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厂长”该当何罪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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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厂长”该当何罪

翻译报道时间：1997/4/4 作者：路野

电视长镜头：《岁月随想》盗版现场，印刷厂厂长魏思启面带微笑说，我们犯了错误……
“错误？”记者指着那满堆的盗版书问他。
这位厂长嗫嚅着想不出其他词。
其实，他只要找到鄙人，以本人潜心研究之所得，面授一番机宜，这点子事算得了什么。
鄙人妙计之一是，赶紧使眼色，叫厂里工人扶老携幼全都来，能哭能坐能躺甚至能跪的，待执法队走后按哭声嗑声和喊声大小论功行赏：都是国家企业，有饭大家吃，抓人封厂万万不能。
鄙人妙计之二是，老魏赶紧揉红眼睛作检讨，最好挤出点眼泪来，我们也是受害者，受了不法书商的骗。
如果再加上魏某以前对地方上下左右均有所打点，这点子事算得了什么？
鄙人的馊点子不是没有根据的。君不见，一年前，某市就发生过一起侵犯知识产权的事。40多人的执法队居然被工厂非法扣押达7个多小时。人多起哄，至今也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后来传出一句话：知识侵权，算是智力扶贫，“大哥大”帮“小弟小”，共同富裕。另据一则资料介绍，某省曾发生地方检察院绑架前去调查盗印案件的公安人员。这也是鄙人馊点子应验的又一个例证。
当然，事到如今这个点子已是下策。上策是供准财神、避开风头、小批大量、速战速决。
供准财神是第一位的。出版管理部门，地方父母官要铁。
避开风头要靠脑袋机灵。像魏思启这位老兄，矛头瞄准全国第一号节目主持人，风头赶上全国冬季“扫黄打非”运动，真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家办厂的眼光。
十分明显，围绕中国出版界的许多糊涂认识，盗版犯罪有许多空子可钻。而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更使某些印刷厂在盗版犯罪中扮演一个谁也无可奈何的特殊角色。
“只要不是黄书，无利也无害，何苦去砸人家的饭碗。”在这里，惩治盗版成了砸人家饭碗的“不义”之举；
“盗版盗印只要不粗制滥造，它还可以更广泛地传播知识，增加作者知名度呢。”个别作者认为盗版无害甚至盗版有功；
“盗版不对，但它同样起到了正版书的宣传教育作用，给地方财政作了贡献。”个别地方领导也对盗版恨不起来。
“正版书太贵，还批不到；盗版书折扣大，发货快。”一些个体书店也向盗版者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查盗版费九牛二虎之力，可盗版的利润和罚款都交了地方财政，出版社一分也捞不着；打官司还不够我们差旅费支出。”出版社也是心灰意懒；“都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印盗版书赚钱也是养活工人给国家交税。”印刷厂更振振有词。
于是盗版风愈刮愈烈，年年盗，各地盗。在我们这个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地方长官面对出版社哭诉控告，也只能以“只要不出政治问题”来慰籍。莫非他敢盗印《邓小平文选》？话隔不久，一记响亮的耳光就打了过来——山东蓬莱某印刷厂盗印《我的父亲邓小平》。矛头：中央文献出版社；作者：邓小平的女儿萧榕。胆子不小吧。
据查，仅东北就发现6种盗版本《我的父亲邓小平》。
事情搞大了。山东省委专门指示，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稍后，中央文献出版社又直接诉诸法律，起诉该印刷厂，可又怎么样呢？
查出个农民魏传锋，一转眼，罪魁祸首就跑了。脚踩西瓜皮。
印刷厂厂长跑不了，可他没事儿。请看法庭上他的《答辩状》：‘（盗版）事实完全属实……但细说起来我们也是受害人……”几句话，说得胸有成竹。
“关于经济赔偿方面，因我们企业当前困难，各方面开支十分紧张，恳切要求减轻一些数额。以帮助我们克服当前的困难，对此我将代表全厂400名职工表示感谢。”
减轻？我的天，仅工本费就应收28、08万元的案子，七折八减被判赔3万元，再要减轻，盗印犯罪恐怕要成为全社会发不义之财最保险的行当了。
最后，该印刷厂仅付给中央文献出版社1万元，以后再也杳无音讯。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不久鄙人采访《新华字典》盗版案，狭路相逢，赫然发现又是该印刷厂推销给某书店15万元码洋的盗版字典。
商务印书馆不知会不会起诉？要起诉，我劝它还是节约了诉讼费吧，最多让该印刷厂把两年前的“答辩状”拿出来念一遍，盗你没商量。
《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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