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的足印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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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历史的足印

翻译报道时间：1997/4/18 作者：

编者按　为纪念新华书店建店60周年，我报特于近期寻访了延安时期的新华书店和新华书店总店部分历任现任主要领导人的情况。这七位同志，有的已离开人世，有的已进入古稀之年，有的正年富力强。不管他们当下处于何种状态，他们对新华书店所做的历史性贡献都同样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一代接一代所走过的历史足印，以丰碑的形式，勾勒了新华书店最激动人心、最波澜壮阔的史诗画面。在此，我们谨记下对他们的访谈、简介或他们本人的回忆，以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敬意。同时，这些纪念性文字，将超越简单意义上的回顾，更多地表达我们对书店美好未来的期待和展望
回忆新华书店初建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解放周刊》和马列著作。廖承志任党报委员会秘书，管理日常工作。另设两个科：发行科（即新华书局）、材料科。我是材料科长，科员陈克寒、黄植、臧剑秋。
起初，党报委员会的办事机关设在延安城内南大街天主教堂对面的一个小院内，后来迁到北门内较宽敞的地方。不久，由于发行科同志先后调走，就撤销了材料科，另成立出版发行科。我任科长，黄植任副科长，臧剑秋是科员。
“七·七事变”后，为防备日机轰炸，我到清凉山找到八处石窑洞。党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搬到了清凉山。原来的新华书局虽然登了广告，但书尚未印出来。到有书出售时，就取名新华书店，并刻了一个正方形的新华书店图章，对内是党报委员会发行科，对外是新华书店。
廖承志到清凉山工作了十几天就调走了，由徐冰接替他的工作。徐冰到任后，把出版发行科分为出版和发行两个科，黄植为出版科副科长，我为发行科长。臧敛秋在发行科工作。
工作任务加重，人员却减少了。每当图书、刊物出版时，大家一齐动手，印刷厂的工人也来帮忙，工作非常紧张。有时，我和臧敛秋吃了晚饭，休息一下就从羊肠小道爬到收发室（实际是书库和包装间）。有月光的夜晚，下坡时还可看见羊肠小道。如果是漆黑的夜晚，只好靠两手两脚摸索着下滑，有时踩空，赶紧用双手攀紧上边的石头，再用两脚找路。万一甩下悬崖，就要粉身碎骨。
书刊搬上了山，包好后还要搬下山，由通讯员送到邮局。邮局在城里，要打赤脚蹚过延河，一担一担送去。那时，延河里尽是鹅卵石，可得小心呀！一步一停，如不小心滑倒，书刊一打湿就完了。
新华书店门市部又兼发行科的办公室，位于去印刷厂路边山脚下的一个小石窟中，除了一块床板、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外，连放书的架子也没有，书来了就往地上、床板上、桌子上堆放。
我当时身兼数职，既是发行科长，又等于实际上的新华书店经理和门市部售书员。清凉山只能单独起伙，因此我又是食堂管理员。我还是支部书记。
1937年10月，我调到中宣部工作，我的工作便由王均予接替了。
（注：本文作者涂国林同志是新华书店初创时期的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党的革命和宣传工作，退休前任核工业部政治部顾问，现已88岁高龄。）
当一切已成往事
——史育才同志专访记
赶到史老家的时候，史老正坐在卧室的一个角落，眼前的电视闪现出一些平淡的画面。
尽管采访前，已听说史老的脑力已有些损坏，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已难以追述清楚，但当我见到史老时，他那僵滞而躲闪的眼神，以及过于简单和朴素的穿着，还是让我感到了有些手足无措。
史老的女婿唐先生站在一旁介绍说，史老这个样子已有十年了。当唐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史老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反应，只是极为平静和善地望了我一眼。我内心深处突然升起一股莫可名状的悲哀，我不由想起事先了解到的史老这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和际遇。
史老1914年10月生于河北省阜城县，1938年任中共阜城县工委书记、战地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1939年2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担任发行工作，1943年后任华北新华书店副经理、经理。1949年2月起，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委员、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经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发行部主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兼北京发行所经理、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文革期间，遭到迫害。1973年后，历任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所长、印刷工业出版社社长等，是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届顾问。
相对于世间许多平凡的生命，史老这一生是跌宕而激昂的，可眼前的史老，却因操劳过度，竟已显得如此迟暮、颓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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