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外研社现象”

李朋义（左）与陈琳（右）

■陈琳

我愿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30年来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无须赘述）称之为“外研社现象”。

作为外研社的一个老朋友、一名老职工（我1990年代初曾兼任音像社总编辑5年），我把“外研社现象”的出现归之于三大要素：

其一，从贷款30万元和几间破旧平房起家，到盖起1990年代首都10大建筑之一的社本部大楼，又建起今日中外知名的国际会议中心，喘息未定，又带头“转型”。外研社始终坚持了一个路线，那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30年来，外研社从不满足已取得的任何成就，从未停步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冲刺，拿下一个又一个新的阵地。一句话：“发展”从未间断过。

其二，外研社始终坚持“人是决定的因素”，把干部培养、人的发展放在首位。不仅在数量上从最初的30几双手到今日的1800口人，而且在质量上建起了一支坚实的队伍。上至社委会领导班子，下至各分支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全面培养、合理安排、各得其所，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全社的工作不断向一个个更高的境界推进。

其三，就是一个领头人所起的作用。我把这一因素摆在最后，是为避免“突出个人”之嫌。但在外研社这个特定案例中，它今日的辉煌，恐怕首先得归功于它的领头羊。是他，自走上领导岗位以来，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指导思想，高瞻远瞩，大胆创新；是他，义无反顾地决定盖起在当时被认为“超前”的社办大楼；是他，决定冒险以贷款兴建起那同样“超前”的国际会议中心；是他，在半年时间里吃住在工地，头戴工作帽，身披破军装，手里不离一把小锤子，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个“拼命三郎”带头在全社树立起一个“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企业文化。正是李朋义这个人，和由他以身作则培养起来的领导集体，造就了外研社今日的辉煌。

正确路线+卓越领导人+一支奉献的队伍=外研社今天的成就。这就是“外研社现象”的公式。

可喜可贺

■季承

外研社30年辉煌历程，可喜可贺！

想30几年前，“文革”末期，我所在的中科院原子能所的科研人员，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但学禁半开，只可以学点外语，可是又苦于没有教材。我得悉首都师范大学有一套“灵格风”（Linguaphone）教材，包括两张唱片，一本文字书籍，便去借用，想请出版社出版发行。学校的老师很慷慨，愿意出借，但出版社顾虑重重，负不了责任，害怕“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几经交涉，我出具了所革委会的担保信，说一旦此书传播了资产阶级思想，由推荐人负责。这样，该书才由上海唱片厂出版发行，给全国读者提供了教材。同时，由于它的出版，其他类似教材，如“英语900句”之类，便得以陆续出版，打开了禁闭之门，使英语教学出现了新局面。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当年外语出版有多么困难。现在，外研社已经成为我国外语出版的领头羊。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分。外研社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我们党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这里谨祝愿外研社再创辉煌！

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

■朱莉娅·亚历山大

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30年间，中国各领域的进步和发展速度无与伦比，这是全世界前所未见、可能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这些成就来自于许多杰出人物的远见、不断努力和相互合作的智力投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相互合作正是中国社会最让我们敬佩和欣赏的方面之一，而外研社就是一个显例。

从最初接触中国到现在的30年来，我有幸结识了许多英语语言教育和教育出版界的杰出人士，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事实上是来自世界各地）。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当然，我过世的丈夫路易也是这么认为的！）李朋义社长是我一生中所遇见过的人里面天赋最高、能力最全面、也最为慷慨的人。在他的绝佳领导下，外研社经历了萌芽、成长和繁荣阶段，长成了今天这样一棵茂盛强壮的大树。

一家公司的道德基调是由领导层来决定的。领导层的高度信誉意味着从上至下的高度信誉。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对同事的信赖和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一家公司的领导之间能充分地相互信任，那么这样的操守就会在公司全部架构的一切活动中体现出来，慢慢植根于企业文化的土壤里。李社长这样的人自然能把一些精明能干的人吸引到他的身边。正因为如此，李社长的继任于春迟社长也保持了外研社的高尚品质和卓识远见。不过，作为一个与李社长有所不同，在年龄上也较为年轻的人，于社长把自己的优良天赋和灵感也赋予了外研社。于社长被任命为社长以后，我立刻就意识到他便是当时最适合那一职位的人选，就像之前的李社长一样。

自从2004年以来，随着《新概念英语青少版》的编辑、出版和推广，我跟外研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跟我那些友善的外研社同事共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由此在社里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告诉我在英国这边的朋友说，“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你们的确如此！

