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廉

飞廉吹沙：随着市民社会的到来，“精武英雄”式的金庸的作品，由观念上，是可以被超越的。

１９７４年生，湖北孝感人，《今古传奇·故事版》主编。现居武汉。

2006年末，幻想文学的作家步非烟出来讲，武侠要由金庸革命，才能成功。此一句话揭开了媒体的锅，一个以骂名人搏出位的女堂吉诃德又来现世了。她向一架名叫金庸的巨大风车挑战，搅得粉身碎骨固然是活该，被大家的唾沫淹死，也是咎由自取。

诚然，没有金庸，就没有新武侠。没有他的《射雕英雄传》，没有他的《笑傲江湖》，没有他的《鹿鼎记》，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就没得如痴如醉的美好童年，八十年代的电视剧里，就没得娇俏可人的翁美玲，九十年代的电影上，就没得王家卫的《东邪西毒》，二十世纪，就没得张纪中这些牛人。金庸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开辟了中国崭新的大众文学，将“启蒙与救亡”的理想隐喻在武侠世界之中，创造出“金氏白话”的话语系统。但，由金庸来终结武侠，这恐怕是真正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就像李白杜甫不能终结唐诗，贝多芬德彪西不能终结音乐，马克思海德格尔不能终结哲学。中国人的武侠之梦，不可能由金庸巨侠一人来完成。在他身后，马上就有了古龙。古龙差不多是最早提出来要革命的作家，阅读在他小说序言里提出的大武侠时代的梦想，他关于“侠是伟大的同情”等等天才的表述，读者自能体会到他理解到的金庸式武侠的缺陷。

由《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就在试图将“江湖”改造成一个政治的团队，将绿林好汉们，变成一群“政治精英”。侠客们由名门正派中出来，成长为内圣外王的人格典范，为天下兴亡奔忙，为除暴安良操劳，所以侠客们的理想，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客们的归宿，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后名”，即便是小坏如麻的韦小宝，由于他忠孝节义俱全，所以修到了带着美人载着宝货去隐居的好运气。

金庸写武侠之时，明清以来的旧武侠已成为《儿女英雄传》一类的公案小说。作为五四后的一代，他对武侠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给了江湖一种新的推动力，不是破案，清官，也不是爱国（霍元甲），而是“启蒙与救亡”。但是，读者沉迷在他的英雄的幻梦里，却很难发现，硬币的另外一面：普通人、市民到哪里去了？草根的江湖的武侠被引入庙堂之后，原生的质朴的武侠的血气到哪里去了？难道在侠客与官府之外的普通市民，就只能是他们凌辱或帮助的对象吗？这样的文本，好的一面，固然是可以让读者以精英自诩，英雄自居，发奋向上，但真正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市民的、大众的都市，恐怕会头破血流、失望至极，因为“启蒙与救亡”的威权时代已经过去，市民的、大众的、法律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所以古龙提倡个人的武侠，江湖之中的侠客，不是“帮派”中的侠客，而是“公司”中的侠客，崇尚个性与自由。可惜古龙英年早逝，无法将他的新武侠进行到底。

江湖就是现实生活的倒影，武侠小说实则是社会的镜像，除开曲折的情节予读者的娱乐消遣，其象征意义，恐怕是武侠这种文化类型的核心价值所在。以金庸小说对大家潜意识的影响，以武侠小说看似无聊、实则深远的话语权利，在肯定金庸式的“精武英雄”的正面示范的同时，读者一定要警惕英雄后面的主宰、安排、管辖江湖的“精英”迷梦。市民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是英雄，又人人不是英雄的时代，所以江湖规则不能只建立在英雄的梦想之上，而应建立在市民协作的基础上。

所以，金庸的作品，由观念上，是可以被超越的，而技术的层面，相信通过年轻作家们刻苦的努力与学习，也是可以被超越的。毕竟，一个文化高峰的出现，为下一个高峰的耸起，立下了榜样与参照。武侠在金庸古龙之外，还有全新的版图。

步非烟的小说，我仔细读过，她是有资格去通过革命向金庸致敬的青年作家之一。新武侠在经过了金庸奠基，古龙转型之后，追求自由、崇尚个性，一方面挖掘本民族的传统，一方面迎接外来的文化元素，无数有才华的作家在为武侠文化的振兴而努力，如果中国也能建立起自己的好莱坞的话，那么武侠就是混凝土中的钢筋。所以，金庸会欣慰地看到，他开拓的武侠的疆土，正在被年轻一代努力开掘，青春、激情、梦想、才华，这些世上最珍贵的东西的汇集，让他的武侠之梦，不会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