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23日，下一年度年画订货会召开，业务人员正在翻看大样。

1980年，山西运城地区新华书店组织的一次年画订货会之场景。

1985年春节前，山西省阳城县新华书店门前年画销售的场景。一般的县级新华书店年画品种须在500个左右方可应得了市场需求。而一种不算畅销的品种，也会有千个以上的新华书店订货。在12月—元旦—春节的销售旺季里，各级店农村供销社的厅堂中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

介子平

19491～1965年画的畅销品种尤以政治性题材为最，政治性内容的招贴、领袖像等准年画的销售量也很大。

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即签发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年画中应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技术上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新年画运动”的发端。期间古元、董希文、力群、张仃、彦涵等著名画家带头投入到了年画创作中来。由于诸多大牌画家的投入，推动了年画创作水平的提高，从而丰富了题材，更新了创作手法。此时，发行渠道的不顺畅便成了“新年画运动”中的突出矛盾。1951年10月，文化部、出版总署发出了《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直到1953年年画发行的外部环境才得以改善。

1953年，由于过于强调年画的政治宣传及教育作用，忽视了其固有内涵，加之出画时间晚，印制粗糙，国营出版社年画的销售受到了影响。相反，私营年画出版则因注重大众审美情趣，销售手段灵活而发行量大增。上海私营月份牌年画仅在东北地区的销售就达1000万张，而国营牌年画只有378万张。太原市新华书店这年共发行年画41821张，而私人年画发行就有37万余张；大同市公私营版年画共销56695张，而新华书店只销了18600张。仅据山西境内几家新华书店的统计，私营年画发行量有46万张之巨。这一年，由于上海东方红、华美、长春等私营印刷厂以月份牌画法绘制“脸白唇红”的领袖像，而被认为是粗制滥造品，被有关部门查处。为此，1954年7月出版总署批转的新华书店总店《1954年度年画发行工作改进方案》中，对其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方案建议将上海天津两地的私营年画业年内全部或大部分进行公私合营改造，以改变“私营年画出版商出版年画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成立的河北武强合作画厂、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正是这一意图的体现。

1954年6月28日，新华书店总店召开年画发行工作第一次会议，会议就年画的进发货折扣、批发折扣、订添货、发货、调剂、订货目录等工作细节做了规定，同时要求订货目录应附“缩样”、“缩样”中要印有内容说明，并争取出版社用彩版。是年，全国的年画发行总量达到了7000万张，其中国营厂家印制了2700万张，占35%，私营厂家印制了4400万张。仅山西全省新华书店就发行年画192万张。重庆市新华书店1955年发行年画13.9万张，1956年为10.9万张；该店民权路门市部1957～1958年年画进货为52万张，销34万张，17万张存货移至下半年继续销售；1959年其年画订货为30万张，销售44万余张。

这一时期年画的畅销品种尤以政治性题材为最，如1949年《开国大典》、《毛主席阅兵》、《中苏友好》、《群众合作社》、《学文化》、《参军图》、《人民代表选举大会》、《新年劳军》、《清算图》、《纺织互助》、《农民和拖拉机》；1950年的《报告朝鲜前线的胜利》、《把我们制造的坦克送到国防线上去》、《志愿军凯旋归国》、《新中国的儿童》、《劳动换来光荣》；1951年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保卫和平》、《报告朝鲜前线的胜利》、《新得的黄牛》、《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毛主席和农民版画家》；1952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向北京报捷》、《人民的西湖》、《幸福婚姻》、《社会主义好》、《未婚媳妇到婆家》、《养小鸡捐飞机》、《中朝部队前线胜利欢歌》；1953年的《真挚的友谊》、《草原上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赶庙会》、《中朝部队并肩作战打击美国狼》；1954年的《唱着山歌送代表》、《接待人民来访》、《拔罗卜》、《数他劳动强》、《叔叔我们胜利啦》、《妈妈从地里回来了》、《说故事》；1955年的《东方红》、《朱总司令在军舰上》、《抢渡泸定》、《炮轰一江山》、《郑成功》；1956年的《合作生产收成好》；1957年的《好媳妇》、《迎春曲》、《草原上的婚礼》、《欢天喜地庆丰收》、《优属》、《养鸡养鸭》；1958年的《瓜果丰收》、《麦收忙》、《远方来客》、《赶先进》、《向北京报捷》、《送给亲人毛主席》、《团圆饭》；1959年的《在毛主席身边》、《和平幸福》、《同庆丰收》、《人民公社好》、《钢铁粮绵大跃进》、《献花》、《志愿军凯旋归国》等。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年画的题材是鲤鱼跳龙门、金玉满堂式的翻版，历史戏曲内容的作品就更多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了各店的常备品种。

