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进入外研社的人，都会感觉到非常紧张的工作秩序。社长在忙，总编辑在忙，分社社长在忙，编辑、销售人员都在忙。有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外研社一年能做出30余本词典？为什么大家能毫无怨言地为重点项目加班加点？为什么外研社能抓住读者、作者和客户的心？记者向很多外研人问到“外研社团队的特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惊人地一致：忠诚、敬业、团结、勤奋。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研社每一个团队的成员似乎都有着勇往直前的热忱和使不完的干劲，也不难理解外研社的员工谈及自己身为外研人脸上流露出的自豪。外研社30岁了。那些记忆犹新的外妍人、外研事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回味呢？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熊健，1920年生。1942年党的南方局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在桂林拦截由香港去重庆的重要人物，熊健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条件，较好地完成护送此重要人物的任务，受到党组织的肯定，经周总理特批入党；嗣后即以教书作为掩护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从事外语教学领导工作30年；担任外研社第一任社长……这些标签式的信息，让记者对采访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耄耋老人充满了期待。而当记者跟熊老先生预约时间时，电话那端传来的洪亮声音，以及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敏捷的思路，还是令记者不敢相信，即将面对的是一位90高龄的采访对象。

对于自己出身官宦世家，不惜放弃优裕生活和个人利益投身革命的那段经历，熊老先生的讲述略嫌“平淡”。但正如一位与他相熟的老友所言，“如果改编成电视剧本，完全是一个轰轰烈烈、曲折离奇的故事，一个有勇有谋的地下工作者精英的高大形象”。尽管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尽坎坷，而熊老先生对自己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终生无悔。

1979年8月28日，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年底，熊健被任命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任命为外研社第一任社长。熊健告诉记者，1979年8月在他的宿舍里，林学洪（外研社第一任总编辑）、林易（副总编辑）、靳平妥（副总编辑）、梁克家（副社长）和他一起商讨出版社筹建事宜，初步决定以“服务教育、服务科研”为出版方针；出书范围包括从低到高的精读泛读教材、配套课外学习读物、辞书工具书等为主。

熊健和他的战友们组成坚强的领导集体，团结高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们开座谈会化解政治分歧，秉持公正，保护干部少受屈辱，定期汇报工作，勇于承担工作中差错的责任，讲授市场经济，提高干部业务素质。他们带头默默无闻地苦干又淡于名利、物质享受，从而在全社培育了很好的团队精神，保证了旺盛的战斗力，促使社务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更大成就。1982年，出版书刊的种类、数量就跃居当年12个大学出版社首位。

1985年底，在送别熊健离休的联欢会上，青年社员们唱起了“长亭外古道边”“送战友踏征程”，表达了对他的依依惜别之情。

1993年，中共北京市对台办、北京市政府对台办授予熊健“对台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6年，中共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授予85岁的熊健“优秀党员”称号。

1995年，一位多年相知相遇的老朋友在给熊健的来信中，用几句话概括了他人生旅程中各个时期的形象：“一个天真烂漫而又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一个忧国忧民寻求真理的热血男儿，一个满怀激情冒死卫国的革命战士，一个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孺子牛，一个饱经风霜矢志不渝的老者——他回首往事，无恨无悔，伏视现实而忧心忡忡，于是他‘漫步西堤上’‘相伴杨柳清风’，遥望远山夕阳，‘山水有情容超脱，笑将残梦送黄昏’，豁达乐观地展望未来，殷切地期待国家民族的复兴。”

采访即将结束时，熊老先生还饶有兴趣地跟记者聊起前日奥巴马访华时的诸多细节，更让记者感慨良多，90老人尚日学日思，我辈何如？

(金霞）

有一种精神叫“林学洪精神”

提起林学洪，回忆起与他共事的日子，许多外研社的老员工总会有些动容，有时甚至热泪盈眶。他们称他为“出版社第一功臣”，他们用“林学洪精神”来形容他和他的时代。

这些赞誉，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外研社第一任总编辑，也不只是因为他是位精通英语、俄语，懂得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大学问家，甚至也不只是因为他倾尽心力奉上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小小英汉词典》等一系列精品，为外研社发展立下的赫赫战功。

