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赫伯迪格（DickHebdige，1954～）

当代文化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早年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伯明翰学派的灵魂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迪克·赫伯迪格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电影系教授、科际整合人文中心主任。

○唐纳（书评人）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脉络是明确的，其实它们正是在正统文化的包庇下发展起来，并成为新的正统文化。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流行文化是对年轻人一次次系统的收编过程。

就算亚文化是文化，但它算艺术吗？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于1979年出版以来就成为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经典著作。《亚文化》在传统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历史符号学、阶级分析、社会分析，研究了1970年代英国朋克、垮掉的一代、无赖青年、摩登族、光头党等青年亚文化个案，由此对亚文化的功能、风格的来源、亚文化的意义、亚文化的抵抗和收编方式、风格的构成方式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按照《亚文化》一书提供的方法，我们可以重新透视一下中国大陆当代流行文化亚文化的风格流变。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港台流行文化，如邓丽君、罗大佑、齐秦、齐豫、童安格等的歌曲，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以及大陆通俗歌曲，如李谷一的《乡恋》、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到1980年代后期的《信天游》、《黄土高坡》为代表的西北风。人性、人道主义等新的主流话语逐渐取代了阶级斗争、革命理想等旧的主流话语。20世纪90年代港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武侠片、言情片、生活伦理片、香港“四大天王”大行其道。王朔的顽主因1990年由王朔主创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的空前成功而成为新的道德楷模。这和《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把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经营，同时刘震云、池莉等的小说也深受知识分子欢迎。1990年代后期，周星驰搞笑无厘头电影受青年人追捧。2004年前后，网络、手机与电视互动的商业模式取得成功，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节目在各地荧屏风起云涌，还有“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红楼梦中人”。这些选秀节目深深地浸透着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年轻人什么是成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有趣的是，选秀中的年轻人已经不创造什么新的文化，而是模仿之前的流行文化，一种永远无法超越的模仿，一个实实在在的赝品。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脉络是明确的。我想，如果赫伯迪格对其中的流变有所了解的话，也不会认为它们与正统文化之间有多么实质性的冲突，其实它们正是在正统文化的包庇下发展起来，并成为新的正统文化的。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流行文化是对年轻人一次次系统的收编过程。

“每一个阶层都有他们活动的场所和空间”

亚文化究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意义和功能，还是非常容易滑到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圈子中去，的确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

1970年代英国大萧条，18岁男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8.6％，女青年达29.6％，朋克文化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评被人认为是非常简单肤浅的，它的新意在于反对了被公众接受为“常识”的概念，如工作、价值、种族、高尚与艺术性。资本比人民聪明，它是一种体制化、工业化的商业，为了迎合青年人的需要，它扎进了牛仔裤、皮夹克、锁链、摇滚乐和青少年派对中去。“所有的反叛，都和那个巨大的青少年消费市场紧密关联，要想打开他们的钱包，必须给予青少年亚文化以相当的合法地位并掌握其文化语言。”（《酷之征服》）英国《卫报》2009年7月22日有篇文章，题目叫“我不喜欢看到他的脸孔商业化”，这里的他指的是格瓦拉。格瓦拉1960年参加一次葬礼时，阿尔韦托·科尔达为他拍摄了最知名的一幅肖像照——咬紧牙关，眼望远方，红星贝雷帽下露出蓬乱的头发。从那以后，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无数海报、T恤衫和广告牌上。这脸孔所代表的革命亚文化似乎传播甚广，但脸孔背后的贫困起源问题是不是会被同时提及呢？

北京的迷笛音乐节搞了8年，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户外音乐节之一，参加的摇滚乐队数量增加了，但主办人认为市场并没有真正打开。就像崔健所说，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没有摇滚乐文化。中国的摇滚乐人一直在“革命”姿态和商业之间挣扎。

没有挣扎的是一些地方文化，比如刘老根大舞台高调进京、小沈阳全国火爆巡演的商业成功让二人转火遍大江南北，周立波在上海的成功，郭德纲等人在北京的成功，以及无法限制的方言相声、方言电视剧等。

2008年底沉寂已久的著名恶搞视频制作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斗地主》、《满城尽是加班族》、《007大战猪肉王子》和《007大战黑衣人》的制作者胡戈推出了《××小区××号群租房整点新闻》，在恶搞大片之后又恶搞严肃的新闻。这时网络上已经有网友自制的“山寨新闻”、“火星新闻”好几档了，还有施孟奇的“山寨春晚”。他们的创作或许是为了逃离沉闷无聊的生活，或许有商业的目的，但是对于观者来说显然具有反抗文化霸权、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它们的风格是鲜明的，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嘲弄、解构却反映现实。胡戈说，危害性大的是“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恶搞视频的受众大多是城市小白领、准白领，他们对现实多少有些不满，这些节目是他们人生征途中“苦恼人的笑”。我不认为这些亚文化是用笑声或自己的爽代替了思考，相反思考也是蕴涵在其中的。正是在这个例子中，我看到赫伯迪格所说亚文化风格的抵抗功能发挥了一些作用。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美]迪克·赫伯迪格著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26.00元