同时，政治性内容的招贴、领袖像等准年画的销售量也很大。1950年代初印行的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已成为反映那个时代风貌的历史画卷。《给军属拜年》、《保卫和平保卫儿童幸福》、《考考妈妈》、《又增加了两分》、《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等一批反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内容的招贴画也很著名。解放后，群众对领袖像的需求猛增，当时毛泽东像的发行在土改区达到了每户一张，在未土改区则为5户一张。1953年3月，斯大林遗像的发行也达到可观的数字。除此之外，领袖像中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孙中山、布尔加宁、霍查等人的画像。

1960年代初，即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年画出版不受影响，1961年8月10日，文化部发出了《关于适当解决年画用纸，争取增加年画印数的通知》。为此，有关部门从部分库存纸中拨出70～80克双面胶版纸600吨，从外贸部调进出口新闻纸600吨，分别调予上海市出版局及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供其专项印制年画。此时年画供货实行起了配给制。由于胶版年画供应严重不足，早已停产的民间木版年画作坊又暗自恢复生产，1962年春节前，仅山东省就有34个县市有这种印造。著名的传统年画四大产地之一的潍县，有26个村、300多户人家重操旧业，印制达300余万张；另一年画产地高密县也印了50多万张，全省的印造数约在600万张以上。尽管出现了这般局面，全国的正版年画发行量仍在1962年达到了2亿张。1964年，有关部门强调，年画的出版要重视现实教育意义，多出反映工农业生产、革命传统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等内容的作品。各店在年画订货中由此确定了自己的比例，现实教育意义者占多少，戏曲舞蹈、娃娃图、山水花鸟者占多少，都须有设定。1963年3月30日，文化部下文，要求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些加印少数民族文字的年画。1960年著名的年画品种有《有空就学》、《龙凤呈祥》、《五子爱清洁》、《人民公社无限好，集体生活幸福多》、《丰收图》；1961年有《三面红旗万岁》、《互相支援，同庆丰收》；1962年有《评膘回来》、《劳动归来》；1963年有《大办农业，五谷丰登》、《山花烂漫》、《送公粮》、《毛主席参观丰产田》；1964年有《永远学习的好榜样》、《童年当长工的地方》、《红灯高照》、《采莲》、《试耕图》、《李双双》、《晨》、《炮击金门》、《岁岁是英雄，年年当模范》；1965年有《传授》、《保卫领空，巩固海防》、《在平凡的岗位上》、《牧读小学》、《下地之前》、《模范饲养员王传河》、《下井归来》、《丰收之后》、《毛主席和青年农民》、《掀帘战》、《创业图》、《英雄八连访大寨》、《白求恩》等。

19661～1976年画的种类单一化，大部分都是“样板戏”剧照和政治口号招贴印制品，年画与宣传画的界线难以区分。

自1966年至“文革”结束，期间许多种类的年画不准出版，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剧照和政治口号招贴印制品，年画与宣传画的界线难以区分。因不适合家居张挂，购买者减少，造成批量积压。与此同时，毛主席像的发行量骤增，且规格也越来越多，其分为特全开、全开、对开、4开、8开、16开、64开等格式，从制作材料看，又可分为纸质、铁质、铝质、瓷质、塑质、玻璃质、纤维板质等等。一般的县级新华书店都要保持数十个品种。1967年7月，“毛主席生活像”和《毛主席去安源》出版，至年底共印发了2220万张。仅山西全省新华书店发行单张毛主席语录就达1109.5万张，毛主席标准像598.5万张；到1968年，全省毛主席像的发行量已达2466万张；从1966年7月至1970年第一季度，全省累计发行毛主席像5446.2万张。“文革”10年，仅辽宁省便发行各种毛主席像1.245亿张，每户平均20张。

1971年，各出版社开始少量出版除“样板戏”剧照外其他内容的年画作品，如这一年的《井冈山》、《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1972年的《天安门的早晨》、《革命精神代代传》等品种发行量都很大。1973年，京版年画品种只有20种，沪版为60种，津版20种，辽版27种，晋版48种，其品种除“样板戏”剧照外，尚有《大寨之路》、《英雄大庆人》、《延安新春》、《丰收忙》、《军民一家亲》、《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和青年农民》、《长大要当解放军》、《小小针线包》、《杂技集锦》等等。1974年版品种有《申请入党》、《采药》、《社会鱼塘》、《哥哥带上了红领巾》等。1975年出版的年画品种有所增加，《学习潘冬子》、《海防前线》、《我送奶奶上夜校》、《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会战年代》等品种紧扣当年的政治形势与中心工作。1976年出品的有《俺队今年过长江》、《夜校新歌》、《儿歌向着北京唱》、《英姿飒爽翱长空》、《莺歌燕舞》、《艳阳天》等。1975年10月1日在京举办的“全国年画、少年儿童美术展览”上，王錞的《出征》、贾国中的《锦绣版纳春满园》，张金荣、于化鲤的《春风送暖》，郭常信的《年过半百头一回》，魏扬的《万里长江横渡》，潘晋拔、夏晔的《无限风光在险锋》，高而颐等的《大风浪里炼红心》等作品获奖。由于不受群众欢迎，仅山西全省积压的“样板戏”剧照就达百万张之多。参照其他省市的作法，山西省新华书店于1973年10月15日决定对其作“内部降价处理”，降价幅度为50%。“文革”结束后，各地大量库存开始在“呆滞图书损失准备金”项下核销，作报废处理。“样板戏”剧照条屏、《钢铁工人评千秋》、《战地新歌》、《毕业归来》、《引人入胜》、《丰收之夜》等一大批年画也在报废之列。