这些敬仰，更来自于那些细水长流的往事。一代又一代代外研人，听着这些故事成长，在感动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1981年夏天，外研社要做一本词典——《小小英汉词典》，全国新华书店一征订，280万册。这意味着出版社必须及时赶印出这本词典，这个数字才作数，否则也许就成80万册了。当时，还有另外3家出版社也在筹备这个词典，留给外研社编辑们的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为了保证《小小英汉词典》保质保量按时出版，抢占市场，时任总编辑的林学洪带着李朋义和一个刚来不久的新编辑郑建德，到了北京广播学院印刷厂。条件简陋、酷暑难当，林学洪二话不说就住下了，三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开始了一场“攻坚战”。一开始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一天工作16个小时。几天之后，林学洪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往往是凌晨两点睡下，四点钟又在小桌子上开始改稿。李朋义和新编辑担心他的身体，就劝他说：“林老师休息吧！”林学洪抱歉地说：“哎呦，小李，我耽误你们睡觉了。”第二天凌晨，林学洪不见了。直到清晨，李朋义才找到了他。原来，印刷厂附近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亭子里有一个放电话的小桌子，林学洪怕打扰年轻编辑休息，悄悄躲在这里默默工作着。灯光昏暗，面积不到一平方米，林学洪就这样趴在放电话机的木台子上，完全忘记了燥热的空气和疲劳的身体。那个瘦小的剪影，至今仍留在李朋义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到了最后关头，林学洪三天两夜没合眼。那时候，他坐下就会睡着，于是他就站着，来回走着改稿子。连续工作52个小时后，林学洪终于撑不住了，晕倒在印刷车间。印刷厂的工人感动地说：“我们还真没见过这样拼命干活的人。”

这本小词典终于抢在另外3家出版社前头出版发行，首印100万册，给出版社带来了40多万元利润。后来逐步加印到280万册，成为外研社出版词典中的经典之一。这样的“傻事”，林学洪还干过许多。有一次，任满申在下班路上遇见林学洪，那时林学洪已经搬到西院12号楼，可是他还在东院往原来住的9号楼走。任满申问他去哪儿，他说“我回家”。任满申说：“您不是已经搬家了吗？”他才记起：“哦！”这一路上，他一直考虑编辑文稿的事，竟忘了家在哪里。这个忘记家在哪里的人，用他的“傻”和“热情”诠释着老一辈外研人的可爱与可敬。 (卞卓舟)

为外研社发展献出生命的人

外研社30年辉煌成就的背后，凝聚了一代代外研人的心血和汗水。有人为她付出了青春，有人为她付出了健康，有人甚至为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9年12月的那一天，外研社副社长赵文炎同志和发行二部主任李明明为了推广《新编大学英语》，赶赴山东济南参加大学英语研究会年会，在返京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这两个名字，带给我们外研人永恒的怀念和深刻的感动。

赵文炎原是北京外语大学出色的俄语教师。当时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并兼任外研社社长的王福祥教授是他的老师。在王福祥社长的影响下，他对外研社的工作燃起了热情和向往。从大学教师，到出版部主任，赵文炎选择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赵文炎直接管理的印制工作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懂印刷、懂排版、懂纸张、懂装订、懂设计、懂经营管理、懂成本计算……凭着好学、勤奋、无私、钻研的精神，他很快成了出版印制专家，连印刷厂的工人师傅都对他称赞不已。能干肯干的赵文炎很快走上了管理岗位，先后任外研社的副总编辑、副社长，一方面埋头苦学，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俄语图书，成为外研社俄语图书出版的奠基者之一；另一方面又全面主持全社的营销工作（当时叫发行工作），表现出了充分把握市场经济改革脉搏的头脑、眼光、魄力，和极强的开拓精神。为了外研社的销售工作，他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跑遍了大江南北，同书业界的朋友们建立了稳定和谐的友谊，巩固了外研社强大的销售网络，带出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销售队伍。

兢兢业业、锲而不舍，赵文炎成为了一名同时精通编辑、印制、发行和管理工作的全面人才。赵文炎的身上处处闪现着老一辈外研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魅力，对待工作有火一般的热情，对待同事有水一样的温情。

