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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言商

翻译报道时间：1994/11/12 作者：刘洪波

世界上的“店”中，大约只有“书店”的特性是最不明白的。说完全不明白也不准确，至少洋人世界的书店，特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书店即是“赚钱”的一种设施，无论卖鞋子，卖机器，还是卖书，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经营书店（或书业），是一种买卖，是一种经商。但是，在中国，经营书业，好象还不好确凿地定为“经商”，羞于言商，耻于言商，实为恐于言商的心态，虽然不敢说笼罩书业，至少可以说是相当浓烈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书并不是一般的“商品”，它首先还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必须注意到教化功能，正面效果，宣传力量等等。可是商品实际上也并非单单是“钱之源头”，商品首先也要考虑到“使用价值”：诸如药品不能没有疗效，鞋子不能穿一天就破，机器不能没有安全性能，等等。与书相比，这些即为商品的“社会效益”罢。但是，鞋子，药品或机器不因为讲究“社会效益”而不是商品，而图书单单就因为“社会责任”在肩而不能是“商品”了么？
对于书店的商业特性，无论承认不承认，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回避的了。一种显然的迹象是，书店是企业，它不能自以为“社会效益良好”，就完全忽视“经济效益”的存在。免费分发各种“阅读材料”，现在没有再见过；为了“社会效益”做亏本的买卖，也见之不多。书商们正在“第二渠道”里大显身手，发行家们虽然不乏“耻于言商”者，却也感受到了市场的不测。
发行家的耻于言商，不知是否与书业的高雅有关。但是，我记得“商人”的形象，是已经“平反昭雪”了的，高技术商人更是认为“商人是一个高级职称”，自称为“儒商”，商可以是“儒”，又有什么必要坚持“无商不奸”、“士农工”——然后才是“商”的旧理念？职业的雅俗，良心的有无，责任的多少，并不是可以由是否承认“商人”“商品”“商业”来决定的。
尤其需要更正的一个观念是，“承认书业是商业”（甚或“承认书业有商业的特征”），就可能使不负责任的、烂七八糟的精神垃圾铺天而来。按这种逻辑推断，制止假冒伪劣商品的唯一手段，就应该是否定各种商品的“商品性”，否定商店的“商业性”。假冒伪劣商品，正如书中的精神垃圾。
众所周知，商业需要诚信精神，提倡质优价廉，而不是相反。商品的存在并非为了纵容入类的恶行，并非为了鼓励“金钱至上”。如果商品的使用价值违反社会公益，如果不法经商，会有法律手段来对付。用之于书业，道理一致，高尚的图书经营者自觉抵制精神垃圾的流播，而低鄙者只有绳之以纲纪国法。
一个“说法”并不能区分职业的高下，相反理直气壮地、象经商一样地经营书业，有利于形成对图书事业真正的热爱。
中国需要发行家，需要给人民以高尚精神满足的“书商”，需要把图书当作商品来经营的爱书者。这种商品即便有“特殊性”，也不妨还是一种商品（正如任何商品都有其特定的经营要求一样）。
在市场经济时代，书商、发行家是图书市场的组织者，勾通出版家与读者的津梁，使命重大。身处这样的地位，图书经营者可以无所避讳地“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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