奋全集》里选取若干，功德无量。《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不是韬奋先生在《店务通讯》上发表的文章的全部。我曾建议韬奋的女公子邹嘉骊编一本《韬奋出版文集》。把有关出版工作的论述全部收入，但因她正在编年谱，目前顾不上。有这本《主张》，可以弥补我的心愿了。
要说明第二件事是希望让出版界人士知道有这本书，并且买得到。现在有些书出了没有人知道，知道了又买不到。这是出版工作至今不健全不成熟的表现。现在有些出版人求大求多求发财，对于读者的利益很少考虑。
这本书定价太高可能成为接近读者的一个障碍。定价高是有原因的，只印2000册，全部成本一次摊入，定价非高不可。有的书不能不出，但印数少、成本高，而定价又不能超出读者能接受的水平，于是出现亏损，出现“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做法。如果广西教育出版社考虑到读者的购买力，把这本书的定价再压低一些，将是出版业的一大福音。本书里封说明这是一套丛书（不知已出过别的没有），如本本都这样贵，读者只能望书兴叹了。话又说回来，他们愿意出，也算一件好事。
“以盈补亏”并非社会主义出版业的独创，解放前生活书店就是这样做的（在当时生活的书价比中华、商务低）。本书第114页说到“酌量减少大部的新书，多用力量于重版畅销书”，就反映这一事实。1947年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到香港，但香港排印工价比上海高，书不能不出，定价不宜随便提高，当时总经理徐伯昕经过计算后提出“以外版利润支持开支，以重版利润发展新书”的经营方针（所谓“外版利润”是指门市销售外版书所得盈利。所谓“外版”是指生活书店本版书以外，别的出版社出版的统称外版。现在有人把外国出版的书、进口书叫作“外版”，把术语用乱了。），前后两者是一个意思，出版社不是靠初版书获得盈利的，初版书有时有亏损，要用重版书的盈利来弥补。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对此有共识，曾规定“排工与纸型全部成本”，要用一万本书来分摊，第一次只能摊入三分之一的成本。
再说《虹，在风雨后》。我还来不及细看。粗略翻一翻就被吸引住了。大概是因为徐诚同志的业绩我早有所知的缘故（虽然不全面）。这是一本很有意义的、引人入胜的书。我作为读者感谢他在出版这一行中的建树，请代为转达我的谢意。
专此即颂　　　
编安　
王仿子　1999．8．24　
《韬奋：我的出版主张》编者的话
韬奋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但人们对他的崇敬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不过，敬重韬奋不等于理解韬奋：他的奋斗，他的追求，他的职业境界，他的出版主张……要迈入理解韬奋的门槛，不能不重温韬奋的经历，重读他的文字。然而，韬奋的时代毕竟已经逝去了半个多世纪，他当年激荡血肉的言与行随着语境的更迭而移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无需作长途的“学术跋涉”与专业的历史洞察，只需重读韬奋，就能意识到在他职业生活的背后有着许多历史的“扭结”与“扳机”，我们通过这些“扭结”与“扳机”能潜入历史的深处，揭示20世纪上半叶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转型与救亡自强双重变奏场景中，新民主运动、新文化启蒙与大众传播现代机制的确立与运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韬奋是理解近代社会

理解韬奋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