1999年，外研社的《新编大学英语》推广工作在90年代末步履艰难，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协助我做好《新编大学英语》的营销工作，几乎将每一个周末和节假日都花在了工作上。谁也没有想到，一次推广活动，竟是他们生命的终点。

他们用生命写就历史，他们用生命铸就辉煌，他们是外研发展路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外研社庆祝30周年的时候，我和外研社的全体员工永远缅怀他们，他们永垂不朽，他们的精神长存。　　　　（李朋义）

与同事们一起“冲浪”

蓦然回首，辞书部已扩展为分社，人员多了近4倍。与辞书分社共同走过的这段日子，促成了我人生岁月的一大嬗变，异于以往，胜于以往。

韩家川，京城西北一隅。2001年7月，我们的首次“冲浪”就在那里。3天3夜灯火不熄，饿了吃盒饭，渴了喝凉茶水或凉白开，一边改稿核片，一边还要和蚊子进行流血的战争。等到《中国初中英语学习词典》的胶片出齐时，天将破晓，东方已初现晨曦。

在景煌大院，辞书部再次全体加班。临近元旦，天气阴冷，晚上更是寒气逼人。好在那里锅灶齐备，可以随意DIY夜宵。每次煮一大锅青菜面条，大家你争我抢，吃得津津有味，就这样熬过了7个夜晚。《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当年全社的重中之重，终于得以如期付印。

《英汉多功能词典》（新版），2008年的重点辞书之一。为保证按时出版，最多时有20名编校人员参与其中，6个周末集体加班。这么多人周末来社里，让门卫惊诧一时，也让准备加班午餐的师傅们着实忙碌了一番。宋人有词云：块垒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在每次“冲浪”后，我对什么酒都不感兴趣，最想做的是蒙头睡上一大觉，正所谓：困顿身上疲与乏，一觉酣睡都灭！ (杨镇明)

辉煌外研社，质量永当先

我没有亲历外研社初创时的情景，但在她创办十周年之际，我加入了她的员工队伍，并亲睹了其发展初期的蹒跚步履。我至今还记得二十年前初到外研社工作时的场景。当时全社员工六七十人，办公地点位于北外西院东南角的一号筒子楼（现外研社大楼南楼位置）的一至三层房间，其中第三层仅有西边靠近楼梯处的三四间房子归出版社使用，东边大部分房间则属于北外教职工家庭住户。所幸的是，我在外研社的二十年中，亲身经历了她的辉煌发展，外研社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当今跻身国家一级出版社行列。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外研社的高速发展从来都没有以牺牲出版物质量为代价，相反，外研社从社长、总编辑到一般员工，从来都紧绷质量这根弦，质量意识坚定而明确。作为长期从事质量管理和图书质量检查工作的我，有着深刻的体会。无论在员工入社面试、业绩考评，还是在干部协调会上，出版物质量的观念和意识都始终如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前新一届社委会强有力领导下，外研社事业将更加繁荣昌盛，外研社质量管理工作也将随之不断创造新的成绩。 (杨学义)

感受“红楼”，伴随梦想起航

工作第一年，我和两位同事到外地参加一个展会，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同行交流。场景：布展间歇，十几个展位的人在休息区休息，截取片段如下。A：“你是哪个出版社的？”B：“我是电子工业的。”A：“不错，你们的书卖得很好。”“你是哪个出版社的？”C：“我是人民邮电的。”A：“我和你们社的★★很熟的。”“你是哪个出版社的？”D：“我是机工的。”（明显感觉这个D有种自豪感）A：“哦，真不错，你们的零售销量真让人羡慕。”“你是哪个出版社的？”我：“我是外研社的。”

A、B、C、D、E、F、G齐声“你是外研社的！”A：“你们的市场是怎么做的？都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活动？”B：“你们工具书怎么推广？”C：“你们市场和发行分开吗？是什么结构？”D：“你们信息员怎么管理的？”E、F、G：……刚才还在闲谈的人突然齐刷刷地看向我，散乱的队形好像一下子以我为中心了，噼里啪啦抛给我一堆的问题，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地换名片。这架势好像刚才我说了我在Google工作，至少也是在IBM工作，对于理工科毕业的我来说似乎这两家公司才能让大家有这样的反应。“我在外研社工作”让我的职业成就感得到了最初的满足。 (寇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