对于我们之间的愉快合作，我真心地感谢李社长和于社长，除此以外，我还想特别感谢社里的其他一些人。早在1997年，我就认识了蔡剑峰总编，感谢他这些年来一直默默给与我的亲切帮助。同样要感谢的是陈琳教授，30年来，他一直是我和路易的好朋友。我要特别感谢章思英副总编辑，她一直在耐心翻译我写的很多东西，也已经成为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当中的明星当然要属我的编辑主任宋微微了。1995年初次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寡言却坚定的年轻女士，而现在则作为一个眼光成熟专业的出版人，成为了我的至交。宋微微的出色人格赢得了我最大的尊重和赞赏。我还要感谢所有为我的教材付出过（以及正在付出）努力的编辑，以及不辞辛劳地伴随我在全国各地工作的市场销售团队。为此，我要感谢安允涛、高华营、姬华颖、咸珊珊、朱宁、韩蜜、曾真、白志勇、胡晓凡、狄梅和余子龙——并向万一被我漏掉名字的人道歉。喏，这是真的！外研社已经成为我的另一个家！

此刻，我跟你们一起庆祝的首先就是这种慷慨的精神。你们共享的努力为的就是达成一个崇高的目的。在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可靠教材的同时，你们也是在对祖国目前和未来的稳定、安康和美好做贡献。我向你们的第一个30周年致敬。接下来的30年也在可靠的人手上，对此我毫无疑问。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我最美好的祝愿和祝贺！

外研社与一个时代的“外语之声”

■张建华

外研社今日的出版成就与辉煌业绩令人信服地印证了当代中国外语教研30年成果丰硕、不断走向新高度的历史。时值三十“而立”的周年，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外研社——这一成就斐然的出版社个案的历史，也是对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外语之声”一个时代历史展开的追忆，阐释与概括。

作为作者我感恩于外研社的不少。我与外研社的合作从教材开始，而与英年早逝的副社长赵文炎共同策划的《现代俄汉双语辞典》（1992）是一个不小的语言工程。合作留下的不仅是在国内最为畅销的俄语辞典佳绩，而且还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与外研社合作的记忆。这一美好来源于我们无间的友谊，有我对他作为出版者敏锐眼光的倾慕，对他严格要求质量，踏实严谨工作作风的敬佩，当然还有对他那成功的宣传、营销策略的赞赏。此后，我应外研社热诚相邀为英文版的世界经典名著写过中文评论，使我在精神上对外研社发生了更多的情感依恋。这样的稿约、书约如若一脉细微而柔韧的香火，它没有因为我们各自的繁忙而中断。在新一代的俄文编辑中又有像周小成、周朝红这样的令人愉快的合作者，他们都对俄罗斯语文图书的出版事业有着真诚的热爱，在他们的积极合作和勤奋努力下，我们共同策划过20世纪俄罗斯文学名家名篇的丛书。

外研社以对自我的定位、发现与追求完成了一个出版社的自我生命与历史、时间关系的书写，也不断造就着一代代有追求的学者。外研社不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语之声”，她还是当代大学出版的“外语之声”，更是我们这个伟大而复杂的变革时代的“外语之声”。

两条腿跃进的外研社

■李行健

感慨最深的是外研社对作者的尊重和信任。凡是书稿中的问题总是耐心细致地同作者商量，有不同意见时首先认真听取作者意见，在仔细查实后尽可能采纳。在生活和工作上也很关心，除逢年过节我们要聚会交流外，还在人力物力上给以帮助支持。李朋义同志看我们编写组办公条件差，曾建议我们搬到北京郊区大兴的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去，在那里为编写组建一座小楼，并请我去看过地址。虽然因多种原因我们没有搬去，但他的关怀我们已感同身受了。

有一次我和曹先擢同志去外研社谈工作，汉语分社社长彭冬林和刘展鹏同志非要用车送我们回去，我们坚决不要，往门口打车去。正好李朋义同志在办公室窗口看到我们走出去，赶下楼招呼我们，但我们已坐上出租车走了。为这件小事，社里通报批评他们没有照顾好我们，还让他们做了责罚。我和先擢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很过意不去，觉得太严厉了。社里领导也常同我们见面交流，平常我们有了问题，大家随时沟通，没有顾虑，不分彼此。朋义同志升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后，新的社领导于春迟、蔡剑峰等都常亲自接待我们，一起研究解决问题。外研社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社，他们的门好进，脸好看，饭也好吃。所以我们同他们从编辑到发行人员都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