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中年画出版的又一高峰期，期间全国出版的年画品种每年都在千种以上，印数从1976年的3.4亿张，至1980年增加到6亿张，1983年增至6.5亿张，1984年增至7.1亿张，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约有2.3张。

为适应这一繁荣期的到来，1978年3月23日，国家出版局批转了新华书店总店《关于统一年画进发工作的几项意见》。意见就每年年画的征订次数及时间、数量的分配、预印预发办法等细节问题作了规范。

传统的年画订货模式是：出版社寄发年画缩样，订货店按图索骥，画数字填订单，发货店汇总、发货、结算。但随着出版单位的增多，出版品种的增加，以及群众欣赏趣味的多样化，且对印刷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缩样订货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为此，1981年4月1日至10日，第一次全国年画看样订货会在京举行。期间，有关出版社展出的年画、年历、挂历品种大样近500个。出版方与订货方直接见面，得到了来自基层店的意见建议，订货店则了解了供货方的出版意图，看到了产品的全貌，因而很受欢迎，订货总数达到了不可思议的6亿张(册)。1982年4月6日至10日，第二次全国年画看样订货会在沪举行，期间展出了29家出版社的年画大样近900幅，与会者仅预订京沪两版年画就达1.8亿张。1983年4月1日至8日，第三次全国年画看样订货会移师津门，会上展出年画大样1600种，预订年画需求下降的原因有诸如家俱及门式结构的变化、非法出版物充斥市场、赠画单位增多、涨价等客观因素，也有因群众审美情趣转移而年画品种质量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主观原委，而挂历产品对年画的冲击，在这一演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0年代末期，四开本13张式挂历一经面世，便受到各方关注，各地出版社争相抢购。1982年仅通过新华书店发行的挂历就达460万本，1986年增至1500万本。挂历发行的增长幅度恰好与年画销售的退减比例吻合，此消而彼长。消费者对挂历的兴趣，正是其年画消费习惯的延续，可以说挂历是年画的更生。

一本对开80克国产铜版纸13张式低档挂历，其平均定价：1987年约8元，1988年11元，1989年15元，1991年18元，1992年24元，1995年40元；而用128克进口铜版纸印制的高档品，1995年的最高定价竟为288元。在定价离奇上涨的同时，批发折扣也在抬升，从最初的20%，增至后来的50%，甚至70%。挂历多为公款购买，而其中的回扣多为个人所获，故198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通告，严禁用公款印刷购买挂历赠送。但“通告”并未扑灭愈演愈烈的“挂历大战”之火，直到1996年挂历市场才出现了与往年“大战”截然不同的态势，达到了综合治理的目的，挂历终于恢复了其普通出版物的本来面目。挂历在占取了年画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之后，也未逃脱由盛到衰的自然法则，且兴盛时日不过十来年，衰败的势头却是那样的迅猛。

至1990年代末，除天津杨柳青书画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还在进行年画出版外，多数美术社已放弃了这项业务，而出版的种类中又多为中堂、条屏轴、沙发画、装饰画等价格不菲者，单张年画已不多见了。相反，曾被视为“传播封建迷信、淫秽、荒诞思想、毒害群众，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投机活动”的传统木版年画，却以国粹的名份摆上了工艺品柜台。一些厂家也尝试着以丝质、布质年画吸引购买，但终究收效甚微。多数县以下级新华书店已不再经营年画，农村顾客有需要者，只得从腊月的集市买几张小商游贩的盗版塑膜年画了。60年后，年画重新回到了出发时的位置——地摊，这一现象着实令人沉思!

新年画火爆几十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紧逐时代步伐，围绕政治中心，反映现实生活是其鲜明特色。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基础的改变，其式微是必然规律，如今的走势实属正常。新年画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次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行程，在中国民间艺术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员之多、发行数量之大、受重视程度之高，实属罕见。新年画中要传达的及所传达的影响了几代人，而年画这种固有形式在中国已存活了上千年，这里有它植根的沃土。新年画是年画属性与时代风物紧密结合的产物，这一特征注定了它不会彻底消失。60年了，新年画运动该有个评价总结了，但目前不要说专题博物馆、档案馆了，就是一部专著、一本画集、一个回顾展也没有。难道也要像木版年画，待到没有了实物、没有了资料时，方回味出它的价值所在，果真如此，将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